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到底有多少病毒感染者?原标題：戰疫觀 | 去過武漢不是錯，感染病毒不是罪，那為什麼還要隐瞞？，今天小編就來聊一聊關于武漢到底有多少病毒感染者?接下來我們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吧!

武漢到底有多少病毒感染者

原标題：戰疫觀 | 去過武漢不是錯，感染病毒不是罪，那為什麼還要隐瞞？

作者：嚴文華

疫情當前，隐瞞病史、隐瞞旅行史，很可能構成違法行為。這幾天，已經有了很多教訓。

但隐瞞病史等行為，一方面是法律問題，一方面也是心理問題。按理說，有武漢和湖北旅行史并不是錯，身體不适甚至不幸染上病毒，更不是自己的錯。為什麼有的人非要隐瞞？

作為一名心理學工作者，我猜測這些人可能有以下心理：

一是強烈的病恥感。

有人會認為得這種病非常不光彩，會被人歧視，會被人責罵，會被人當作異類。在心理咨詢中，常遇到一些來訪者對生病有強烈的病恥感，完全不接受“病人”的标簽和角色，有時僅僅是勸這些人去醫院就醫診斷就需要花費很長時間。

二是多重恐懼感。

有對被感染新冠病毒肺炎的恐懼，既然到醫院去看病，說明這些人身體已經有一些反應，讓他們覺得自己可能感染了病毒，沒有看病之前就已有各種可怕的聯想；有對隔離的恐懼，如果他們如實報告情況，不論是否得病，都要被隔離，而他們對被隔離充滿了恐懼；有對被指責的恐懼，他們非常擔心自己報告了實情之後，會被家人、朋友、同事指責，會被不認識的人指指點點，甚至會被網絡上的陌生人“人肉搜索”和責罵。

三是盲目樂觀。

有人雖然也擔心自己得病，但仍然心存幻想：“病毒不是隻傳染那些抵抗能力差的老年人嗎？我年輕，抵抗能力強，平時很少得病，不會有事的。”或者認為：“我平時沒有做什麼虧心事，不會有疾病找上我。”

四是逃避承擔自己行為的結果。

成年人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任，但這些人卻退行到兒童的自我狀态，做了事情之後不願承擔相應的責任，比如主動或接受隔離，比如主動報告旅行史，而讓别人或整個社會替其承擔責任。

五是淡漠的社會責任感。

他們沒有意識到每個人是抗擊疫情中的重要一環，更沒有充分意識到自己的行為會引發連鎖性的社會反應、會帶來一系列嚴重的社會後果。也不排除有些人即使意識到了也毫不在意。

基于以上可能性，這些人在心理上采取了否認的防禦機制，仿佛否認自己的病史、旅行史就可以不得病，或減少得病的概率。這種否認是一種不成熟的心理防禦機制，它最大的特點是拒絕承認和接受現實。這種主觀現實給了這些人虛幻的心理安慰：隻要不承認，就多一分安全。

這些人的内在，其實充滿了沖突，有着非常矛盾的心理：既心存僥幸、蔑視死亡，同時又無限放大死亡的威脅；既到醫院求助，又對醫學半信半疑；既做了需要被隔離的行為，又逃避承擔這種行為的結果。這些人内在的沖突反映在外在的行為上：以為自己偷偷摸摸、行蹤隐匿就可以逃脫病毒感染和被隔離。

和疫情作戰其實是和人性的弱點相搏。群體的動力會放大人性的弱點。盡管絕大多數人都有清醒的認識、都能承擔起自己應盡的責任和義務，但一定也有少部分人不能做到這些，這些人是疫情防控中的薄弱環節和難點。

如果在洞察人性時，一方面教育和引導人們看到人性中的脆弱、軟弱、恐懼和羞恥感；另一方面采取具體的措施防範人性的弱點，這将會促成轉化，降低疫情防控中高風險事件發生的概率。

我們可以做些什麼來減少類似行為的發生？

一是不對病人、疑似病人、疫區的人有污名化的言論和行為，絕不歧視任何來自疫區的人，有過疫區旅行史的人。在抗擊疫情時，每個人的言行都是相互影響的。污名化的言行會破壞群體内部的同心同德，削弱戰鬥力。

二是不指責病人。得病不是來自上天的懲罰，更不是人們做錯了什麼事情導緻的。生病隻是身體機能出了問題。病毒傳染時不會首先鑒定人們的年齡、性别、收入、職業、社會聲望等，病毒的傳染不做任何區分，是無差别攻擊。有時候人們會犯基本歸因錯誤，把應該歸因于環境的原因歸因于個人，這種歸因偏差會強化某些人的病恥感。

三是不在隔離時采取極端措施，包括張貼帶有标簽色彩的封條、橫幅或标語。這些極端措施盡管隻是少數，但它一經網絡傳播，就會強化人們的歧視，甚至把歧視正常化，也使得一些人對報告旅行史心存恐懼。

四是制訂一些有導向性的措施，包括法律、政策方面的要求，用外在強制要求把人性弱點的漏洞堵住。我們不能指望每個人都能馴服自己内在的恐懼和自私，但每個人都必須遵守規章制度。

在和新冠病毒肺炎作鬥争的過程中，人們會發現一點：面對真實是需要勇氣的。他們既要面對自己内心的恐懼和掙紮，又要面對外界可能有的負面反應。

真相有時并不好看，疾病和死亡并不因為人們的隐瞞就不存在、不發生。在對違法行為嚴懲的同時，整個社會需要創建一種氛圍，讓所有的人都能夠擁有如實報告自己病史和旅行史的勇氣。

作者為華東師範大學心理與認知科學學院副教授

責編：秦璐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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