法 意 導 言

《格列佛遊記》何以成為一個現代國家的寓言？斯威夫特的遊戲文字下，埋藏了何種嚴肅意圖？文學與政治之關系的古今嬗變何以在此發生？這些問題都指向了斯威夫特的古典關懷：人應該如何生活。

洪濤所著《〈格列佛遊記〉與古今政治》一書正是基于這一主要關懷，對《格列佛遊記》蘊含的普遍、永恒的價值進行了闡述。全書從古今視角切入，主要圍繞以下問題展開讨論：一、飛島國“哲人”與“慧骃”是否分别象征“今”與“古”且彼此對立；二、慧骃國是否就是“格列佛”乃至斯威夫特本人的理想；三、《格列佛遊記》是否終結于“格列佛”的憤世隐遁；四、何謂寫作的“真實”。這些問題無疑都牽涉着另一個隐含的且更為根本的問題：“今”（表現于小說中的17世紀以來的英國社會、政治及其文明）是否一定勝于“古”（在小說中所隐含着的處處與“今”相對照的古典傳統）。在此意義上，要全面理解《格列佛遊記》，就不能離開斯威夫特所置身的18世紀初的“古今之争”這一基本背景。本文為《〈格列佛遊記〉與古今政治》的引子。

《格列佛遊記》，

一個現代國家寓言？

作者：洪濤

作者簡介

洪濤，1968年生于上海，法學博士，現為複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領域為政治哲學、政治思想史等。任《複旦政治哲學評論》主編。

洪濤著《〈格列佛遊記〉與古今政治》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年4月)

圖片來源：豆瓣讀書

1945年秋，因出版《動物農莊》名聲大噪并初嘗成功滋味的奧威爾，卻作了一個懲罰性的自我判決——于英國北部赫布裡底群島中一個名為朱拉的荒涼小島，租下一座廢棄的屋子，以做一個“悲傷的、孤獨的人”[1]。奧威爾此舉令人費解。《動物農莊》的傾向，盡管與英美戰時綏靖主義政策不一緻，就20世紀30年代以來的知識界普遍左傾氛圍而言，也不能說合時宜。但是，随着第三帝國的崩潰，蘇聯取而代之，成為西方主要敵人，《動物農莊》所譏刺的對象正是蘇聯革命，非常合乎這一即将來臨的變化，該書甚至因之而被視作冷戰開始的征兆。此書出版後受大衆讀者追捧，且為權力部門重視，并不令人吃驚。隻是“成功”或“合拍”不僅未使奧威爾步入政治權力與榮耀的中心，反使他“自我放逐”于一座荒涼小島。該島氣候嚴酷，于奧威爾病弱的身體而言，幾乎是緻命的。這究竟是出于怎樣的一種考慮呢？據奧威爾本人的說法，朱拉島将是最後一個受即将來臨的極權政權影響、因而可被視作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奧威爾此說令人驚訝：法西斯主義不是已被擊敗、極權政權不是也遭覆滅了嗎，奧威爾的國家——英國，在這場針對極權威脅的艱難的自由之戰中，不是已經赢得最終的勝利了麼？那麼，他所謂“即将來臨的極權統治”，究竟指的是什麼：是《動物農莊》中影射的對象——還是，别有所指？

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動物農莊》、《一九八四》作者

圖片來源：百度百科

這個問題的答案，可能要到奧威爾《動物農莊》之後的其他作品中去尋找。在完成《動物農莊》這一政治意味“顯豁”的寓言之作後，奧威爾意猶未盡。這部小說的成功似乎隻是讓他有了避居朱拉島的機會，從而得以準備——他真正重要的——另一部作品：《一九八四》。然而，在《動物農莊》和《一九八四》這兩部奠定其傳世聲望的小說之間，亦即在1946年，奧威爾還寫了若幹随筆和評論，其中一篇題為《政治VS.文學：對〈格列佛遊記〉的考察》，發表在《論争》1946年最後一期。倘若想了解奧威爾有關極權統治的真實想法，而不是簡單囿于“冷戰”意識形态的解釋——将這兩部小說視作無論哪個陣營的思想武器，那麼，思考如下問題就是必要的：何以他評論起了《格列佛遊記》（下文或簡稱《遊記》），僅僅因為斯威夫特是他所“最毫無保留地推崇的作家”[2]嗎？畢竟，此時的奧威爾已感來日無多，急于完成他自視最後且最重要的作品。

《動物農莊》剛出版時，在知識界受到的批評多于贊美。批評主要針對小說的政治傾向。這些批評很可能引發了奧威爾對其文學創作與政治關系的思考。也就是在1946年，奧威爾還寫了一篇題為《我為什麼要寫作》的文章，其中寫道：“我在過去十年之中一直最要做的事情就是使政治寫作成為一種藝術。”[3]這一夫子自道，或許可以讓我們對奧威爾評論斯威夫特的原因，有一種推測：斯威夫特正是特别以文學方式從事政治寫作和政治思考的這一現代傳統的重要開創者。奧威爾《動物農莊》的出版，已使他的同時代人，諸如埃德蒙·威爾遜、庫斯勒，紛紛把他的文學創作歸諸斯威夫特所開創的傳統。甚至艾略特，盡管對《動物農莊》中的具體觀點頗有微辭，也視之為一本自《格列佛遊記》以來極少數技巧純熟且能讓人保持閱讀興趣不減的寓言之作。[4]

