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鐵上怎麼坐都不舒适的座椅、商場飯店女廁所門口永恒的長隊、需要脫出手時，卻因為手機放不進褲袋而必須單獨歸置的焦灼感……

對于大部分女性來說，上述體驗或許已是日常生活中早已習慣的一部分。我們很少會去懷疑，這樣的體驗有什麼問題，相反地，我們更習慣自我懷疑：高鐵座椅不舒服是不是因為我太矮、廁所門口隊伍太長是不是我們太拖拉、手機放不進褲袋是不是因為我又長胖了……

于是，我們調整自己——如果不是改造的話，去适應這個世界，直到，或許可以借用一句流行說法：Enough is enough（夠了就是夠了）。

在《看不見的女性》中，作者卡羅琳·克裡亞多·佩雷斯為我們講述了另一個版本的故事：在這個故事裡，高鐵上不那麼舒适的座椅是因為設計者沒有考慮女性的身體數據，商場飯店女廁所門口的永恒長隊是因為哪怕有所謂的中性廁所，也隻不過是方便了男性，手機放不進褲袋是因為好的智能手機，如同好的牛仔褲，都是為男人的體型設計的。

《看不見的女性》，[英]卡羅琳·克裡亞多·佩雷斯著，詹涓譯，新經典文化 | 新星出版社，2022年8月。

更直白的說法是：男性的經驗、男性的視角是我們生活世界的“出廠設置”，而女性的經驗——盡管她是全球一半人口的經驗，也被視為可以小衆的，非典型的，很多時候甚至小到可以忽略不計。

這就是為什麼社會心理學家卡羅爾·塔夫裡斯會在《對女性的誤測》中憤怒地質問道：文藝複興究竟算是對誰的複興？這也是為什麼喬安娜·拉斯會在《如何抑止女性寫作》中寫下：女性生活是男性生活被掩蓋的那一部分真相。

那麼，生活在一個以男性數據為基礎的世界裡，女性會遭遇什麼？今天這篇文章，我們從近期出版的新書《看不見的女性》出發，結合更多資料，回顧我們日常生活中那些不動聲色卻隐秘存在着的性别數據缺口。

日常出行：你的不便與不安，不是因為太過敏感

如果用一句話來描述女性日常出行的複雜感受，那或許就是“不足為外人道也”。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這種感受的複雜性不僅來自由顯見威脅所引發的不安，更源于一種無法掌握、不動聲色卻隐秘存在着的不便。

讓我們試想一個大雪過後的清晨，一位手推嬰兒車、肩背購物袋的母親收拾妥當，踏出家門，照面便是一條泥濘、濕滑、積雪阻滞的街道，原本是人行道的路邊停着一排共享單車，而原本被劃為自行車道的窄路上停滿了私家車，隻留下一寸敷衍的穿行空間，寸步難行之間，這位母親可能還會遭遇身後匆匆而過的一瞥不耐煩或同情的餘光。

美劇《女傭》劇照。

對于有過類似經曆的女性而言，這可能是早已習慣或者仍需習慣的日常出行的一部分。但在《看不見的女性》的作者卡羅琳·克裡亞多·佩雷斯看來，這條看上去性别中立的街道實則是以男性出行的“标準”模式而規劃的。

一切都始于一則笑話：清掃積雪存在性别歧視嗎？

這句話本是一位官員對女性主義者以性别角度重估政策的調侃之詞，卻引發了性别平等人士的思考：是啊，哪怕在看上去與性别議題毫無關系的公共服務細節中，我們仍能發現隐形的男性偏好。當然，這并不是說城市規劃者故意犧牲女性利益，而是，用作者的話來說，性别數據缺口的結果。

無論是出行次數、距離、目的還是模式，男性與女性存在明顯的差異。根據書中援引的研究數據，相比男性，女性更有可能步行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在法國，三分之二的公共交通乘客是女性，在美國費城和芝加哥，這一比例分别為64%和62%。與此同時，在男女出行的原因上，男性的出行以上下班為主，模式更為簡單，女性的出行則以多段短途行程相連，這是因為世界上75%的無償照護工作都由她們承擔。

