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49年,司馬懿發動“高平陵之變”,曹魏政權徹底由司馬家族掌控。當洛陽陷入大規模權力紛争的時候,在洛陽東北大概400裡的山陽縣的一片竹林裡,有七個人卻在開懷暢飲,仿佛外面什麼都沒發生。這7人中,喝酒最猛的人當數劉伶。
劉伶幾乎每時每刻都在飲酒,整日帶着酒壺,揚言自己醉死在哪裡,就把自己埋在哪裡。劉伶喝得盡興時,會把自己的衣服全部脫光,然後對大家說:“我劉伶以天地為屋,以房屋為衣褲,你們為何要鑽到我褲裆裡?”
如果說劉伶太奇葩的話,那阮籍的行為則更加讓人難以理解。阮籍家隔壁有個開酒館的老闆娘,有一次阮籍喝醉了,“便卧其側”,直接挨着老闆娘睡覺了。什麼綱常禮法,他全然不顧。
古代女子最重名聲,有一次,臨鄉有個大戶人家的閨女病逝了,尚未嫁人,阮籍壓根不認識人家,卻跑到人家葬禮上大哭一場,哭得撕心裂肺,如喪考妣,把人家父兄搞得一臉茫然。
還有嵇康和向秀,滿肚子學問,卻沉浸在竹林裡生爐打鐵,嵇康掄起大錘叮叮當當,向秀則拉着風箱,揮汗如雨,仿佛打鐵的铿锵聲,和風箱的呼呼聲,是人間最美的音樂一樣。
這是一群狂人,一群放蕩不羁的人,一群不顧世俗眼光的人,一群“不思進取”的人,同時,他們也是一群可憐的人,一群絕望的人。
他們就是“竹林七賢”,具體的成員有嵇康、阮籍、山濤、劉伶、阮鹹、向秀、王戎。
壹、一群放蕩不羁的人竹林七賢常常聚會,酒自然是必備之物,嵇康不喜歡狂飲,他常常和不愛喝酒的向秀坐在一起;山濤能喝八鬥,超過八鬥就主動不喝了。阮籍喜歡喝好酒,他聽聞步兵營中有三百斛美酒,便主動到步兵營去服役,隻圖能喝上一杯。阮鹹比較瘋狂,他在參加宴會時,竟然和豬一起狂飲。而劉伶自不必說,他希望自己能夠死在酒中。隻有王戎例外,他可以和劉伶一起豪飲,也可以和嵇康一起小酌。
他們除了飲酒外,還服用當時的“毒品”——五石散,五石散服用之後,會全身燥熱,行為癫狂。
不要以為他們是瘋子,他們是在放飛自我。他們并不是不知道酒和“五石散”不能多吃,但他們需要麻醉自己。
說起來 ,這七個人性格不同,而且出身也不一緻。嵇康是正宗的皇親國戚 ,他的妻子是曹操的曾孫女長樂亭公主。阮籍的父親阮瑀是曹操的同窗,阮鹹則是阮籍的侄子。王戎出自琅琊王氏,東晉時期的王導、王敦都是他的族弟。山濤的父親和司馬懿的夫人張氏是表兄妹,他和司馬家族是親戚。
竹林七賢中,上述5人是貴族,而向秀和劉伶則是寒門出身。
另外,他們的思想傾向也不同,嵇康、阮籍、阮鹹、劉伶、向秀五人好“老莊”之學,山濤、王戎則雜以儒學。
俗話說,道不同不相為謀,這7個人出身不同,興趣不同、思想傾向不同,怎麼就能聚在一起“成團”了呢?因為背後有一個強大的因素把他們凝聚在了一起,那就是——消極避世。
貳、一群“不思進取”的人竹林七賢中,名氣最大的當數嵇康,當年,曹魏時期有一位名臣名叫鐘會,此人是司馬懿的得意門生,他少年成名,才華斐然。鐘會少年時拜讀過嵇康的文章,對嵇康十分崇拜,進而成為嵇康的粉絲。後來司馬家族掌權,鐘會也是炙手可熱之人,他帶着數百随從,風塵仆仆地從洛陽來到山陽,打算和偶像嵇康暢談一番。
鐘會本以為,自己是朝中重臣,親自前來拜會一位飽學之士,必當會被傳為佳話。不料,當他走進竹林後,立即傻眼了。
據《晉書》記載:
初,康居貧,嘗與向秀共鍛于大樹之下,以自贍給。颍川鐘會,貴公子也,精練有才辯,故往造焉。康不為之禮,而鍛不辍,良久會去。
嵇康雖然娶到了曹魏公主,但他年少時出身于寒門,家貧,經常和向秀一起打鐵謀生,後來雖然成為皇親國戚,但看家本領沒有忘。當鐘會來到竹林後,他看到嵇康撸着袖子正在打鐵,而旁邊的向秀正在光着膀子拉風箱。對于鐘會和身後的幾百号人前來,毫不在意。
