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城市發展離不開城市外來工。每五個中國人裡，就有一個是城市外來工。他們存在于城市的各個角落，有賣煎餅的小販、寫字樓裡的清潔工、建築工地上的工人。他們用雙手創造了城市的繁華，卻生活在城市的邊緣。

2016年，中國有2.8億城市外來工。和10年前相比，他們在城市的居留穩定性更強，不再是匆匆來去的過客。他們的家庭化流動趨勢也愈發明顯，攜子女外出、或在城市生育的比例越來越高。

在城市久居的外來工，需要有融入城市的機會。他們在城市孤立無援，需要建立更可靠的社會網絡。他們在城市默默無聲，需要有更多表達和參與的途徑。育有子女的家庭，還要面對子女受看護、受教育的需求。然而，這些需求在城市中往往得不到關注。

為了滿足城市外來工日益多元的需求，在北京、長三角、珠三角等外來工聚集的地區，湧現了許多服務于外來工及其家庭的公益機構。他們有的緻力于建設工人文化，組織工友們透過文學、音樂、戲劇等形式記錄自己的生活、發出自己的聲音。另一些則緻力于幫助外來工子女即流動兒童，通過建立家庭、學校、社區等多層面的支援體系，維護流動兒童生存與發展的權益。

香港樂施會是一家扶貧發展機構，自1997年起與内地公益組織合作開展城市外來工相關項目。2017年，在有關工作開展了20年之際，香港樂施會的城市生計團隊與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邱林川教授的項目組展開合作，對有關工作經驗進行梳理和總結。

項目組走訪了全國7個城市的9個公益機構，并将其中一部分機構的故事記錄下來。在了解這些故事的同時，我們更需要思考——城市應該如何發展？如何才能讓參與城市建設的每一個人，平等地享有城市發展的果實？

深圳上步路一扇不起眼的鐵門内，藏着一家文藝青年們趨之若鹜的Livehouse。2017年年底的一天，Livehouse内迎來了一場不同尋常的演唱會。表演者們不是滿身潮牌的rapper，也不是低吟淺唱的民謠歌手，而是兩支工業區裡走出來的工人樂隊。觀看他們演出的除了這裡的常客，還有一群前來“應援”的女工大姐。

重D音樂隊主唱汪宗興。 梁惠 攝

誕生于深圳的“重D音樂隊”是這場演唱會的主角。這支成立于2011年的樂隊，在當天發布了他們的第二張專輯——《飄零的花》。這是一張描寫打工者生活的專輯，收錄了樂隊的10首歌。專輯封面是一張城市的照片，薄薄的紙片在空中飄灑，封底則是農村的黑白照，殘破的房屋外牆隐約可見“團結拼搏”四個大字。

重D音樂隊第二張專輯《飄零的花》封面及封底。 梁惠 攝

來自東莞的“星期天樂隊”則是演唱會的暖場嘉賓。他們的一曲《留守》同樣唱出了打工者在農村和城市之間的掙紮：“在外的生活雖然精彩/請你不要忘記孩子和老人/他們用一份無言的愛/為你撐起一個溫暖的家”。台下的女工大姐跟随他們而來，為他們的歌聲打起節拍，他們在工業區不僅自己玩音樂，也教女工大姐們唱歌、表演。

星期天樂隊在演出。 梁惠 攝

在舞台的另一側，前“小小草”的工作人員們正在做直播。她們把鏡頭對準舞台，用興奮的聲音向觀衆們介紹每支樂隊、每首歌曲。在移民城市深圳，“小小草”是最早成立的服務于外來工的NGO之一，活躍時期輻射的工友超過60萬人。盡管随着深圳市産業升級、機構發展等因素，“小小草”逐漸淡出了人們的視線，但它培育出的工人樂隊和工人組織，卻還在這片土地上生根發芽。

一、

如果不是因為“小小草”，董軍和黃小娜的人生或許不會有交集，更不會一起成立重D音樂隊。

董軍是樂隊的鼓手，也曾是珠三角龐大的打工群體中的一員。來自湖南的他從小喜歡音樂，不喜歡學習，“高中上了一天就跑了”。父親要他好好讀書、考大學，他卻想：“我為什麼隻有一條路呢？”

董軍。 梁惠 攝

20多歲時，他來到廣州打工，第一份工作是在雨傘廠裡做包裝。“一開始有種榮譽感，因為我做的東西都是出口到國外的”，但工廠裡瘋狂的加班很快就讓他崩潰了，“跟我爸那種完全不一樣”。