日劇《坡道上的家》劇照。

另一項來自我國的研究也得出過類似結論。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的佟新與王雅靜曾在《城市居民出行方式的性别比較》一文中，以武漢市和烏魯木齊市為研究樣本，搜集兩市居民的基礎出行數據指出，兩性出行方式存在明顯差異。女性更傾向于步行與公交，男性選擇自駕或出租車的比例更高一些。而在出行目的上，女性的工作出行低于男性，與家務相關的出行活動則高于男性。

盡管如此，在常見的城市交通規劃中，必要出行（compulsory mobility）指的就是以就業和教育為目的的出行，以照護為目的的出行則經常被設計成為一種非必要。于是，清掃積雪的範圍優先考慮的是機動車道，而非女性出行通常選擇的人行道與非機動車道。城市道路規劃也總是偏重汽車甚于行人，這才有了上述寸步難行的出行體驗。

不便之外，還有層層不安。在《看不見的女性》中，作者還提到一個我們并不陌生的現象：女性在公共場所常常感到害怕。她們受到驚吓的可能性是男性的兩倍。但是，官方統計女性所遭遇的暴力程度明顯與她們的恐懼情緒不匹配。這一悖論甚至已經引出這樣的結論——女性對犯罪的恐懼是非理性的。

美劇《閃亮女孩》劇照。

這在近年來屢屢曝光的公共安全新聞裡可見一斑。每當讨論涉及性别維度，不少人便會擺出理中客的姿态，認為公共空間的暴力問題并不存在性别差異，男性同樣會遭到暴力威脅，甚至還會舉出相關統計數據作為例證。但事實真的如此嗎？

首先，當我們提到不安時，這層不安并不單是由新聞報道的曝光度或統計數據中的數字所構成，它來自于實際的生活經驗——在更嚴重的犯罪行為發生前，女性每天都要面對令人感到不适的男性行為。小到被不懷好意地上下盯視、被莫名其妙搭讪并追讨微信，大到在擁擠的公車上被故意身體擦蹭、到站之後被尾随……這些行為無法被統計為明确的犯罪，但它們構成了一張以恐懼值為度量标準的城市心理地圖。

在上文提及的佟新與王雅靜的研究中，當女性被問及出行安全挫折的經曆時，“有24.6%的武漢女性受訪者和19.3%的烏魯木齊市女性受訪者分别報告了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過程中遭遇過的88例和62例性騷擾，其中絕大多數發生在車内，也有發生在車站、地下通道和街道的多個案例。男性陳述有性騷擾遭遇的比例為0。男性在回答此問題時多噗嗤一笑，不以為然。”

而當公共空間的性騷擾發生時，不僅存在漏報，還存在缺少上報程序的問題。“關于女性在公共交通工具上遭遇性騷擾或性侵犯時該如何應對，全世界都缺乏明确的指引信息（但對于可疑包裹，大多數官方部門似乎都設置了清晰的标識，告訴人們發現時該如何處置）。然而，有時缺少标識是因為根本就沒有恰當的程序。” 佩雷斯在書中說道。

美劇《閃亮女孩》劇照。

還需要進一步追問的是，如果女性在出行的人身安全方面存在更高風險，會發生什麼？無論是在《看不見的女性》中所收錄的研究數據，還是國内的相關研究，它們無一例外地表明，這一狀況導緻了女性對出行時間和出行範圍的自我控制。

更為吊詭的是，由于官方統計數據中存在明确的性别數據缺口——一方面沒有關注女性出行時具體的安全需求，另一方面又因為忽視/低估了女性的安全需求而認為沒有必要考慮出行中的性别規劃，這使得女性被迫隻能采取自我保護的措施，“通常的辦法是避免晚歸和避免前往預感危險的地方”。

