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西遊記》的故事可謂家喻戶曉、婦需皆知，它以唐僧、孫悟空等師徒去西天取經的過程為線索，講述了他們在西行途中與各方妖魔鬼怪比智鬥法的傳奇故事。小說裡武藝高強、嫉惡如仇的孫悟空大戰白骨精、智取牛魔王，為取得真經立下了汗馬功勞。相比之下，作為師傅的唐僧卻顯得那麼優柔寡斷、懦弱無能。但事實上，唐僧的原形——唐代的玄奘大師卻是中國乃至世界佛教史上一大功臣，也是我國古代西行求法高僧中成就最高、影響最大的一位。但中國曆史上西行取經的第一人是否就是他呢?後世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一些書籍中是這麼認為的。根據史書記載，玄類當年是冒着偷渡的危險去西行取經的，并且在同行的胡僧中途退出之後，他子然一身，仍然堅持獨行于沙漠。唐太宗貞觀三年（629），他從長安西行，經姑藏（今甘肅武威），出敦煌，經今新疆及中亞等地，曆盡艱險，輾轉達到中印度。他在中印度巡遊了各方佛教聖地學府并學習講研了大量佛教著作，于貞觀十九年（645）回到長安。孤征17年，親行5萬裡，曆經100多個國家（“所聞所履，百有三十八國”），玄奘大師西行求法後帶回了大量梵文經典，并且把他在印度中亞的所見所聞寫成了《大唐西域記》，詳細介紹了印度各地的風土人情和宗教盛衰。此書不僅是曆史研究的寶貴資料，也為今天考古工作提供了重要依據。可以說，玄類是我國佛教傳播史上一位重要人物。

但更多的人否認這種說法。衆所周知，佛教是源于印度的。在中文的佛教教義裡，西天往往是真理存在終極世界的代名詞。因為佛教是從古中國的西域傳人的。公元前6、前5世紀，佛教在印度恒河流域創立以後，不久就向周邊國家傳播。漢代張骞出西域标志着絲綢之路的開通，促進了佛教的東傳。佛教由印度西北部，東逾蔥嶺，沿着絲綢之路傳入中國内地。但最初來中國的傳教者，基本上都是笃信佛教的中亞各國的西域僧侶，而不是印度僧。據北大學者季羨林先生考證，漢地最早的佛經并不是直接從梵文翻譯過來的，而是經中亞古代語言轉譯的。同時，由于所翻譯的經典，大都是口譯，而且是按照西域的思想習慣，中國人不易接受。結果，初期佛經的原本在經過西域各地的間接輸入後，不是經本不全就是傳譯失真，在流傳過程中常常産生自相矛盾的現象。佛教盛行後，一些佛教徒想要改變這一狀況，于是決意西出陽關，發起行求法運動，由此揭開了中外佛教文化新的一頁。在佛教盛行的兩晉和唐代，西行求法的人陸續不絕，人數還是相當多的。據義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所列就有近60人。但在古代生産力平低下、交通極不方便的情況下，從我國内地到印度無論是走陸路還是海路，都需要經年累月，吃盡千辛萬苦，甚至付出生命的代價。據佛教史傳的記載，在成百上千的求法高僧中，真正能夠幸存下來、學成而歸的，隻是少數人而已。這樣看來，玄奘大師應該是這幸運的少數人中最成功的一位了，而不一定是第一人。

那麼，如果玄類不是，誰又是西天取經的第一人呢？根據現存的史料來看，一般認為三國時代的朱士行應當是我國最早西行求法的人。他是三國時魏國的僧人，原籍穎川（治所在今河南禹縣）。朱士行少年時出家，嘉平（249~253）年間，開始依羯磨法授戒成為比丘。他在出家後就埋首研讀經典。在洛陽講《道行般若經》的時候，他常常感覺到口譯的經文文句艱澀不說，有很多又被删略，很難理解，因此就希望去西域尋找原本。魏甘露五年（260），朱士行從長安出發，曆盡艱險，終于到達當時大乘經典集中的地方于閩（今新疆和田一帶），經過20多年，才找到了原本梵文的《放光般若經》40章，大概60多萬字。原本希望能立刻将寫好的經文送回國，但由于當地學徒的阻撓，直到西晉太康三年（282）才由他的弟子弗如檀（漢語譯作法饒）等10人送回洛陽。元康元年（291）由無羅叉和竺叔蘭等譯出，計20卷。而大師朱士行卻終身未能回漢地，80歲病死于。雖然他所求得的經典隻有《放光般若經》一種，譯文也不算太完整，但在當時還是産生了很大的影響。有很多的學者如帛法祚、支孝龍、竺法蘊、康僧淵、竺法汰、于法開等，都通過《放光般若經》來弘揚般若學，更有後人假托其名作《朱士行漢錄》，可惜連假托之作在隋初也已經散佚。但自朱士行後，西行求法的僧侶一時湧起，從三國到唐代，絡繹不絕。隻是成功者實在是微乎其微，史冊上也無多記載。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也許正是這種為了尋求真理而不顧一切的堅強信念才給了前人那麼大的動力，讓他們心甘情願前仆後繼，為了取得真經而踏上充滿荊棘的西行路。也許正是這樣一種為了真理而不顧一切的執著精神才造就了這個民族雄漢盛唐的偉大文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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