董軍的父親在一個類似國企的地方上班，“8小時工作，有很多業餘時間可以支配”。跟工廠宿舍裡6張上下鋪、每張床還要擠兩個人的惡劣環境不同，父親的單位會給員工分房子，董軍從小就在家屬院裡長大。家屬院後面有一個電影院，放學後跟着下班的父親一起去看電影，是他童年時習以為常的事。但當他來到工廠後，問起一個來自河南的工友：“周末放假去哪裡玩？”，對方驚訝地問他：“放假？你開玩笑？”

年少氣盛的董軍很快辭了工。他想找到理想中的工作，每天工作8小時。但什麼工作是8小時的呢？電子廠也是無休止地加班，隻有保安工作能勉強實現。但時間一長，他又覺得自己虛度光陰，于是又一次次地換工作。這樣“無頭蒼蠅”一般的生活持續了4年，直到他走進“小小草”。

2004年的一天，在“小小草”附近上班的董軍，偶然來到了“小小草”的活動室。當時互聯網還不發達，工友們的業餘生活也很單調，“基本就看看書，然後小小草正好有一個書屋。”董軍來到書屋借書，“小小草”的工作人員劉曉紅熱情地接待了他，“她說話很快，特别熱情，我覺得很奇怪，心想是不是搞傳銷的。”

曾經的小小草書屋。 重D音樂隊供圖

劉曉紅向董軍介紹“小小草”的活動，有一個免費的吉他班，董軍很感興趣。“小時候隔壁的叔叔有一把吉他，我無意中摸了一下，覺得聲音很好聽，但我爸不讓我學。”加入吉他班之後，董軍進步很快，不久還組了自己的樂隊。

當時，董軍在一個玻璃廠上班。廠裡不休周六日，每天工作8小時，月薪2000多，在最低工資隻有六七百的年代“已經很高了”。但董軍仍然覺得很疲勞，“雖然錢多一點，好像也沒什麼區别”。

那是他最後一份工廠工作，也是做得最久的一份，雖然也隻有兩年時間。合約到期後，他決定離開工廠，帶着樂隊去酒吧駐唱。臨走之前，劉曉紅把他叫來活動室，問：“小子你還有沒有錢用啊？”董軍說有，劉曉紅說：“别騙我了，你哪裡有什麼錢！”硬是塞給他幾百塊。

二、

2008年是“小小草”忙碌的一年。這一年，《勞動合同法》開始實施，急需向基層勞動者提供新的普法和法律援助工作。黃小娜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加入了“小小草”。

黃小娜是樂隊裡的高材生，畢業于中國政法大學的法律專業。出生于廣西農村的她被父母寄予厚望，母親希望她“做官”，父親的教育卻令她走上了公益之路。

“爸爸曾經是小學老師，對我說的都是要對社會有用、要做四有新人，這些不是很利己的想法”，黃小娜笑稱，“雖然他現在并不完全支持我，但他小時候是這麼教育我的。”

黃小娜。 梁惠 攝

體會過農村生活的艱苦，黃小娜在大學期間參加了西部志願者協會，前往西北的貧困農村支教。2008年畢業後，她在勞工教育及服務網絡上發現了“小小草”招募的信息，于是應聘來到深圳工作。

“當時想的是珠三角這邊的勞資糾紛比較多，”黃小娜回憶道，“一些以前的同學或者親戚，都跟我講過他們在這邊工作的狀況。包括我的一些堂哥，說這邊工作好累。”一開始她并不理解農民工，覺得是他們吃不了苦，“後來看到新聞上說總理也幫農民工讨薪，想到可能真的有一些不公平存在，所以也想去幫幫他們。”

最初，黃小娜并沒有打算放棄父母期待的精英之路，她想給自己兩年時間做公益，然後回歸主流。但一次工廠實習的經曆深深震撼了她，讓她覺得有必要留下來做更多事。

加入“小小草”後，黃小娜為了了解工友們的生活，曾主動前往惠州的一家鞋廠實習。“去過之後才知道，我是多麼痛恨那種生活”，和董軍一樣，初來工廠的黃小娜也對這裡的加班制度倍感震驚，“一天工作十三個半小時，一個月隻休息一天”。住宿是簡陋的木闆床，“自己去外面買一床席子，一床被子，一個桶”。吃的是工廠門口的腸粉，五毛錢一份，“買了站在哪裡吃，吃完就進去上班”。