這并非不可改變。佩雷斯認為，出行規劃的性别數據缺口問題由來已久，當城市規劃者未能考慮性别時，公共空間就被默認為男性空間。但如果規劃城市時考慮到女性的照護責任——例如維也納所做的，改良十字路口并加裝标識，為方便嬰兒車和自行車增設坡道，加寬1000米的人行道路面，并改善人行道的照明狀況。同時，考慮到女性面臨的性暴力威脅——例如搜集女性的安全需求數據，提供足夠的男女專用廁所，在公交車站安裝适合女性的安保設施等，不僅能減少針對女性的暴力行為，從長遠來看也可以節約資金。

電影《小偷家族》劇照。

職業發展：才華偏見，如何将女性排擠出去

提起工作中的性别歧視，我們經常聊到的包括但不僅限于職場性騷擾、母職懲罰、就業歧視、薪資不平等、缺乏晉升機會等。但在文章接下來的這部分，我們想要聊一聊職場中更為隐而不顯的偏見，即所謂的“才華偏見”是如何被構建的？同時，經由“才華偏見”，我們還能發現女性是如何被系統性排擠出職場權力的中心。

衆所周知，科研領域，或者學術界，并非象牙塔，要想獲得晉升，發布的論文數量與影響力是其中的關鍵指标。隻是，從投送文章的一開始，男女就朝向不同的命運。我們不妨就此引述《看不見的性别》中所列舉的幾項研究結論：

“女性作者的論文在雙盲評審中更容易被接受，或者得到更高的評價。”

“女性被引用的次數整體少于男性。”

“在過去的20年裡，男性自我引用的次數比女性多70%——女性比男性更傾向于引用其他女性作者。”

“女學者如果被當做男人，被引用的次數是相反情況的10倍以上。”

這也就不難解釋為什麼越往這座象牙塔的頂端走，女性的數量就越少。浙江大學的王立銘教授曾在2016年展開過一項調查，在他統計的1000多個教授樣本裡，女教授隻占二成，即使在傳統認為“适合女生”的人文社科類院系，女教授占據的席位依舊不超過三成。

美劇《英文系主任》劇照。

更為隐形的不平等還隐藏于所謂的“才華偏見”之中。一方面，相比男性科研人員，女性還承擔了更多管理工作——一項普遍被認為沒有研究有價值的工作。在佩雷斯看來，女性被迫承擔價值較低的工作，這種不平等又因為工作考評系統而加劇。

另一方面，在招聘過程中，除卻明目張膽标明隻招聘男性或是隐含育齡篩選的招聘條款，佩雷斯從各類研究中發現，為女性寫的推薦信會強調教學而非研究，包含更多令人生疑的表述，而且不太可能出現“非凡的”“傑出的”等形容出衆的詞。在推薦信中，女性的勤奮更容易受褒獎，比如“努力工作”。問題是，同樣的褒揚之詞用在不同性别的人身上，意義卻全然不同。例如，男性的團隊精神被認為是一種領袖品質，但對于女性來說，這個詞讓她看起來像一個追随者。

美劇《英文系主任》劇照。

“才華偏見”正是在學校期間就被灌輸給學生的。佩雷斯指出，最近的研究發現，如果教科書中的配圖裡出現女科學家，女生的科學課成績會更好。所以，為了不再讓女孩認為才華不屬于她們，我們隻需停止對女性進行歪曲描述。以計算機科學為例，編程最初被視為女性的遊戲，但如今被認為的程序員的刻闆印象卻是：孤僻的怪才，社交技能很差，不講個人衛生。這樣的刻闆印象不僅加劇了對于女性不适合計算機領域的偏見，同時對此類天賦之詞的執念不過是在美化一個具有偏執特征的年輕男性樣闆。

科研領域還隻是社會這座大冰山的一角。在大部分職場裡，更多女性所面對的是一種被瑪麗·比爾德稱之為“特裡格斯小姐問題”的情境。這幅刊載于30年前《笨拙》雜志上的老漫畫戲仿了開會現場漠視女性意見的名場面：“特裡格斯小姐，你的建議棒極了。或許在座男士們中的哪位樂意将它提出來。”