那麼，奧威爾是否打算讓他的關于斯威夫特的評論，成為業已完成的《動物農莊》的“注腳”，或即将着手的《一九八四》的“序言”？的确，斯威夫特容易使人聯想起奧威爾被歸屬且他自己也認同的這一傳統：在不同程度上拒絕現代哲學式理論體系的建構，傾向于以想象的方式觸及時代的核心問題，以政治和文學作為其活動領域的橢圓形的兩個焦點。但是，不能否認，奧威爾和斯威夫特在文風上存在着顯而易見的差異：奧威爾的作品一直被認為缺乏“文學”式想象力而近于寫實性新聞小說。即便被歸屬于寓言作品的《動物農莊》，也缺乏《格列佛遊記》式的真正的喜劇性：後者直接承繼了古希臘喜劇家阿裡斯托芬的傳統，前者卻并非如此。至于重要性遠勝于《動物農莊》的《一九八四》，與斯威夫特式小說距離更遠，它猶如一部紀實作品，毫無諷刺意味：隻是嚴肅認真地記叙大洋國如何改造這位“最後之人”——溫斯頓，以實現其理想、亦即完成旨在使人能夠全然為權力擺布的人性改造。《一九八四》與其說是斯威夫特式的，不如說是馬基雅維裡《君主論》式的：呈現出一種“科學”式的嚴肅，無褒貶，不誇張。讀者對《一九八四》中“大洋國”的反感，隻是屬于他們自己——源于讀者自身固有的道德意識和道德想象力，而非源于奧威爾；而且，可以合理推測，也一定不乏将“大洋國”的治理術視作施政指南的嚴肅讀者，正如不乏将《君主論》視作施政指南的讀者一樣。

在風格上，斯威夫特和奧威爾似乎構成對立的兩極：前者缺乏“平常的智慧”，卻“具有一種超凡的想象力”[5]；不同于在小說中從不自诩真實性而真實性卻顯而易見的奧威爾，斯威夫特在書中總是不厭其煩地反複聲明其叙事之“忠實可靠”和“千真萬确”[6]，盡管沒有比這種嚴肅聲明，甚至沒有比小說詳載的年、月、日的确切時間，更讓人意識到小說叙事的想象性和虛構性。

英國作家喬納森·斯威夫特《格列佛遊記》作者

圖片來源：百度百科

薩義德在有關奧威爾的評論中曾提及後者對現代政治的“愈益覺醒”[7]，或許，這才是使奧威爾在1946年回想起斯威夫特的一個真正重要的原因。在親曆了戰亂頻仍、巨大希望和失望交織的20世紀上半世紀——在西班牙内戰中，被右翼軍人擊中咽喉險些喪命，又從左翼分子手中死裡逃生；在“二戰”中參與了英國BBC的戰時宣傳，尤其在1945年2-5月作為戰地記者赴歐陸目睹德國遭受的毀滅性破壞及德法平民的困厄生活——之後，奧威爾對囊括“左”、“右”不同色譜的現代政治，有了清醒、甚至絕望的認識。他有關《格列佛遊記》的評論，是否源于這種“覺醒”而使之與斯威夫特有了某種同調之感呢——奧威爾在文中曾提及“斯威夫特的政治忠誠與其最終絕望之間的内部聯系”[8]？斯威夫特曾長期卷入英國革命後政治，最終離開政治中心倫敦，返回愛爾蘭。從《格列佛遊記》這部小說來看，他似乎比同時代人、甚至衆多能有後見之明的人都更早、更好地覺察了現代政治的本質。這部小說起筆于1721年，英國革命勝利之後的第三十二個年頭；小說主人公格列佛，迫于“生意漸漸蕭條”[9]，上船做外科醫生，遠航東、西印度群島的探險生涯的起始時間，在1690年，即“光榮革命”次年。這些時間點似乎暗示了斯威夫特對革命後英國的感受。

生活于20世紀現代國家成熟年代的奧威爾的“愈益覺醒”，或許使之對有關現代國家之誕生及其本質的另類叙事，産生了濃厚興趣。《格列佛遊記》正屬于這一另類叙事，是反思現代國家的最早的偉大著作之一。

《〈格列佛遊記〉與古今政治》目錄

注釋：

[1] 邁耶斯：《奧威爾傳》，孫仲旭譯，東方出版社2003年版，第359頁。

[2] 喬治·奧威爾：《政治與英語》，郭妍俪譯，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29頁。

[3] 《奧威爾文集》，董樂山譯，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7年版，第95頁。

[4] 邁耶斯：《奧威爾傳》，孫仲旭譯，東方出版社2003年版，第348、430、342頁。

[5] 喬治·奧威爾：《政治與英語》，郭妍俪譯，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35頁。

[6] 斯威夫特：《格列佛遊記》，張健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第2版，第1頁。

[7] 愛德華·W. 薩義德：《世界·文本·批評家》，李自修譯，三聯書店2009年版，第131頁。

[8] 喬治·奧威爾：《政治與英語》，郭妍俪譯，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05頁。

技術編輯：清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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