法律專業出身的黃小娜，眼看着違法行為在工廠裡發生：超時工作、童工、缺乏必要的防護措施……而她最受不了的，是工友們對此的麻木，“幹嗎要去告，這樣不是挺好的嘛，又有工作做”。

原本打算做滿30天，但她在21天的時候就走了，“一般工廠不會批，還會壓一個月工資，但我用了一些冠冕堂皇的法律手段”。回來之後，她第一次喝醉酒，大哭了一場，“那時候真是覺得法律很沒用”。

三、

2008年起，中國國家統計局開始發布農民工監測報告。該年的數據顯示，中國已有超過2.2億農名工，其中三成集中于珠三角。他們中的許多人都過着黃小娜短暫體會過的生活，而且無法逃離。

此刻的董軍也仍然是打工大軍中的一員。酒吧的工作并不如意，讓他看到了很多不堪的東西。那樣的環境也無法創作出好的音樂，“每天在台上取悅别人，感覺像耍猴。”

因為一場火災，廣東開始嚴查酒吧，董軍失業了，于是回到“小小草”附近做保安。有空時，他就來帶“小小草”的吉他班，一方面是當初劉曉紅的慷慨解囊，“總覺得欠她一點東西”，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小小草”的工作人員這些年和他保持聯系，“給我寄小冊子，還跑來看我，我覺得這幫人挺夠意思的。”

董軍在小小草帶吉他班。 重D音樂隊供圖

離開酒吧後，原來的樂隊解散了，董軍就在吉他班發展新的成員。他們一起組成了“重D音”的雛形——“草根文藝隊”。樂隊成員因為工作流動而幾經變化，曾經加入的包括玻璃廠的工友、超市裡的廣告策劃，以及至今還在樂隊的“阿鬼”汪宗興、“大師”黃世曉和黃小娜。

那時，“小小草”主要有兩方面的工作，工人權益和工人文化。機構為此成立了兩方面的小組，“普法小組”和“康樂小組”，前者主要負責普及勞動法和處理法律個案，後者則負責開辦合唱班、吉他班等文化活動。

董軍加入了“康樂小組”，機構工作人員建議他也參加“普法小組”，他卻提不起興趣，“心裡已經太累了，還要參加這麼嚴肅、枯燥的活動”。他不喜歡冷冰冰的法律，對讨薪之類的個案處理也不以為然，“無休止地接個案、接個案，這次拿到錢了，換一家工廠又遇到同樣的情況。”

他渴望看到的是工人意識的轉變，而這種轉變在做樂隊的過程中更為明顯，“一些成員雖然不懂勞動法，但他的意識反而轉變得很快。我覺得這種轉變比幫别人拿回一筆錢更重要。”

這些想法在黃小娜那裡也得到了共鳴。她在機構主要負責“普法小組”，但在一次次的個案處理中，她也對自己的工作産生了反思，“法律是一個框，有時會把人框住。比如工傷賠償已經分好等級了，我們就隻能争取這些賠償，但賠償是否足以支撐工人、工傷以外能否争取民事賠償、企業在社保基金之外應否承擔責任，這些問題是被框住了。”

法律同樣沒能解決的，是工人的尊嚴。小娜發現，工人在和老闆讨價還價的過程裡，總是顯得低人一等，“跟老闆談去談合同裡的事，好像老闆定什麼就是什麼，覺得不夠就再去要，有種乞求的感覺。”

她希望工人們能挺直腰杆，肯定自己的勞動價值，“董軍講他老爸的故事，以前的工人他不僅僅是有尊嚴的，他還是驕傲的，所以我覺得現在的工人也可以是這樣。”

四、

跳出了工人權益的“框”，董軍和小娜紮進了工人文化的自由之海裡。董軍很早就開始創作歌曲，但早期的作品并不讓他滿意，“在酒吧的時候我會寫一些歌，但那些歌我不知道自己要表達什麼。”酒吧的工作讓他迷失了自己，“以為自己是藝術家，不是打工者。”

對董軍而言，做音樂就是“找自己”的過程。“隻有當你真正看清楚自己，才知道要做什麼。”在後來的音樂中，他都着力表現自己作為一個打工者的生存狀态。《木頭人》刻畫了工人在超時工作下的疲憊和麻木，“我的世界沒有白天和黑夜/也不知道什麼是疲憊/我看不見你冷漠的眼神/也聽不見你不停的怨言”，傷感的曲調催人淚下。《與機器跳舞的人》表現了工人和機器的關系，工人被機器牽着鼻子走，一不小心還會被機器弄傷，而受傷的工人就像“報廢的機器”，清理過後“沒有留下任何痕迹”。