按照比爾德的說法，這種“拒絕去聽她說了什麼”的做法由來已久。追溯曆史，從奧維德的《變形記》到《聖經》，不斷有關于女性聲音被剝奪的記述。“可憐的伊娥被朱庇特神變成了一頭母牛，因而失去了講話的能力，隻能發出‘哞哞’聲；而饒舌的甯芙厄科（Echo，回聲）受到懲罰，從此她的聲音不再屬于她自己，成了機械地重複别人的話的工具”。與此相關的，女性的高音調嗓音經常被描述為帶有“婦人氣的怯懦”，而男性低音調的嗓音則是男子氣概的體現。哪怕到了今天，“低沉渾厚的男性嗓音天然與‘深刻’聯系，而當人們聽到女性的嗓音時，他們不會将其聽成一種具有權威的聲音”。

《女性與權力：一份宣言》，[英]瑪麗·比爾德著，劉漪譯，後浪 | 天津人民出版社，2019年2月。

有兩種例外情況：她們可以捍衛自己所在群體的特殊利益，或彰顯自己的受害者身份。換言之，她們隻被“鎖定”在這個範疇裡——盡管這一空間也可能随時被剝奪。當她們試圖踏入男性的“地盤”，就注定經曆磨難。典型的例子便是女性公衆人物所遭受的“政治虐待”，小到言語侮辱，大到死亡威脅。近期英國作家J.K.羅琳因為為魯西迪遇刺發聲而遭遇死亡威脅的新聞即為一例。

更值得注意的是，當我們細大不捐地關注這些進入了男性地盤的女性處境時，不難發現，相比并肩而站的男性，當她們犯了錯誤時，也更容易受到苛責。在《應得的權利》一書中，作者感歎道：“我們對女人的要求太高了。如果一個我們喜歡或尊重的女人讓我們失望，哪怕是因為一些微不足道的、完全可以被原諒的事情，她還是會受到懲罰——往往是被那些自以為占據着道德制高點的人懲罰，他們認為自己對她的懲罰隻是她罪有應得，而不是以道德說教為名在實施厭女行為。相比之下，她的男性競争對手卻不會受到如此苛刻的要求。”

《應得的權利》，[澳]凱特·曼恩著，章豔譯，明室Lucida | 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22年5月。

而瑪麗·比爾德也在《女性與權力》的最後指出，女性所面臨的困境不僅僅是她們“更難成功”，而且當她們搞砸了自己的工作時，也會遭到更嚴苛的對待。如果讓她現在從頭開始寫這本書的話，她表示會将更多的篇幅用來捍衛女人（至少是偶爾）犯錯誤的權利。

同樣值得追問的是，為什麼進入公共領域的女性更容易遭遇排擠與威脅？在佩雷斯看來，問題仍舊出在性别數據的缺口上。威脅意味着恐懼。而部分男性的恐懼是因為他們已經習慣生活在男性聲音和男性面孔的環境之中。除非我們填補了這一性别數據的缺口，男性在成長過程中才不會再把公共領域視為理所當然的“我”的地盤。

紀錄片《科學家的模樣》劇照。

醫療健康：你的疼痛，并不是臆想出來的

最後，讓我們回到女性的身體。

大部分前往醫院的女性都有過類似的經曆，當你向醫生訴說身體不适引發的疼痛時，或者在接受治療時因不忍疼痛而喊出口時，迎向你的也許是一句：有那麼痛嗎？是不是心理作用？這句話暗含的意思有二：你的身體沒有你說得那麼痛；你大喊疼痛是因為你忍不了痛。于是，你可能就此沉默，在下一次去往醫院的路上，心裡平添一絲恐懼和懷疑。哲學家Kristie Dotson（克裡斯蒂·多森）将此類沉默稱之為“證言窒息”（帶有脅迫性的自我沉默），“因為聽者懷疑或抨擊說話人的能力，說話人最後隻能被迫保持沉默”。

典型的例子還有孕婦的身體。在《像女孩那樣丢球：論女性身體經驗》中，女性主義政治哲學家艾莉斯·馬利雍·楊（Iris Marion Young）談及孕婦的就醫體驗時提到，以産科醫療對孕婦的介入而言，孕婦本人最清楚她的身體感知，但這感知主體卻無法成為發言主體，反而成為超聲波胎兒攝影與各項侵入性手術的客體。

