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來，人凡是吃到了好吃的雞蛋，沒有不想去瞧瞧那隻下蛋的母雞的，再如何勸，也隻能加重這份好奇心。若有幸瞧見了，稱意是最好的，因為人們傾向于認為好吃的雞蛋一定是好看的母雞下的，但事實卻是往往失望；但更多的情況是瞧不見，原因既有同時代人地理上的和階級上的阻隔，更多的還是後來人時空上的阻隔，因此仍舊失望。但蘇轼不是有詩寄石蒼舒麼：“我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煩推求”，這一句成了宋代書風尚意之鐵證。但沿着這個思路我們也可以這麼想，既然學書可以因法度過于森嚴而轉為信手的意造，那麼當一個人去認識另一個人時便更傾向于意造，因為人複雜往往到了語言也無能為力的地步。最直接意造的是在沒有照片的時代對古人相貌的想象，但如《曆代古人像贊》或《三才圖會》那樣千人一面卻又過分偷懶，算是意造的最低境界。但更高明的意造也不需端出如武烈太子或曹霸那樣栩栩如生的寫真才算數，反而隻是挑出幾個簡單的意象便可毫無争議地達到傳神寫照的作用。這樣的意造雖然如其名一樣不免摻雜許多沒有根據的發散和想象，卻功勞甚大：人們通過這種高明的意造既消滅了自己的失望，同時又創造了自己的希望。

《三才圖會》中的蘇東坡

對于前面提到的見到母雞後的失望，人們要巧妙地在語言上将這種失望消化掉，甚至變成失望的反面，這就見得高明了。如司馬遷評價張良：“餘以為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雲”，用孔子的話襯得自己之前的想象愈俗、也就襯得張良愈奇，缺點也成了優點，甚至這所謂的缺點也未必是缺點。蘇轼專門有《留侯論》回應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為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為子房欤！”蘇轼不再重複引用孔子的話做辯白，那樣讓人隐隐覺得“貌”其實仍然是缺點，但其實這根本是特點、是優點，是張良能忍人情所不能忍的外在補充證據，是根本不需失望的。但同時也很難說，到底是蘇轼先認定張良能忍人情所不能忍，還是先從他的相貌上看出他有這種潛質呢？

這是蘇轼對前人的意造。

《東坡詩話》（中華經典詩話）

據蘇轼自己調侃，他長着一張帶有高顴骨的大長臉。在《傳神記》中蘇轼自嘲道：“于燈下顧自見頰影，使人就壁模之，不作眉目。見者皆失笑，知其為吾也。”這大概是當時見過蘇轼的人的共識了。于是後人據此附會蘇小妹作打油詩回擊他哥哥的嘲笑在先道：“天平地闊路三千，遙望雙眉雲漢間；去年一滴相思淚，至今流不到腮邊。”這裡仍舊沒有用孔子語錄做辯白，但也沒有附會成為蘇轼的異相而一變而成為贊美他的理由，反而用最蘇轼的方式大大方方地嘲笑他，卻最自然灑脫不造作。追溯起來，這也是蘇轼自己開了個好頭。

這故事裡還有蘇小妹的另外一首詩：“一叢哀草出唇間，須發連鬓耳杳然。口角幾回無覓處，忽聞毛裡有聲傳。”是調侃蘇轼的大胡子，但據考證這并不确切。宋人的《邵氏聞見後錄》記載：“秦少遊在東坡坐中，或調其多髯者。少遊曰：‘君子多乎哉？’東坡笑曰：‘小人樊須也。’”可見蘇轼的須量至多也就是普通而已，否則有何顔面笑曰呢。大概讀到這條筆記的人做了移花接木之術，把秦少遊的胡子粘在了東坡的嘴巴上。對于古人，大胡子是足堪誇耀的，相反無須就興許顯得有些少男子氣，美髯公的大哥劉備就因為别人調侃自己無須而銜恨在心，終究把對方找個借口殺了。後人給蘇轼粘上了大胡子，可能是帶着自己的希望，同時也顯得蘇轼毛茸茸得可愛，與他一貫平易近人的風格相得益彰。如按這個思路胡思亂想下去，則又說不準是後人先認定蘇轼必須有大胡子才可愛，還是從他的可愛上推想其必有大胡子呢？

《蘇轼詩集》（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這是後人對蘇轼的意造。

在蘇轼生前已有親眼見過他的人對蘇轼的相貌進行了評價。如孔武仲《東坡居士怪石賦》：“坡居士，壯長多難，而處乎江湖之濱。或夕休于岩，或朝饷于野。或釣于水之濱，或耕于山之下。颀然八尺，皆知其為異人。觀于萬物無所不适，而尤得意于怪石之嶙峋。”米芾也在《蘇東坡挽詩五首》中說他“玉立如山老健身”。但這些評價就如梁武帝評價王羲之書的字如“龍跳天門，虎卧鳳阙”，除了“颀然八尺”等可憐的幾句近于白描，其餘終究不能如西洋畫一樣解人們想見其真容的渴，反而隻會激發人們努力翻找其人的寫真去看。如不能遂願，就隻好撸起袖子，親自搞起二次創作。

《枯木怪石圖》

如今我們已看不到當時人所作的東坡畫像，隻要幾段文獻可資參考。黃庭堅曾說：“廬州李伯時近作子瞻按藤杖，坐盤石，極似其醉時意态。此紙妙天下，可乞伯時作一子瞻像，吾輩會聚時，開置席上，如見其人，亦一佳事。”因此後世的所謂《東坡扶杖醉坐圖》，想必與山谷所述不差。

《扶杖醉坐圖》

明清之後的文人或許以黃庭堅這番話作為模闆，發明了壽蘇會，并依言辦理，隻是把扶杖醉坐圖變成了笠屐圖。笠屐圖原本也脫胎于李公麟的作品，李公麟自述此畫本事道：“先生在儋，訪諸梨不遇。暴雨大作，假農人箬笠木屐而歸。市人争相視之，先生自得幽野之趣。”但不論是扶杖醉坐圖還是笠屐圖，供奉在壽蘇會桌前的不是宗祠裡那樣身着官府正襟危坐的标準寫真，反而将壽星老的醜态、趣态抓取一幀，堂而皇之，廣而告之，發揚光大之，甚至東渡朝鮮日本，成為了東亞文化圈對于蘇轼最具共識的“意造”。隻需戴上一頂鬥笠，踩着一對木屐，即便不點睛、不畫臉，不消說必是東坡無疑了。試想國子監的學生們每日對着一副描摹孔子獨立東郭、欣然自嘲為喪家之狗的畫，如何還能對聖人油然而生敬意呢？但蘇轼的形象卻越是頑皮、越是真實，越是狼狽、越是可愛，越是不合規矩、越是符合“坡仙”的形象，這也是後世将蘇轼人生多面中的一面放大後的意造。

《東坡笠屐圖》

曾經作為朝鮮國使出使北京的金正喜，曾在翁方綱的石墨書樓欣賞了《天際烏雲貼》、《顧注東坡詩》、趙孟堅和唐寅各自繪制的《笠屐圖》等與蘇轼相關的文物。後來回國後，在因政治鬥争被貶濟州島後，金正喜的弟子仿《笠屐圖》而為其師作《阮堂先生海天一笠像》。畫中的阮堂先生金正喜頭戴鬥笠，足着木屐，長髯飄飄，神态自若，恰似東坡曾經身處天涯海角時的樣子，這是留給自己和他人的希望。今之cosplay，良有以也。

（本文為第五屆伯鴻書香獎·閱讀獎獲獎作品）

（統籌：陸藜；編輯：白昕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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