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768-824），字退之，河南河陽（今河南孟州南）人。谥号文公，故世稱韓文公，是唐宋八大家（韓愈，柳宗元，蘇轼，蘇轍，蘇洵，歐陽修，王安石，曾鞏）之一。後人賦予他帶“家”的稱号比國家領導人都多，他是唐代詩人，文學家、散文家、哲學家、思想家、政治家。

韓愈是河南人，卻自謂郡望昌黎。因為昌黎（今遼甯義縣）韓氏為唐代望族，所以韓愈常以“昌黎韓愈”自稱，世人便稱他為韓昌黎。其實他跟昌黎一點關系都沒有，隻不過古人都講究出身、門第、郡望，所以韓愈在這方面大概也是有點小想法的，畢竟人在官場，有個好出身，總比沒有的好。聽起來好像虛榮心有點強，但不過那個時代的人都這麼做，也就不以為奇，可以理解了。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颛顼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喾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緻然也。

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舍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于菜果，其後競為侯景所逼，餓死台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

高祖始受隋禅，則議除之。當時群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維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常以為高祖之志，必行于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

今聞陛下令群僧迎佛骨于鳳翔，禦樓以觀，舁入大内，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于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為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将謂真心事佛，皆雲：“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為群，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仿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即加禁遏，更曆諸寺，必有斷臂脔身以為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

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于境，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兇穢之馀，豈宜令入宮禁？

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吊于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茹祓除不祥，然後進吊。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茹不用，群臣不言其非，禦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出于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謹奉表以聞。臣某誠惶誠恐。

韓愈在表中憂國憂民，而且引經據典，旁征博引，上至炎黃，下至當朝，曆數尊佛的危害，切中要害，不過由于言辭過激，觸怒唐憲宗，憲宗怒道：“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容；至謂東漢奉佛以後，天子鹹夭促，言何乖剌邪？愈，人臣，狂妄敢爾，固不可赦。”意思是說，你韓愈說我信奉佛教有點過頭，我都可以容忍，但你說從東漢開始信佛以來，隻要是信佛的皇帝，都國運短暫，不長信，你幾個意思？你韓愈做為一個臣子，竟敢如此狂妄膽大，如何能不治你的罪！

論唐律，韓愈犯的是對皇帝的“大不敬”，屬于“十惡”重罪， “十惡不赦”，應處以死刑。所幸有崔群、裴度一再為其求情，憲宗方才同意免除其死罪，貶到潮州做刺史去了。

韓愈在世時沒能阻擋憲宗迎佛骨，但韓愈去世後，唐武宗會昌五年(845)，"秋七月，诏天下佛寺僧尼并勒歸俗"，就是解散廟寺，勒令僧尼還俗。這是佛教"三武之難"的最後一次大劫難，又稱"會昌之難"。會昌之難，時間很短，到第二年五月，新登基的唐宣宗"诏上京增置八寺，複度僧尼"。會昌之難前，佛教極盛的時候，與官吏、百姓矛盾很深，在會昌之難後不到一年的時間内，佛教受到嚴重打擊，元氣大傷，無法複原了，這是與韓愈《論佛骨表》的影響有關的。韓愈名氣太大了，文學地位太高了，因此，他文章中的反佛思想，流傳很廣，影響很深，可以說，韓愈的這篇文章為唐武宗滅佛作了很強很完善的輿論準備。韓愈如果泉下有知，大概也會爽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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