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位江西的讀者，說他先祖曾是道光年間的翰林，做過幾年京官，後外放蘇州知府，可是族譜上說後來又被調任雲南曲靖知府。他問禦史這不是犯了什麼錯誤，好端端地從一個省城知府被降到了邊遠省份的窮府。

這個問題很有意思，在大多數人看來，從省城知府調任為一般知府肯定是降級，況且江蘇是富裕省份，而雲南又是窮省，經濟收入也不在一個檔次。

事情遠沒有想象中那麼簡單，禦史可以明确地告訴大家，蘇州知府調任曲靖知府，非但不屬于降級，而是略有提升，如果不出意外，任滿後即可按部就班升任道員。

知府屬于地方中級官員，按照《光緒會典》卷四的記載，全國共設府185個，至光緒、宣統年間，奉天、吉林、黑龍江、新疆、台灣建省後，府的數量提升至215個。

知府的品級初為正四品，乾隆時期為了區别知府與道員上下級關系，于乾隆十八年定知府品級為從四品。

廣義上來講，不管是省城的知府還是一般的知府，品級、俸祿都是一樣的，唯一不同的就是養廉銀的數字不一樣，富裕的省份養廉銀多，窮省則少。這不僅僅是知府，總督、巡撫乃至知州、知縣也是如此。

盡管品級都是從四品，但各省知府的“缺”又是不一樣的。明代時，将各省的府分為大府、中府、小府，其标準就是錢糧多寡。清初時期也沿襲這個做法，順治十四年停止了府、州、縣分三等的辦法，但也沒有制定新的分級制度。

盡管府的分級标準沒有明确，但有三十個府被認為是全國一百多個府中的最要者，分别是：直隸的真定、保定、河間；江南的江甯、淮安、揚州、蘇州、松江、常州、鎮江；浙江的杭州、嘉興、湖州、紹興；山東的濟南、青州、兖州；山西的太原、平陽；河南的開封、彰德；陝西的西安、延安；江西的南昌、吉安；湖廣的武昌、荊州、襄陽；福建的福州、泉州。

雍正九年時，提出了另一個劃分知府等級的辦法，即以沖、繁、疲、難四字為标準劃分等級。按照官方的說法，“沖”指地當孔沖者，即交通要道；“繁”指政務繁纭，即事情多；“疲”指賦多逋欠，即錢糧虧欠；“難”指民刁俗悍，命盜案多，即難以治理。

按照這個标準，凡是四字俱全的則為“最要缺”，三字的為“要缺”，二字的為“中缺”，一字或一字沒有的則為“簡缺”。新的标準制定後，不同的知府任命的辦法也出台了，最要缺的知府被定為“請旨缺”，要缺知府為“題補缺”，中缺、簡缺知府則定為“調補缺”。

看到這麼多“缺”是不是覺得很頭痛也難以理解，實際上也很簡單，通俗的理解就是最要缺知府需要吏部、軍機處提名，然後由皇帝欽定；要缺知府則由地方督撫舉薦，得到朝廷認可後實放；中缺、簡缺知府則歸吏部揀選。

了解了清代知府的劃分标準，就可以回答開文提出的問題了。

根據《清史稿》的記載，全國最要缺的知府數量不算太多，總數為29個，分别為：

直隸保定、天津；東北的奉天、龍江；江蘇的淮安、揚州、鎮江、常州；安徽的鳳陽；河南的開封；陝西的西安、漢中；甘肅的甯夏、西甯、涼州；浙江的嘉興；江西的吉安、饒州、贛州；湖北的漢陽、荊州；湖南的嶽州；福建的福州、漳州、泉州；廣東的廣州、肇慶；雲南的雲南、曲靖。

蘇州府作為江蘇巡撫駐地，與江甯府都屬于省府，但卻不屬于最要缺，而是“繁、疲、難”三字的要缺。這就意味着蘇州知府出缺，例由兩江總督、江蘇巡撫題奏揀選。而雲南曲靖府則屬于四字最要缺，這是需要軍機處提名皇帝欽點的。

知府的選任大概有一個基本的路線，理論上說知府出缺例由京察一等記名之翰林院侍讀、侍講，内閣侍讀、給事中、禦史及六部郎中、員外郎，順天府治中、鹽運使司運同、府同知，直隸州知州升任。

然而這是屬于升任，就以江西這位讀者的祖上情況來分析，他是翰林出身在京做過幾年官，不出意外應該是以翰林院侍讀、侍講的身份升任蘇州知府的，就這已經屬于高配了，一般是放中缺或簡缺。

但更多的情況是，最要缺、要缺知府往往又是中缺、簡缺知府平調的。事實上，中缺、簡缺知府是如果在地方大計考核中成就優異，很少有機會升任為道員，而是按部就班逐級調任。

換言之，蘇州知府調任曲靖知府也算是升官，如果任滿通過考核，那麼下一步就是升任道員，如果是翰林出身，可能還會調任京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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