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聯儲對資本市場有什麼影響?—從美聯儲“7.20”規定談起資本監管力助中國金融改革？，我來為大家講解一下關于美聯儲對資本市場有什麼影響?跟着小編一起來看一看吧!

美聯儲對資本市場有什麼影響

—從美聯儲“7.20”規定談起

資本監管力助中國金融改革？

2015年，注定是中國金融改革關鍵的一年。一方面，在出口下滑，國内需求疲軟，美聯儲預計要在年内加息的背景下，從2015年年初到現在，股市的暴漲暴跌、國家隊的救市、人民币彙率的大幅調整以及人民币是否能被納入SDR（提别提款權），這一切，牽動着上至國家金融政策的制定者，下到幾乎每一個百姓的心。在另一方面，新近出爐的全球财富五百強的榜單中，我們看到更多的中國的企業和銀行上榜。特别是在利潤前十的公司中，中國工商銀行、中國建設銀行、中國農業銀行、中國銀行分别奪得第一、第三、第五和第六名。不管是憂慮還是欣喜，我們決不能忽視和低估中國金融系統的現在面臨的危機和風險。筆者有幸在中、英、美三大洲和幾個國家大型銀行工作，見證了從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來的曆次金融風暴，深刻領悟到銀行作為金融系統的排頭兵的銀行，特别是大型銀行的穩健是我們金融改革成功與否和整個社會安定與否的基石。而銀行自身的資本結構是否健康、資本是否充足又是銀行能否抵禦風暴的根本保障。同樣，作為世界第一的金融帝國的美國，對于銀行監管，特别是在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一直也在進行積極的變革，以應對下一次也許并不遙遠的金融海嘯。在2015年7月20日，美聯儲批準了大型、系統性重要銀行進一步補充資本的決定，從而标志了美國超大銀行資本準備以及銀行監管，特别是在防控系統性風險方面，又邁出了重要一步。如何充分理解美國銀行監管思路并借鑒其經驗，為我們的銀行穩健發展和進一步國際化提供保障，以及提升有效監管，這無疑是擺在當代中國銀行家和監管機構面前的首要的課題。

美國大型、系統性重要銀行資本監管發展和演變

在上市公司把股東利益放在第一位的美國，在銀行業有一種說法，大型銀行現在所面對巨大壓力不僅是來自股東，更是來自美聯儲。其實這種說法并不誇張，自2008金融危機以來，美國大銀行大而不倒，靠着政府支持，拿納稅人的錢得以救贖，被人诟病。此後，為了加強監管各種監管政策呼嘯而出。美國的銀行家們把監管部門的審查看的和自己的季報一樣重要，一旦有重大問題被發現，銀行不僅名聲受損，管理層也得換人，近來發生在美國銀行、摩根大通和花旗的例子就是明證。所以管理層每當遇到監管機構定期和非定期的檢查，可以說是如臨大敵，全力以赴地配合檢查。對大銀行資本監管，主要是美聯儲負責，當然美國監理署（OCC）也對資本監管有一定的發言權和監管權。美國對大銀行資本監管的發展和演變，大緻經曆了四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可以叫它資本及監管真空階段。20世紀70年代以前，美國的銀行監管機構沒有具體資本充足的标準。盡管監管機構試圖讓銀行使用各種量化的資本充足的标準可追溯到1864年，但從一開始這種量化指标就飽受争議。在1930到1940年期間，美國州和聯邦的監管機構開始關注資本與存款比率以及資本與資産的比率，但這些嘗試都被認為未能有效對“真正資本充足”測試而遭否決。二戰以後，監管機構和學術界開始出現針對不同資産的潛在風險，創造出相應的資本資産計算比率提法，但是也沒有被廣泛接受。在當時，監管和銀行業普遍認為嚴格按照固定資本比率來監控銀行風險是機械的，不能真實反映銀行資本抵禦損失的能力。而取而代之的是以主觀判斷為基礎資本，其實，在當時的金融曆史背景情況下，這也是完全可以被理解的，從二戰結束到20世紀70年代，美國銀行業非常堅挺，不但是大銀行，即使是中小銀行也很少有倒閉、破産的，所以資本充足與否，不在銀行和監管部門的首要考慮問題之内。