董軍在演出。 汪宗興 攝

《這年頭不好混》是傳唱度最高的作品之一。這首歌源自董軍自己的真實體驗，“發覺身邊的一些朋友過得都不太好。特别是自己吧，那個時候年紀也大了，每次回家的時候老是被家裡逼婚。”

他很不喜歡每次一回家，别人就問他：你在外面做什麼工作？多少錢一個月？有沒有找到老婆？“好像沒有人真的關心你，你在外面過的好不好？他隻是問你，你現在一個月多少錢，如果你告訴他我現在一個月多少錢，他會說，搞什麼啊？我在家裡做什麼都比你高。讓我特别難受。”

更讓董軍難受的，是大家對“為什麼”的理解。長輩們認為，年輕人之所以過得不好，是因為自身不努力、不上進，需要通過“個人奮鬥”來解決。董軍的媽媽還一次次地去廟裡為他算命，認為是他“财運沒有到”。而董軍卻認為這是集體的困境，需要通過結構性的調整來解決，“哪怕是工資漲一點，讓我們生活得輕松一點。”

他為此創作了這首歌，用幽默的說唱表達出自己的态度：“書兒讀得少/工作不好找/你說隻要我勤勞/幸福就不遠了/書兒讀得好/工作也不好找/你說我不能吃苦/也不能耐勞……親愛的朋友别問我收入是多少/這年頭比我好過的沒有多少/祖國的GDP又長了不少/可是有誰管我們過得好與不好”。

董軍的音樂也影響了小娜。他們相識于2008年“小小草”周年慶的晚會上，後來一起參與吉他班的工作。喜歡唱歌、寫作的小娜在吉他班學會了彈吉他，又慢慢學着自己寫歌。她欣賞董軍的才華，有時也會把自己寫的歌詞拿給董軍，請他幫忙譜曲。董軍雖然外面粗犷，内心卻有細膩溫柔的一面，“他一般不會直接說你寫的不好，他會說這個有點困難，”小娜笑着說，“但是我寫那個《江城街8号》，他一看，嗯，然後很快就譜出來了，大概是這樣子。”

小娜在演出。 李偉秀 攝

兩個熱愛自由的人互相吸引，最後步入了婚姻的殿堂。而正是結婚、生子的經曆，讓小娜和女工們走得更近了。在“小小草”時，小娜最頭疼的是面向女工的“姐妹小組”的工作，一來她覺得女孩子難以溝通，“講話一不小心就讓她們委屈了”，二來她對逛街、化妝、做手工之類的話題實在不感興趣，“覺得好浪費時間”。

和董軍結婚後，小娜對女性的命運有了更深的理解。和女工聊天也打消了她此前的偏見，“發現她們也很可愛，不是隻關注逛街和化妝品……在外面遇到什麼都是自己咽，一有錢就寄回家”。她用歌曲串連起自己和女工的經曆，《飄零的花》寫的是外出打工的生活，“我們繁榮了别人的城市，卻荒蕪了自己的家園”；《江城街8号》表達了遠嫁後對家鄉的思念，“古榕江的水啊/村頭的老榕樹/夏風吹過稻田/一直在我夢裡”；《冬天的約定》則訴說了對留在老家的孩子的牽挂，“我總是錯過你夏天的模樣/你也錯過我春秋的陪伴……”

2011年的五一勞動節，“重D音樂隊”正式成立。“重”代表重要、有力量，“D”代表底層，“重D音”就代表底層的聲音是重要的、有力量的。

重D音樂隊合照。從左到右依次為：汪宗興、黃世曉、董軍、黃小娜以及董軍和小娜的兒子旦旦。 汪宗興 供圖

在音樂上，“重D音”的成員們都深受另一支工人樂隊、北京工友之家組建的“新工人藝術團”的影響。2008年，小娜、董軍、汪宗興等一起去參加了工友之家主辦的第一屆“新工人藝術節”，“新工人藝術團”的演出給了他們很大的沖擊。“那種經曆過沉重生活之後的痛快，”小娜說，“感覺工人很需要這樣一個宣洩的途徑。”董軍還參加了工友之家的骨幹培訓，在打工子弟學校做了半年音樂老師。