《像女孩那樣丢球：論女性身體經驗》，[美]艾莉斯·馬利雍·楊著，何定照譯，商周出版公司，2007年1月。

否認女性的身體感知/經驗，往往還伴随對女性主體經驗的扭曲。在有關疼痛體驗和治療問題上，醫療研究者黛安娜·E.霍夫曼和安妮塔·J.塔齊安曾在論文《哭着喊痛的女孩》中寫道：“在醫學文獻中，女性常常被描寫為‘歇斯底裡、情緒化’，這使得醫生更多地把她們的疾病診斷為由心理原因引發，認為她們容易情緒波動。因此，有慢性疼痛的女性患者與相同情況下的男性患者相比，更可能被診斷為‘表演型障礙’。”

兩位研究者還發現，盡管在受到相同刺激的情況下，女性可能比男性略微多地感受到疼痛，但女性在表達疼痛時依舊得不到和男性相同的治療：“包括腹部手術、冠狀動脈旁路移植和闌尾切除術，男性比女性得到更多的止痛藥物治療（有時候是出于體重的考量，這是正确的）。在闌尾切除術中，女性往往會被注射鎮靜劑而不是止痛劑。這種傾向不隻是限于成年病人。對于手術後自訴有疼痛感的男孩和女孩，醫生會給男孩開可待因，而給女孩開醋氨酚（美國市場上的一種溫和型非處方止痛藥，類似于泰諾）。”

電影《從不，很少，有時，總是》劇照。

以上種種問題，都指向醫療中的女性身體。它們與女性不同階段/狀态的身體經驗有關，也與漫長曆史上醫學系統對于女性身體數據的忽視、扭曲、偏見有關，更與女性因此而遭受過的痛苦、甚至生命代價有關。對此，一個直白的答案，如社會心理學家卡羅爾·塔夫裡斯在1992年出版的《對女性的誤測》中所總結的：“男性的身體就是解剖學本身。”

在《看不見的女性》中，佩雷斯也指出，多年來醫學教育一直把重點放在男性的“标準”上，盡管已有大量研究發現，人體的每個組織和器官系統都存在性别差異。這點不僅體現在醫生的培訓方式上——大量醫學教科書上都缺少女性身體的數據，同時體現在我們對于許多疾病的研究和認識上。

例如，上文中提到的懷孕的身體。艾莉斯·馬利雍·楊認為，婦産科臨床上将月經、懷孕、更年期視為需要治療的特殊狀況，其概念基礎恰恰是醫學的健康概念中所内含的男性偏見。在西方醫療史上，主流的健康模型假定正常、健康的身體是穩定的、均衡的、不會改變的。而身體狀況規律、顯著或是激烈的改變，正是成年女人身體正常運作的一種面向。醫學卻隐隐将不變的成年男性身體概念化為所有健康狀态的标準。

紀錄片《月事革命》劇照。

醫學中的性别數據缺口，還可能對女性的健康帶來不可估計的風險。由于孕婦長期被排除在臨床試驗之外，我們缺乏關于藥物将如何影響她們的可靠數據；以用于治療從焦慮到癫痫等各種病症的藥物安定（Valium）為例。數十年來，這一藥物一直被積極地推銷給婦女，然而，2003年的一篇論文指出，有關這一藥物的臨床試驗卻從未測試過女性。

事實上，根據佩雷斯的爬梳，由于女性在臨床試驗中存在系統性的代表不足，“大量現有藥物對女性的具體影響完全未知”。因此，如果研究人員依舊忽視将雌性動物和女性細胞納入研究，女性正在死亡，而醫學界則在助纣為虐。

而一切的起點就是：我們需要停止将默認的、以男性數據為基礎的世界認知為客觀的。我們需要意識到，如佩雷斯所言：“未能收集到有關女性及其生活的數據，就意味着我們繼續正當化生理性别和社會性别歧視——與此同時，我們卻似乎根本看不到這種歧視。”

注：封面題圖素材來自《我的天才女友》（第一季）劇照。

記者 王青

編輯 王青 羅東

校對 賈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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