鐘會站了好一會,除了打鐵的聲音,一句話都沒有。鐘會覺得自己多年來崇拜的偶像,竟然是個山野莽夫,于是拂袖而去。
看到鐘會要走,嵇康諷刺道:
“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
這句話有些禅語的味道,但鐘會本就是聰明人,他聽出了嵇康對自己的譏諷。于是,鐘會回擊道:
“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
嵇康也許沒想到他,他僅有10個字的一句話,徹底得罪了鐘會,鐘會是個睚眦必報的人,這句話後來成為了嵇康的喪鐘。
除了嵇康,“竹林七賢”中的阮籍名氣也很大,不過相比嵇康,阮籍的做法就聰明多了。高平陵之變後,司馬家族徹底掌控了曹魏政權,經司馬師、司馬昭二人的苦心經營,司馬家族取代曹魏,已經不可避免。司馬昭是個野心家,為了拉攏人才,他把目光投向了當時的名士阮籍。
阮籍乃魏晉名士,他的父親是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瑀,不管是出身,還是才華,阮籍都是翹楚。當時司馬昭的長子司馬炎(後來的晉武帝)尚未娶親,恰巧阮籍家中有一女待字閨中,于是司馬昭便派人帶着重禮到阮籍家中求親。
沒想到,過了一個多月,派去求親的人灰溜溜地回來了,司馬昭問:“阮籍那厮敢不答應?”來人回答:“并非阮籍不答應,隻是他醉了,我根本沒有機會和他談正事。”
《晉書·阮籍傳》記載:
文帝初欲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
阮籍是聰明人,他不願和司馬家族扯上關系,又不能直接拒絕這門婚事,于是每天喝得伶仃大醉,酒醒後繼續喝,連醉60天,求親的人沒有說話的機會,無奈之下,隻得回去複命。
當時司馬昭“求賢若渴”,很多人擠破腦袋想要搭上司馬家族的順風車,可是,阮籍沒有興趣。
問題來了,自古以來,“學而優則仕”,嵇康、阮籍等7人都是飽學之士,在朝廷用人之際,他們為何甯願躲在竹林裡喝酒,也不願意出來當官呢?這就不得不說到一種學說,這就是魏晉玄學。
自東漢末年三分天下以來,一直到魏晉時期,天下分裂,社會矛盾日益尖銳,百姓民不聊生,“士人們”一直信奉的儒家思想解決不了這一問題,使得大家對儒家的信仰産生動搖。他們受儒家教育,但卻發現儒家教育如此脆弱,他們一心維護的政權要麼昏庸無道,要麼孱弱無能、要麼充滿爾虞我詐,現實污濁,使“士人們”一次又一次失去信心。于是,大家開始把目光轉移到“自然”“無為”的老莊思想上去,避世成了大部分士人心中的最佳歸宿,魏晉玄學因而産生。
受玄學影響,士人們覺得虛無荒誕的生活态度,是一種新的社會風尚,甚至轉化為對感官和肉體的刺激。而竹林七賢則是魏晉玄學的最佳诠釋。
叁、一群可憐的人嵇康本以為,自己躲在竹林裡打鐵,不問世事,就能學莊周夢蝶,安然度過餘生。因為嵇康雖然不願意做官,但在曹魏時代,他好歹是皇親國戚,隻要他不謀反,大家都會給他幾分薄面。但是,高平陵之變後,曹魏向司馬氏低頭,天底下已經沒人會給嵇康面子了。這也就有了嵇康接下來的危機。
和嵇康關系較好的山濤,面臨另一種抉擇。
上文說了,山濤的父親和司馬懿的妻子是表兄妹關系,換句話說,司馬懿是山濤的表姑父。司馬懿去世之後,其長子司馬師掌權,司馬師為了籠絡人才,出面邀請山濤入仕。在洛陽,山濤見到了司馬師。《晉書》記載:
(山濤)與宣穆後有中表親,是以見景帝。帝曰:“呂望欲仕邪?”
