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韓浩月

春節返鄉，聽三叔講了一件好玩的事：村裡劉家大爺砍了我家田邊種的三棵樹去當了房梁，三叔與他起了争執，劉大爺說樹是在他家地裡長高的，三叔認為樹的幼苗是在我家地裡栽下的。争論的結果是，劉大爺承認樹砍錯了，“哪天浩月回老家要蓋房了，我賠他三棵樹就是。”他說。

《世間的陀螺》韓浩月 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那三棵樹被我父母栽下，是35年前的事，而我離開出生的村子，也超過30年了。劉大爺的話讓我有些感動，因為對于過去的事情他還認。他答應未來某一天，賠我三棵樹，這是一種可能性，更是一種承諾，我信。在他的觀念裡，他的意識裡，我仍然屬于那個村子，村子裡依然還有我的位置，隻要我回到那個位置上，樹還是會有的。

每年回鄉，上墳是避免不了的儀式活動。在對待去世的親人方面，後代們依然會表達出自己的親疏遠近——那些疼愛、照顧過自己很多的親人，會得到更多的紙錢與其它的祭品，“好的都給你”。我的父親屬于每年上墳時，要獨占一半紙錢與祭品的人，每個給他上墳的人，平輩兄弟也好，兒女、侄孫也好，都會格外“袒護”他。甚至鄰近的墳前有人燒紙，也會給遞過來幾張。父親離世了，但他在鄉村與家族裡的位置，一直都還在。

我承認這是鄉村令我着迷的一個地方。那裡有着屬于自己的規律，在沉默而有力地運轉着。縣城已經很城市化了，受城市文明與科技思潮的沖擊很大，但與縣城有着十幾公裡距離的村子還保持着幾十年前的樣子，有讓人不喜歡的死闆、固執、呆滞，也有讓人喜歡的人情、道理、規則。我對鄉村又怕又愛，兩種感情時而向左時而向右，時而又交織在一起難以分辨，至今難以理清眉目。《世間的陀螺》這本書的主要篇章，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寫出的。

我還沒來得及像梁鴻寫《中國在梁莊》那樣，寫老貴叔、建坤嬸、五奶奶……我想先寫我的親人，他們有的已經離開人世，多數還在老家那個地方生活。最先寫了英年早逝的四叔，他身上的美好品質令我印象深刻，苦難的生活消磨掉了他的軀體與健康，但他的靈魂始終保持純真如玉。在生命最後的日子裡，他有一段時間在各個村莊流浪，那是他少有的自由生活，那段自由時光，是對他辛勞一生的回饋，也是對他短暫生命的美好總結。寫完了四叔之後，感覺與他進行了一場坦誠的對話，在對話裡，我有些明亮的念頭被點燃了。

爺爺、奶奶去世的時候，分别寫了他們的一生，在堆積的記憶裡，抽出那些與我有關的片段，交織成感性的文字。寫固守在鄉村不願走出來的三叔，寫在縣城裡“激烈”地活着的六叔，寫村裡與我當過同學的四哥，最後才有勇氣寫父親、母親。我把寫好的文章發給朋友看，得到的反饋是“不敢看”，于是我知道自己觸碰到了以往自己心靈深處一些不願面對的問題。在别人看來，這些文字或許是描述了一些“親情困境”，但對我而言，寫完之後卻獲得了巨大的内心甯靜。從祖輩到父輩再到我輩，三代人在這人世間始終都如陀螺一樣奮力地、疲勞地、無奈地旋轉着，我想讓這枚生命當中無形存在的陀螺停止旋轉，哪怕傾斜倒立一邊。

我曾經以為故鄉是那片幾十平方公裡的地方，其實不然，更多的時候，人們心裡的故鄉概念，其實是由身邊的幾十位上百位親朋好友組成。你對故鄉的愛與焦灼，疼痛與不舍，憤怒與掙紮，很多時候都源自這幾十人上百人帶給你的影響。你困惑于他們的語言迷局，掙紮于他們的情感網絡，沒法從自我的角度，清醒地審視與判斷，因為你本身也是這旋轉着的陀螺的一部分，哪怕獨立了，走遠了，不自覺間，仍然偶爾會有失重感、暈眩感。我想通過文字來梳理與親人之間的關系，厘清與故鄉之間的距離，并嘗試在親人與故鄉中間，重建一種我認為可以更持久的聯系。

與故鄉在物理層面上的聯系，是可以舍棄的，而精神層面上的聯系，卻是無法割舍的，哪怕有痛苦的成分，也會在某一個階段化解，轉變成一種深沉的情感。從逃離者，到批判者，再到回歸者，我用了20年的時間，完成了這三個身份的轉換。無論我在不同時期用怎樣的立場與角度看故鄉，故鄉都始終用一種眼光打量我。電影《傑出公民》裡有一句台詞：“故鄉，是可以把每個人都打回原形的地方。”第一次聽到這句話，感覺整個人被擊中。或許正是因為如此，近兩年來，回鄉的沖動已經有了事實上的準備與行動。

《世間的陀螺》就是這樣一本寫親人與故鄉的書。我想給親人與故鄉立一個小傳，它不盡完善，也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美文，力求真實的同時，肯定也會有些許的疼痛感，但我不願意朋友們不敢讀它。讀完之後，有關親人與故鄉的話題，我們以後喝酒時便不用聊了，沉默就好。（韓浩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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