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知之難，行之惟難”這句名言是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讨班上講話時引用的。這句話的出處，是唐代政治家魏徵的《十漸不克終疏》。其完整的上下文是：“非知之難，行之惟難；非行之難，終之斯難。”大意就是：知道一件事不難，難在實行；實行不難，難在始終如一地堅持。

《十漸不克終疏》是唐代的政治家魏徵寫給唐太宗李世民的一封奏疏。

魏徵和唐太宗，是中國曆史上很完美的一次君臣際遇。唐太宗是中國的明君之一，他将儒家的理念貫達到統治之中，使得以往僅僅活在人們觀念中的“仁政”在人間成為現實，不但開創了“貞觀之治”的盛世局面，而且對後世的政治、文化産生了深遠的影響。而這一切，離不開魏徵的功勞。

唐太宗即位之初，曾召集群臣讨論國事，希望為未來的發展奠定一個基本的理念與方針。我們知道，從漢末到魏晉南北朝，中國一直處于亂世之中。唐初，社會還未完全穩定，很多大臣提出亂世當用重典，但魏徵堅決反對。他鼓勵唐太宗建立一個仁政的社會，唐太宗則欣然采納。君臣約定，一個做良臣，一個做明君，而此後他們也果然信守了這個約定，一個知無不言，一個從谏如流，成就了一段千古佳話，樹立了萬世的典範。

《十漸不克終疏》就是這段千古佳話中的一個環節。貞觀十三年，随着社會的安定和國家的日益富強，唐太宗開始自滿，喜歡聽一些阿谀奉承的言論，搞一些奢侈浮華的享受。魏徵怕太宗的德政不能善始善終，于是寫下了這篇奏疏。在這封奏疏中，魏徵首先指出，曆史上的那些昏君，對于治國安邦的道理，比如應該摒棄奢侈而倡導簡約、應該親近君子而疏遠小人等，他們其實都懂；受命之初，他們也都想奮發圖強，也都能有模有樣地實行一陣子。但因為君王掌握大權、富有四海，說話沒人敢不聽，做事沒人敢違抗，逢迎的人多了，規矩就被逐漸抛在腦後，而政治也就日益腐敗。所謂“非知之難，行之惟難；非行之難，終之斯難”，講的就是這個道理。在把道理講清楚之後，魏徵就詳細地列舉了唐太宗執政之初到當前不能善始善終的十個方面缺點，比如過去無為無欲，現在迷戀财物；過去“求賢若渴”，現在用人不當；過去損己以利物，現在縱欲勞人；過去為政勤勉，現在志在嬉遊等，希望他能改正這些缺點，繼續保持貞觀之初的優良作風。

奏疏上達天聽，受到了唐太宗的重視。他稱贊這篇文章是“詞強理直”（《貞觀政要·慎終》），下令把這封奏疏“錄付史司，冀千載之下，識君臣之義”，後來還“賜黃金十斤，廄馬二匹”，以獎勵魏徵的直谏。此後，唐太宗也吸納了魏徵的意見，讓自己的統治做到了善始善終。

“非知之難，行之惟難”這句話雖然出自魏徵之手，但反映的卻是中國古代早已有之且深入人心的一個認知論觀點。它的源頭，是中國最早的政令文集《尚書》。在《尚書·說命》中，名臣傅說向開創了“武丁盛世”的商王武丁述說了一些治國安邦的道理，武丁表示一定照做，并鼓勵傅說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傅說聽了武丁的表态，就說了這樣一段話：“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意思是知道一件事不難，難在實行。大王您如果真心不以實行為難，就真的合于先王的盛德了，我傅說如果有話不說，那就真是罪過了。

在今天看來，“非知之難，行之惟難”，也就是“知易行難”，是有着很高的認識論價值的。站在辯證唯物主義立場上來看，實踐是認識的出發點、動力、條件和歸宿。從過程上看，“知”與“行”二者，也就是認知與實踐，是一個相互促進的過程，但這二者的重要和難易程度并非是等同的。我們從實踐中獲得真知，用真知指導實踐，而後在實踐中獲得對真知的進一步理解并獲得更多的真知。實踐既是真知的起點，又是真知的落腳點，并且，“真知”是否稱其為“真知”，以及在何等範圍、何種程度上稱其為“真知”，也依然離不開實踐的檢驗和判斷。從二者實現的條件來看，認知所受到的條件限制較少，可以超越時空；實踐所受到的條件限制較多，隻能在現實的局限中進行。二者相較，“行”無疑是更艱難，也是更加重要的。它需要克服惰性，走出那些有害的習慣和已經習慣的舒适區，需要克服把認知落實到實際行動中的一系列具體問題，所以格外艱難。而我們要做的，就是以熱情和果決的行動突破惰性，“知行合一”，為之付出真誠的努力。

來源：共産黨員網、“共産黨員”微信公衆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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