這裡的“景帝”,指的是司馬師,司馬師把自己比作周文王,把山濤比作呂公望(姜子牙),問他是不是想入仕。其實,司馬師的确很狂妄,自古都是周文王親自請姜子牙,哪有周文王質問姜子牙的。如果換做是嵇康,恐怕當場就拂袖而去。
但山濤沒有這樣做,因為在司馬師面前,他沒得選。他答應入仕途。
山濤入仕,意味着竹林七賢已經不是“七賢”了,他成了“背信棄義”之人。其實,山濤也有山濤的無奈。
山濤為司馬師效力後,司馬家族又把目光轉到了嵇康身上,山濤知道,以嵇康執拗的性格,弄不好就要遭殃。于是,他打算以昔日摯友的身份,親自邀請嵇康擔任禮部尚書郎,山濤以為,有了朝廷身份的庇護,嵇康必定不會有事。
不料,山濤怕什麼來什麼,嵇康壓根沒有給山濤面子。更為糟糕的是,很久不寫文章的嵇康,寫了一篇轟動天下的名文——《與山巨源絕交書》。
“巨源”是山濤的字,“山巨源”就是山濤。嵇康要和山濤決絕,而且還發表了“公開信”。
不過,這封絕交書有三點頗為玄妙的地方:
第一,自古以來,稱呼不友好的人,大部分都直呼其名,而嵇康既然要和山濤絕交,卻還稱呼他的字“巨源”,可見,嵇康對山濤,其實沒有敵意。
第二,縱觀這篇“絕交書”,除了開頭第一段說山濤不了解自己、不能做自己的知己外,并沒有再提及山濤。
第三,嵇康把絕大部分篇幅都用在論述成湯、周武王等人得位正不正。要知道,成湯建立商朝、周武王建立周朝,若他們都得位不正,那司馬氏竊取曹氏政權,得位更不正了。
所以說,嵇康名義上是和山濤絕交,其實目的是在諷刺司馬家族。而這一切,正好被懷恨在心的鐘會利用。
後來,鐘會借“呂安呂巽案”強行把嵇康牽連其中,然後向司馬昭進讒言,說嵇康本就諷刺朝廷,此人不可留。于是,司馬昭下令,除掉這個“禍害”。
嵇康行刑那天,3000太學生集體求情,司馬昭看到嵇康影響力這麼大,更加要處死嵇康。嵇康臨行前,在刑場上彈了一曲《廣陵散》,歎息說:之前不願将《廣陵散》外傳,現在《廣陵散》要絕了!
嵇康臨終前還給自己的兒子嵇紹留了一封遺書,遺書中說:
“山公尚在,汝不孤矣!”
意思是讓兒子投奔山濤。可見,嵇康到死都認為,山濤是他的好友。他當時所謂的“絕交”,另有深意。山濤也不負好友所托,将嵇紹培養成才。
嵇康去世後,竹林七賢的另一位領袖阮籍非常悲痛,王子安在《滕王閣序》中寫道:“阮籍猖狂,豈效窮途之哭!”阮籍常常坐車趕路,沒有目的地,他走到路的盡頭,就大哭一場。在嵇康死後的第二年,阮籍郁郁而終。
嵇康和阮籍都不在了,竹林七賢徹底散了,阮鹹和王戎向司馬家族低頭,入朝為官,成為行屍走肉。而劉伶始終不願為官,最後一次把自己灌得伶仃大醉,死在了家中。
肆、一群值得懷念的人嵇康死了;阮籍哭了,最後病死了;山濤、阮鹹、王戎入朝為官;劉伶則以醉酒為最終的歸宿,“竹林七賢”中還剩一位,此人就是向秀,那個曾經給嵇康拉風箱的摯友。
嵇康死後,向秀最受打擊,六人中,他和嵇康關系最為親密。就在嵇康死之前,向秀認為,自己必不會蹚朝廷的渾水;可嵇康死了,向秀知道危險将要降臨到自己身上,《晉書》雲:
康既被誅,秀應本郡計入洛。
向秀終于“想通了”,他願意出竹林為官。
向秀看似“變節”了,其實,他是在避禍。
約在公元263年,向秀去洛陽接受司馬昭的召見,臨行前,向秀特意來到嵇康的故居前,在這裡,向秀駐足許久。他懷念起當年7人在竹林裡飲酒賦詩的情形,不禁悲從中來。向秀最後寫下一篇《思舊賦》,揮淚而去。
竹林仍在,七賢已經不在了。死的人,已經死了,活着的人,已經背叛了自己。污濁的世界,注定救不了絕望的7個人。
筆者認為,竹林七賢雖然聞名遐迩,但在曆史上,卻是悲劇。正如《晉書·嵇康傳》中說:
“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
竹林中的7個人,注定對抗不了當時的統治者。其實,他們之所以選擇“避世”,并不是因為自己不想做官,而是因為現實太過污濁。如果他們所面對的是一個政治清明的時代,他們或許都會入仕,也有可能成為7位名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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