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鑒》記載，南朝梁元帝蕭繹自幼喜好讀書，常令左右之人一起伴讀，為此晝夜不絕、少有停歇。他曾說：“我韬于文士，愧于武夫”，以

博覽群書為榮、練兵講武為恥。蕭繹對于讀書已經到了癡迷的地步，即使是吃飯睡覺的時候，也仍手不釋卷。正因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蘊，所以他寫起文章來真是筆走龍蛇、一揮即就。在與幕僚談天時，蕭繹也常旁征引博，四處用典，赢得滿堂喝彩。

在平定侯景之亂并登基為帝後，蕭繹下令修築文德殿，廣泛收集全天下的圖書典籍，以供日常閱覽。《梁書》中記載蕭繹著有《孝德傳》、《注漢書》、《荊南志》、《老子講疏》、《金縷子》和《筮經》等數百卷圖書，雖然大多已失傳，但單從書名來看，可以知道裡面涉及了曆史、地理、哲學和術數等多種領域的學問，真是學術史上的曠世奇才。

然而，蕭繹僅當了兩年皇帝，就于公元554年兵敗于西魏，國滅而身亡。在魏兵攻入江陵前夜，他命舍人高善寶盡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哀歎道：“文武之道，今夜盡矣！”被俘虜之後，有人問蕭繹說：“何意焚書？”他回答道：“讀書萬卷，猶有今日，故焚之！”這便是著名的“讀書誤國論”。

讀書人的煩惱：書是否讀得越多越好？

“書生誤國論”已經為人們所接受，然而“讀書誤國論”卻鮮為人知。梁元帝蕭繹将自己治國的過失歸咎于讀書過多，認為讀書無益于治國理政，而且讀得越多，反而讓自己變得越蠢。對此，人們都不同意，認為梁元帝不僅沒有悔悟自己的無能，反而去怪人類進步的階梯——書籍。于是人們紛紛反駁說：“書何負于帝哉？”——也就是說“沒用的是你，而不是書”。對于這樣的論調，明末大儒王夫之在《讀通鑒論》中率先提出了反駁，他說：“此非知讀書者之言”。認為那些說讀書有益而無害的人，其實根本就沒讀過書，或者至少不懂得讀書的道理。梁元帝的煩惱正是讀書人的煩惱，這是不學無術者難以理解的。

王夫之在《讀通鑒論》中分析說：“帝之自取滅亡，非讀書之故，而抑未嘗非讀書之故也。”在非此即彼、非黑即白之間，他提出了一個辯證的觀點，認為梁元帝之滅亡，不能簡單地歸咎于讀書，也不能簡單地說與讀書無關。書籍是一種工具，而任何工具都會有利與弊之兩面。就如語言是用來交流的工具，但謾罵也會造成隔閡；電燈是用來照明的工具，但燈光有時也會使人炫目。如果我們硬說“工具何負于人”，然後把所有問題全推到使用者的頭上，而忽略對工具的改進，那麼這便不是聰明人的想法了。

對于真正的讀書人來說，書籍并非全都是有益而無害的，也不是讀得越多越好。梁元帝用了一生的時間才悟出了這個道理，許多人卻反而嘲笑他糊塗，真是“亦使後人而複哀後人也”。

梁元帝早年深信書籍是益人神智之物，故而講究多多益善。在他所寫的著作中，我們也能看出其文字功底之深厚，非博覽群書者斷不能寫出如此佳作。但他的文章也有刻意顯擺、追求骈麗的毛病，明明能簡明扼要說清楚的話，非得要湊出個四六長短句的格式，過分地講究押韻與工整，這種又臭又長的文體，不僅消耗了作者的精力，而且還使讀者失去耐心。這對于無所事事的文人墨客，或者賣字為生的落魄秀才來說是無可厚非的。但如果日理萬機的當朝皇帝也要這麼誇示才學的話，将會導緻行政效率低下。

在當時，梁朝遭遇侯景之亂，宗廟社稷岌岌可危，救亡圖存之士日夜奔走，瞬息不能遲延。而蕭繹卻仍晨覽夕披，手不釋卷，聚客賦詩，講論文法。置現實的安危于不顧，反而潛心于文墨之間，豈不謬哉？更為荒誕的是，魏兵東向之際，梁元帝居然還在龍光殿裡聚衆講《老子》。武甯太守宗均飛書傳報說魏兵将至時，他尚且不信，認為兩國彼此通好，未有嫌隙，恐怕是誤報。于是又繼續講論經法，并令百官身着戎裝來聽講，以備随時作戰。

《莊子》說：“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随無涯，殆已！”人生是有限的，知識是無限，梁元帝聚書十四萬卷于文德殿，想要在有生之年将其全部讀盡。但是他忘記了，自己并非書齋裡的學者，而是總領朝政的皇帝。曆史上，許多皇帝都有着獨特的嗜好，例如桀纣喜歡酒色、唐敬宗愛好馬球、宋徽宗沉迷于書畫、明熹宗醉心于木工，而梁元帝跟他們一樣，隻是他沉迷的事物是書籍而已。當讀書成為一種嗜好後，書籍也就容易讓人玩物而喪志。人們在瘋狂地閱讀中，将書本認作了目标，隻想把它讀完、并且認為讀得越多越快就越好，卻沒有意識到書籍隻是達到現實目标的一種工具而已。讀書的目的隻是為了弄清楚自己在生活中所遇到的問題，而不是單純地為了刷新閱讀數據。