盡管受到啟發，但兩支樂隊形成了不同的風格。“新工人藝術團”的音樂昂揚有力、主題宏大，要為勞動者召喚出新世界，而“重D音”的音樂更加“現實主義”，在略帶感傷、個人化的叙事裡，細膩地描摹出不盡如人意的現狀。

“也有人曾經建議我們寫一些比較昂揚、類似《勞動者贊歌》的，我覺得有點困難，”小娜說，“因為我曾經試着要寫這樣的歌詞，但是回到現實，當它需要在現實中取材的時候，就發現工人群體其實普遍還是比較‘哀凄’的狀态。”

紮根工業區的“重D音”，更直接地面對了流水線工人的苦況，主創們在工廠打工、實習的經曆，也令他們對工友們的生活有了更個人化的體驗。董軍的創作大多是從自己的經曆出發，他不想為他人代言，“我不覺得自己在做工人音樂，我隻是在做我自己的音樂”，但他的經曆又能和工人相連，“我就是他們中的一員，大家的故事其實差不多。”

曾經，董軍希望通過音樂引起“一些關注、一些改變”，但他發現一個人的力量太微弱了，“這麼多年過去了，改變發生了嗎？有時會懷疑自己。”比起啟蒙者，如今的他更願意做一個記錄者。他這樣定義自己的音樂：“我覺得它應該記錄我們自己的生活、我們的情感，用我們的眼光去看這個世界。”

五、

“星期天樂隊”的故事，也和“小小草”有關。董軍在“小小草”帶的吉他班，除了培養出了“重D音”團隊，也培養出了“星期天樂隊”的成員——陳冬明。

陳冬明是湖南人，十幾歲來到廣東打工，去過廣州、東莞、深圳等地。在深圳的時候，他所在的工廠就在“小小草”附近。他一有空就去“小小草”的圖書室看書，後來還成為了志願者。2010年，“小小草”組織了志願者培訓，參加完培訓的陳冬明被推薦到其他NGO工作，從此走上了公益的道路。

和董軍不同，陳冬明之所以被“小小草”吸引，是因為機構的普法活動。“覺得這一塊對我們在外面打工的人來說挺有用的，因為我以前有被老闆拖欠過工資，随時會被解雇的那種。”

他在工廠做過學徒，吃過很多虧，也體會過維權的困難，“拿回自己的錢要花很多的時間，很大的成本，還不如幹脆另外找一份工作。所以很多的時候就是這樣，很無奈的放掉自己的一些東西。”而“小小草”能通過法律程序幫工友們把錢要回來，讓他很受鼓舞，于是經常來參加活動。

後來，陳冬明從學徒變成了技術員，有了更多閑暇時間。他也開始參加“小小草”裡“文藝小組”的活動，“我本身不會玩吉他，剛好董軍開了一個吉他學習班，我就學了一兩年，但是隻學了一些基礎的。”

陳冬明在演出。 梁惠 攝

2013年，陳冬明加入了一家關注東莞外來工的NGO，并在這裡組建了類似“重D音”的工人樂隊——“星期天樂隊”。樂隊還請來董軍和小娜開課，但和“重D音”不同的是，這裡玩音樂的除了時髦的年輕人，還有一群四五十歲的女工大姐。

初到機構所在的工業區時，陳冬明遇到了很多大齡的女性外來工。她們上有老、下有小，比年輕工友有着更大的經濟壓力，也更難找工作。40多歲時，她們還能勉強進工廠，50歲以後，基本隻能做清潔工或者廚工。她們的工資大約有兩千多元，大部分都寄回了家裡，自己則省吃儉用，“經常吃飯隻吃兩個饅頭，下班後還會撿些廢品”。

這樣的生活狀況加深了她們的自卑情緒，陳冬明發現，大姐們容易看不起自己，看不到自己的勞動價值，“‘我就是一個掃地的啦’，她們會這麼說”。他們希望能通過文藝活動引起改變，于是組織大姐們寫歌、唱歌。特立獨行的董軍也甘當綠葉，來為大姐們編曲。

大姐們在一起練歌。 梁惠 攝

《女工大姐有話說》是一首大姐們集體創作的歌曲，由衆多大姐的故事彙集而成。她們想在歌曲中說的話，既包括工作上的成就，“從員工到主管/開飯店當老闆/工廠領班做六年/公司廚師人人贊……從來不比别人差/從來不比别人差”，也包括生活裡的困頓，“找個清潔工/别人叫我垃圾婆/找個流水線/别人叫我老太婆/找個廚房工/打菜煮飯搞衛生/一天工作10幾個鐘……”

