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國家最終需要依靠具備法治思維的法律人予以實現，而法學教育正是孕育合格法律人的搖籃。

是以，一國是否能建成法治國家在本質上取決于該國之法學教育健康與否。

反觀我國法學教育，經曆了從無到有的發展曆程，尤其改革開放以來，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對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建設起到了相當積極的作用。

但是，我們也應當看到，在驕人成績的背後，我國法學教育存在的問題也是複雜深刻的：

一方面，社會現狀不時反映出我國法學院所培養的學生無法适應現時法律服務市場對法律人的需要，并直接表現為我國各大法學院畢業生的就業壓力長期居高不下，以至于法學有時甚至被人調侃為“無用之學”；

另一方面，我們的法科大學生也常抱怨在學校所學到的“法學知識”不僅與法律實務相差甚遠，甚至與法律職業資格考試亦有距離。故而，主張對我國法學教育進行全面反思之聲，一直不絕于耳。

與此同時，有關法學教育的理念，乃至對國外法學教育體制的介紹與探讨，雖非鮮見，但對國外法學教育具體組織模式的系統引薦，卻寥若晨星。

然須知，一國法學教育的形成，不僅來源于理念上的變革，更有曆史、政治因素的影響，從而在相當程度上來看，法學教育是具體的而非抽象的，是經驗的而非理念的。

本書的特色正在于全景式地介紹德國文官候補期和第二次國家考試，而非囿于特定法學教育理念的宣教。

同時，或許因為本書四位作者都是來自德國法律實務界，從而他們不僅就文官候補期的相關訓練要點為讀者進行介紹，還在字裡行間衍射了德國職場文化的方方面面。

例如，在本書邊碼4中，作者點出，良好的人脈背景對于德國法科畢業生職業成長的重要性；而在本書邊碼38中，作者更建議文官候補生，可考慮赴位于施派爾的德意志行政科學高等學校接受訓練，以彌補自身人脈上的不足。另外，本書作者不止一次強調所謂“軟技能”（Soft Skills）在法律職業成長當中的重要性。

當然，這些“社會大學知識”的存在并不能抹殺德國國家考試制度對于法科學生在專業培養上的嚴格和系統。

從法教義學到報告技術，從實務部門的訓練與研讨課到最後的閉卷考試和口試，無不體現了德國現行制度對于文官候補生的嚴格要求。

蓋因如此，德國的文官體制得以保有享譽世界的高專業度和素質，并在相當程度上成為世界典範之一，也直接使得法治國家在德國不隻是單純的理念，而得以成為當代德國國家權力運行的基本原則和準則。

衆所周知，我國法制在曆史上深受德國法系的影響。

這不僅體現在具體法制體系和術語直接或間接的傳承上，更表現在抽象法治國家理念與曆史的相互印證上。

但唯獨在法律人培養上，不論組織模式，還是教學内容，上述這種傳承與連接卻并沒有明顯的印記。

相反，當前我國法律人的培養，不論制度上還是内容上，仍然深受蘇聯法學教育的影響。

盡管從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我國逐步建立起了律師資格考試，并經國家司法考試，最終形成現行的國家統一法律職業資格考試制度。

但是，我國現行法律職業資格考試在考試形式上以客觀題為主，考題内容無法考查考生從法條出發的法律思維能力的現實，卻仍舊沒有改變，至于之後應有的實務訓練更近乎空白。

而本書不但有對德國法學教育大學階段“鑒定式”案例分析技術的簡要回顧，而且有對文官候補期“判決式”案例分析技術的詳盡介紹，全方位地向讀者展示了德國法律人應具備的思維方式和能力。

同時，本書對文官候補生在各個訓練機構所接受的訓練内容的介紹也從另外一個角度展現了德國公權力機關的日常工作職責和内容，為相關理論研究打開了另外一扇窗口。

此外，本書還難能可貴地，就文官候補生在訓練期間可能面對的考試中的權利保障、相關社會保險和稅收優惠乃至租房等各類問題進行了詳盡介紹。

這不單讓讀者能對德國文官候補生的日常生活更加感同身受，而且對于那些緻力于相關比較法研究的學者來說也具有相當的參考意義。

總之，本書以其獨特的視角和内容，将實用性和學術性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完整而全面地向讀者展現了德國文官候補期和第二次國家考試制度的全貌，并且為法律人的職業成長提供了諸多有益的建議。

最後，翻譯德文法律專業著作的難度，或許隻有譯者本人才能明白。

而本書又不同于一般的法律專業著作，其作為一本主要面向文官候補生的向導書，所涉及的專業領域包羅萬象，涵蓋了從公法到私法，從實體法到程序法，甚至稅法和社會法等相對很少有人觸及的具體行政法。

這都進一步造成本書的翻譯難度遠超一般法律著作。鑒于此，也考慮到譯者本身能力有限，翻譯内容難免有不完善之處，也請讀者多多指正。

——文源《法律職業成長》 北京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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