第二個階段是在進入20世紀70年代以後，美國銀行業開始受到沖擊。整個美國20世紀70年代可以說是經濟蕭條加高通脹的十年。1974年美國富蘭克林國家銀行和1980賓州第一銀行的倒閉，讓人們回想起1930年代的大蕭條時期，在經濟惡化的情況下，即使是大銀行也不會幸免。進入20世紀80年代，美國高通脹和高利率進一步升級， 再加上油價陡升，引發了全球的經濟蕭條。在這期間，伴随着經濟惡化以及銀行自身風險加劇，銀行倒閉的數目開始大幅增加。在這個大背景下，銀行特别是大銀行的資本是否充足，成為了監管部門的考慮重點。在1977到1982年期間，美國銀行業間資本對資産比率持續低于6%。大銀行的資本比率更是顯著走低，例如在1982年，大型銀行的資本對資産的比率降到4%。在宏觀經濟疲軟，多家銀行倒閉，以及日趨減少的銀行資本金多重危機之下，由美國聯邦儲備和美國監理署（OCC）聯合發布了核心資本（主要是由權益 貸款壞賬準備組成）充足率對于大型銀行不低于5%的硬性規定，這是美國銀行監管曆史上第一次明确規定銀行資本量化指标，具有劃時代裡程碑的意義。接下來在1985年監管當局對大型銀行的最低核心資本充足率進一步提高到5.5%。任何核心資本充足率低于3%的銀行都被貼上危險、不健全的标簽并勒令其采取措施，進行整改。這一系列最低核心資本充足率規定的出台，可謂意義重大。它們不僅提出資本作為吸收損失的減震器作用，而且還強調銀行全面風險評估的重要性，包括表外業務評估，确認了如有必要，會對最低資本要求的比率進行注入補充性資本，并且提出由于超大銀行業務發展，有必要建立國際一體化資本标準，以保障全球銀行整體穩定。這些原則和思路對以後幾十年，一直到今天，都産生了深遠影響，可以說是建立了評估資本充足的理論框架。

第三個階段，巴塞爾協定發展的三個階段。1986年以後，美國監管者對于核心資本率并不能對不同的風險予以區别對待，以及大銀行、大金融機構由于金融創新（主要是表外業務）和業務擴展而引發的新增風險，無法對其進行準确核算，憂心忡忡。美國監管者開始把目光投向海外。在當時，法國、英國和西德分别在1979年、1980年和1985年實行了以基于風險來核算的資本比率。參照這些國家的經驗，并重新審視前人的研究，美聯儲紐約分行提出按照信用風險、利率風險、和流動性風險等因素把資産分成六類。此後，美國和主要西方國家的銀行監管者進一步尋求更有效的控制銀行風險的方法。終于在1988年，G10國家央行達成一緻，即共同采用巴塞爾協議，來監管銀行及其資本。經過一系列發展和改良，版本不斷的升級，從巴塞爾協議Ⅱ再到巴塞爾協議Ⅲ，這一以風險考量為基礎的資本管理及監控的框架，一直沿用到今，各國大銀行按照各自承諾的期限來推進執行。巴塞爾協議的發展也不是一帆風順的。1988年版最初的巴塞爾協議，幾乎把全部的着眼點對焦于大銀行的信用風險，再具體來說，即信用違約風險，還延伸到交易對手違約風險。并且它還規定了大銀行的最低資本要求以及銀行資産風險權重的結構。在巴塞爾協議的框架下，銀行的資産在考量其各自的信用風險的前提下，劃分成五大類，風險權重比例從0%（主要是現金，貴金屬如金條，及國債等）到10%、20%、50%和100%五等。大銀行如有海外業務，按照巴塞爾規定，其資本最少要達到8%的風險加權，并且第一階梯的資本（即自有資本 留存收益）不低于4%。除了明确規範了資本充足率計算規則以外，巴塞爾協議還第一次創造了一個國際公認的資本計算标準，此舉意義深遠。

然而，1988年版的巴塞爾協議也存在一些重大缺陷，例如，資本和以風險為考量的資産定義和估值，即使在G10國家當中，就大相徑庭，會計核算方法和實務操作的不統一，更是雪上加霜，巴塞爾的資本計價是按照曆史成本計價，而不是市值，同一種情況，不同方法，出入會非常大。另一個重大缺陷就是，加權的風險僅考慮信用風險，而忽略了市場風險、流動風險、經營風險等同樣重要的風險因素，這些風險往往也是造成銀行無力償還債務，而最終破産的原因。因此，2004年的巴塞爾協議Ⅱ，不僅對資本充足的定義、規定作了更詳盡的注釋和補充，更增加了經營風險（包括法律和合規風險因素）和披露要求等以前沒被考慮的領域。2008年的金融危機，讓更多的人們意識到銀行高杠杆帶來了巨大的債務風險；銀行以前往往隻關注自身風險，而忽視整個經濟、金融體系的系統性風險；以及過度依賴短期貸款融資等等弊端；在這個大背景下，第三版巴塞爾協議在2010推出。它主要關注于四個方面：資本、杠杆、融資和流動性。另一個形象的說法，巴塞爾協議Ⅲ的框架包括三個支柱：第一個支柱是資本充足性、風險覆蓋、和杠杆要求；第二個支柱是風險管理和監管方面的要求；第三個支柱是金融市場紀律和規範。對于資本要求和監管主要通過三個規定來實現這些目标：第一，要求普通股權和第一等級資本覆蓋率達到4.5%和6%。第二，它要求銀行未雨綢缪地保持足夠多的流動資産以應對突發短期流動性壓力并規定最低流動覆蓋比率。第三，杠杆比率要求大于3%。杠杆比例的計算是按照第一類資本除以全部合并資産。