不要把書籍當作玩物

在古代，人們把讀書人分為“章句之儒”和“經世之儒”。兩漢經學和宋明理學鼎盛之時，“章句之儒”布滿天下。他們一頭紮入故紙堆裡，從事考訂、訓诂與校對等方面的工作。專門考證古生僻字的讀音，推敲古人寫作的章法，辨析圖書确切的年代。這些人讀的書最多，用的功最深，也比任何腦力勞動者都要勤奮。然後，王夫之質問這種讀書方法：“于身心何與邪？于倫物何與邪？于政教何與邪？”

孔乙己知道“茴”字有四種寫法，錢鐘書能引西洋諺語來講《周易》，但這種學問對于澄明人的身心、規範社會的秩序以及推動政教的進步有何作用呢？學者們“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隻讀聖賢書”，結果把聖賢書弄得滾瓜爛熟之後，卻不知道窗外的天地已經發生了怎樣的變化，不曉得自己跟現實生活已經疏遠到了何等程度。

晚明時期，内有流賊作亂，外有女真強逼，而此時的士人卻仍沉迷于陽明心學，日以講論良知為事。崇祯元年時，心學大儒劉宗周向皇帝上奏了一篇《面恩預矢責難之義以緻君堯舜疏》，說皇上現在過于急功近利，想要迅速克複遼東，是計策之誤。要想治國，就不應“見小利而慕近功”，而是要先“緻良知”——“默正此心，使心之所發，悉皆仁義之良”，然後再“以堯舜之學，行堯舜之道”，本着良知去治理天下。崇祯在讀到這種不識時務的書生之見後，無奈地說這是“迂闊之言”。

那些沉迷于書籍的學者，總是有脫離實際的毛病。書生尚且會因空談而誤國，更何況皇帝本來就是一個書生呢？宜乎梁元帝之必亡也。也正是鑒于亡明之失，在清朝初年出現了一批“經世之儒”，他們倡導經世緻用，立足于現實問題，然後才在書籍中找到解決的靈感及方案。例如顧炎武在《日知錄》中，為了分析某一制度的弊端，就通過抄錄舊書來追溯其源頭，弄清問題的成因；顧祖禹編纂《讀史方輿紀要》，通過閱讀舊史來總結出“古今用兵戰守攻取之宜”和“興亡成敗得失之迹”的道理；王夫之的《讀通鑒論》看似讀書筆記，卻是本着以史為鑒的原則，提出了許多針對時弊的感想。

“章句之儒”為了讀書而讀書，“經世之儒”為了解決現實問題而讀書，這是二者的根本區别。

明末清初，顧炎武、王夫之等人引領經世緻用的思潮

大多數人讀書隻是為了消遣，而大多數作者也是為了迎合這種愛好而寫作。所以，小說類的圖書總是要比學術類的暢銷得多。對于那些想通過讀書來打發時間的人，我們撇開不論，隻談真心想通過讀書來獲取知識的讀者。

正因為書市上充斥了太多專供消磨時間的書，所以我們就不能單純地追求讀書量，而是要把重點放在質量上。那些講究多多益善的讀書人，閱讀量雖然很大，但知識面卻依舊狹窄，讀完一萬本小說也未必能掌握寫作的技巧，而讀過一本《小邏輯》卻能對自己的思維方式進行改造。清代的書生們能将一套二十四史全讀完，卻發明不出一個創新性的唯物史觀。因為他們隻是在重複古人的足迹，考訂文字，講論章法而已。

書籍的更新速度遠不及其他工具快，現在已經沒有人使用黑白電視機、VCD和BB機這些東西了，随着時代的進步，它們都逐漸被淘汰，沉入了曆史的博物館之中。書籍卻不這樣，即使有了牛頓的《自然哲學與數學原理》，然而亞裡士多德的《物理學》照樣有人閱讀；即使天文學已經發展到了成熟的程度，占星術之類的迷信圖書卻依然有人捧讀。在許多讀書人的眼中，書籍就像美酒一樣，仿佛越古老越有價值，他們不知道知識也是會更新換代的。那些醉迷于古書的人，往往忽略了實踐的意義，不相信已經被實踐證實的東西，仍要把古書裡的教條捧為金科玉律，自縛手腳。

書籍不是越古老就越有真理性

王夫之反對為了讀書而讀書，認為讀書必須得結合實際。他說：“夫讀書将以何為哉？辨其大義，以立修己治人之體也；察其微言，以善精義入神以用也。”讀書要立足于修己治人的現實，要通過書籍來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懂得如何去與他人和善共處。讀書的方法在于“辨其大義”，從體系上去抓住一本書的核心觀點，而是斷章取義的摘錄一兩句話來背誦，使其庸俗化。要弄明白書中的微言大義，規其大，研其精，審其時，善于理解作者的觀點，利用他的真知灼見來解決實際問題。

如果不能從整個體系去抓住作者的思想，而是摘章引句，引用其某個具體的觀點或某句話來說理，那麼這隻是一種歪曲而已。讀書從來就不是多多益善，正如王夫之所言：“無高明之量以持其大體，無斟酌之權以審于獨知，則讀書萬卷，止于導迷，顧不如不學無術者之尚全其樸也。”梁元帝讀書以緻玩物喪志、脫離實際、真僞莫辨，怎能說他的敗亡跟讀書過多沒有絲毫關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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