“‘公司廚師人人贊’，這句就是說我。”王忠蘭大姐自豪地說。她來自河南安陽，今年50多歲，在一家外貿公司做廚工，來東莞已經快十年了。2013年，她接觸到陳冬明工作的機構，“剛開始不知道幹啥的，怕被騙，後來有個體檢活動，一打聽才知道不是騙人的。”她常來參加機構的活動，也喜歡和大家一起寫歌，“大家坐在一起讨論，你一言我一語，把自己的親身經曆都搬出來了。寫了之後我們再總結，看哪句合适，能連貫起來，就這樣把它們串在一起。”

關注女工的“尖椒部落”為王忠蘭大姐拍攝的照片。照片通過把大姐“巨人化”，表現勞動者高大、有尊嚴的形象。 尖椒部落 圖

楊榮大姐來自河南周口，來東莞已經12年了。她有三個孩子，40歲時才出來打工，“那時候農村真是挺苦的，你要是沒錢，孩子又小，經常會和老公生氣打架，”一次打架以後，她在東莞打工的女兒勸她也出來，“我心想反正家裡動不動就要錢，沒錢也不行，就出來了。”

楊榮進過工廠，但并不順利，“人家嫌我年紀大，最後隻能當清潔工，一個月700塊。”剛開始工作的時候，楊榮受過不少歧視，“有個女孩在樓道裡扔垃圾，另一個說你别扔在那裡，她看着我過來，說沒事沒事，垃圾婆來了。”聽到“垃圾婆”三個字，楊榮委屈地哭了一場。《女工大姐有話說》裡那句“找個清潔工，别人叫我垃圾婆”，就是她的真實遭遇。

楊榮大姐。 梁惠 攝

2015年，她遇到陳冬明所在機構的攝影活動，工作人員拉着她照相，主題是“我是大姐我最棒”。此後她常來參加機構的活動，和其他大姐互相傾訴，“有些事跟家人反而不好說，跟這些大姐在一起都可以講。”通過機構的文藝活動，她也變得更加自信了，“剛上去唱歌手都是抖的，他們就給我加油，後來真的不怕了。”一次晚會上，她和其他大姐們唱了一首自己創作的歌曲，“下面有好多大姐看我們演出，唱完跑過來說，她們在下面一直在流淚。”

和“重D音”相比，大姐們的歌曲沒有那麼文藝，歌詞也都是簡單的大白話。但陳冬明認為這已經足夠有意義，“讓她們回頭看一看自己的勞動價值。她們為社會做了很多貢獻，現在年齡大了，卻面對這麼多的狀況。要把這些狀況呈現出來，讓社會幫助到這個群體。”

六、

深圳小小草工友家園成立于2003年，旨在改善城市外來工的生存狀況。在香港樂施會的資助下，機構在龍崗區橫崗鎮的工業區開設了活動中心，為外來工提供文化、法律和教育服務。

正是在小小草的活動中心，董軍、小娜、陳冬明，以及許許多多的工友走到一起。2008年時，小小草10到15分鐘步程内就聚集着10萬名工人。活動中心全年到訪人次超過4萬，而機構的普法和法律咨詢受惠人數，每年都超過13萬。

然而，随着深圳産業升級，勞動力密集型産業大量外遷。橫崗的工人越來越少，小小草也随之撤離。由小小草的文藝小組培育出的“重D音”則留在了這裡，繼續做工人文化。

董軍和黃小娜開了一家琴行，一開始想用琴行的模式自負盈虧，後來發現難以維持，仍然需要申請資金。為了獲得申請資質，他們在2014年完成了民辦非企業注冊，和樂施會開展合作。

如今，“重D音”的活動已不再局限于橫崗工業區内，而是更多地走向外部：去全國各地的音樂會演出、去為其他NGO培訓文藝小組。

董軍、黃小娜和陳冬明仍然保持着聯系。黃小娜衆籌去參加話劇培訓，陳冬明出了錢，告訴她學成之後要來東莞開課。董軍維持着他的自由，隻以兼職身份加入機構。别人說他寫的東西有點土，他說無所謂，“我又不去參加中國好聲音。”

在2008年的工作報告裡，小小草的工作人員這樣寫道：“在中國推動勞工NGO服務，本身是一項沒有太多參考例子的工作，但是，正如我們團隊最近很認同的一句話：世界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才成為路。”

10年之後，黃小娜在重D音的琴房裡說：“有很多路要走，隻能一步步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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