第四個階段，美聯儲資本監管的金融改革舉措及最新動态。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對銀行，特别是超大銀行及其監管沖擊很大。最被世人诟病的就是超大銀行能夠靠着政府救濟，拿着納稅人的錢全身而退，大而不倒。陶德弗蘭克法案（Dodd Frank Act），亦稱美國金融改革法案，出台的目的之一就是針對超大銀行和外國超大銀行的資本和監管提出更加審慎标準（Prudent Standards），其中最重要要求就是要大銀行拟定自己的可信的、可靠的（非走過場的）能應對危機的債務清算償還計劃（Liquidation Plan），此舉旨在迫使大銀行的銀行家們對其商業模式和組織結構是否強韌，進行重新審視和重組。

2015年7月20日，美聯儲批準對大型、系統性重要銀行控股公司進一步增加資本補充的規定。首批8個超大銀行機構入選。7月20日的規定指出，凡被認定的大型、系統性重要銀行将增加額外資本，用以防範威脅美國金融體系穩定的風險，增加抗風險的彈性。在實物操作中，大銀行可以有兩個選擇：其一，它們可以保留大量資本，以防不測，其結果大大降低了破産的風險；其二，它們可以收縮業務範圍，特别是高風險的業務。無論選擇前者還是後者，最終增加銀行業系統的穩定性。具體到補充性資本的計算，它可以用兩種方法來計算：第一種是和巴塞爾協議計算吻合的方法，計算基礎考慮銀行規模，内部業務關聯性，替代性和複雜性等考量因素。第二種方法是，考慮因素不變，但計算參數改變，由此導緻了明顯提高的補充性資本。例如，置換銀行資金來源到短期批發性質的融資渠道，這種飲鸩止渴式融資在2008年危機中屢見不鮮，不僅使銀行本身抵禦風險能力下降，而且還增加了整個金融系統和經濟整體的救助成本。在這個新的規定下，首批8家銀行補充性資本将增加1%～4.5%的風險加權資産。這個新規定，将于2016年1月1日起生效。

對中國銀行業和監管當局的啟示

從美國銀行資本監管發展及演變來看，我們的銀行和監管機構至少可以獲得四個方面的啟示：第一個方面，金融監管首先堅持做到“不傷害”的原則，即監管部門不要對銀行過度幹預，過度監管。筆者認為，這其實像是醫生治病，過度治療，本來病人問題不大，但結果連吓帶下錯藥，病人非但沒好，反而病入膏肓了。但“不傷害”原則，并不代表不加強監管。關鍵是找到監管的平衡點，這既能幫助監管機構抓住重點高屋建瓴的引導銀行建立健全的資本結構和充足的資本，又不會讓銀行因噎廢食，畏首畏尾，自我限制，從而失去業務擴展和發展的最好時機。

第二個方面，國際資本要求和框架不能生搬硬套。我們雖然是在國際化的過程當中，很多思路和實物操作需要借鑒國際已有的成熟經驗，但我們不能全盤接受，我們有我們的國情，我們的銀行有自己現階段的特點，例如即使同是大型銀行，組織結構和業務領域、氛圍可能大相徑庭，所以我們要靈活運用，批判性地吸收國際經驗，有所側重，真正做到實質重于形式的原則，避免照貓畫虎，走過場。其實，在現階段，美聯儲思路之一，也在考慮出爐更加靈活和機動的監管機制，其核心就是對大銀行監管區别對待，有的放矢，避免生硬僵化的統一管理（One Size Fits All）。

第三個方面，加強銀行内控，特别是對于資本政策和操作的監管力度。外部監管和内控一直是緊密相連的。俗話說，打鐵還須自身硬。從國際先進經驗和趨勢來看，未來銀行資本要求銀行本身内部風險自我評估的等級挂鈎，換言之，如果銀行本身内部資本風控好，不僅讓外部監管部門放心，降低自身的監管成本，同時也會獲得更有利于銀行發展所相應獨有的資本結構和資本充足比率。

第四個方面，其實這是個世界各國金融監管還沒有給出答案的問題：銀行是不是越大越好？大銀行的好多好處不言而喻，一站式大銀行，牌子大、知名度高、網點多、市場占有率高、交叉銷售機會多等等；但同時，混業經營，一家超大銀行同時擁有投資銀行，商業銀行，零售銀行業務，不僅增加了自身管理的難度，也增加外部監管的複雜性。

總之，銀行業的資本管理和資本監管是動态和發展的。銀行，特别是大型銀行的穩健發展是我們金融改革成功與否和整個社會安定的基石。我們相信中國的銀行家有智慧，有能力利用國際經驗，結合中國國情和實際，創造性地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資本管理和監管模式，為中國的銀行真正走出去，助力中國金融改革，發揮重要的力量。

（作者系融智第一資本投資公司首席執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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