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6月14日,北京市一天内兩次召開疫情防控工作新聞發布會。會議通報當日0時至7時,北京新增8例新冠肺炎确診病例。和前一天新增的36例本土确診病例一樣,他們都與同一個地方有聯系——“新發地”。
北京四環往南5公裡、京開高速西側的新發地市場是北京最大的果蔬集散地,位于新發地村,占地1680畝,一百五十多個足球場之大,攤位兩千多個,這裡的價格被視為京城果蔬價格的晴雨表,是首都的“菜籃子”,被BBC紀錄片稱為“北京飲食文化的靈魂”。
新發地市場發展的三十多年裡,全國各地的果蔬農在這裡聚集,構成了一條交易鍊。盡管從上個十年開始,北京市屢次提起疏解新發地市場功能,但它仍然承擔着北京約80%的農産品供應。
“新發地雖名為市場,但實際上是一個市場集群,是上百個菜市場組成的一個區域。”長期關注農産品市場發展的北京物資學院副教授溫衛娟對南方周末記者說,這裡供應的農産品中,占比最大的是蔬菜,約70%。
疫情突降新發地。據6月15日發布的官方消息,北京市已排查5月30日以來曾去過新發地農産品批發市場的人員就近20萬。
這個亞洲最大菜市場關停,對北京意味着什麼?
2020年6月13日,北京新發地市場暫時休市,警方對周邊進行交通管控。 (視覺中國/圖)
一切來得突然。
6月13日下午,距離新發地市場大約810米的“阿胖家常菜”飯館已被勒令停業。這家飯店常常從新發地市場批發拿貨,供應日常所需。
數據或可從側面回答這個問題。公開數據顯示,新發地市場2019年交易量1749萬噸,交易額1319億元。假如全供給北京2300萬常住人口,新發地市場每年平均供應每個北京人1520斤果蔬和肉類,平均每人花費5735元。
全國城市農貿中心聯合會會長馬增俊向南方周末記者分析,新發地市場體量足夠大,既能保證菜籃子的供應,也會因規模聚集效應帶來價格優勢。“可以明确地說,它的休市對北京的影響不言而喻。”
價格優勢也吸引着副食品價格敏感度高的零售客戶,例如老年人。南方周末記者采訪的多名北京市民不約而同提到一個現象,每天早晨八九點,當處理完大宗果蔬批發的商人離去,這裡會聚集一批從市中心趕來的老年人。他們帶着老年公交卡輾轉換乘到這裡“撿漏”,希望以低于市内超市的價格買菜。
新發地市場關停,在當天一度引發農副食品搶購。
南方周末記者注意到,消息傳出的6月13日,北京一些菜市場短暫出現了搶購現象。但情況很快好轉,當日夜間開始,許多公司加大了在外地基地的采購,大批蔬菜連夜進京。同時,北京農産品流通協會也組織會員單位,調集全國的蔬菜基地資源,供應北京市場。
6月14日下午,南方周末記者走訪北京多家大型超市,均人流量不多,蔬菜區貨物較充足。某大型連鎖超市北京片區相關負責人介紹,該超市進貨渠道以産地直采為主,6月13日21時左右,100噸直采蔬菜已經抵達北京,“目前還未受到過多影響”。
這一說法得到了北京新發地市場統計部負責人劉通的證實。他對南方周末記者介紹,就他了解的情況,影響不大。但如果新發地市場封市時間延長,情況會否有變化?劉通未作回應。
在馬增俊看來,假若新發地市場關停時間延長,其交易功能需要進一步疏散到其他地方,規模經濟優勢會消失,對于采購商來說,去進貨會增加不小的時間和運輸成本。
一位不願具名的學者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雖然有些大型超市有直采的渠道,有關部門仍需注意時間拉長後渠道的穩定情況。“此外,在北京還有許多小型菜站,它們體量小,貨物供應需要得到确保。”
從目前的出台舉措來看,北京市已指定交易場地,把原新發地市場的果蔬交易分散到了5個區域進行。
關注菜籃子的聲音中,還有一種聲音擔心,新發地市場斷供會影響華北地區的供應量。根據馬增俊的說法,新發地市場除了北京,在高碑店、保定、鹽山等地有十多個分市場,影響可控,唯一要擔心的是這些分市場是否因為和北京新發地聯系密切,存在疫情風險。
北京正經受着新的疫情考驗,也将此次疫情漩渦中心的新發地市場推向公衆。鮮為人知的是,這個亞洲最大菜市場,最初隻是一個村莊菜市場,其發展史令人好奇。
一個廣為傳播的事實是,2003年SARS期間,北京農産品價格一度飛漲,0.5元一斤的蘿蔔暴漲到了8元一斤。剛剛上任的北京市領導第一時間前往新發地,叮囑再三,外地商販運菜進京是對北京市場的支持,一定要善待他們。
根據北京商報社記者刊登在期刊《時代經貿》上的報道顯示,後來,新發地市場董事長張玉玺和有關部門協調,用30個小時就平息了一場爆發性的市場價格波動。
新發地市場在SARS期間穩定市場的做法得到北京市領導高度認可,被評為“首都防治非典型肺炎先進單位”。
在多家媒體的報道中,其掌門人、新發地村黨總支書記張玉玺是一個中國經濟轉軌時的傳奇人物。
那是1980年代,告别了計劃經濟的中國農民手上開始囤積大量無處安放的糧食、果蔬。1985年,北京市政府出台了放開肉、蛋、水産、蔬菜等五種農副産品價格和打開城門歡迎各地蔬菜進京兩項舉措。
看到商機的新發地村周邊農民,自發在交通便利的十字路口擺攤售菜,各地的菜販子開始雲集此地。這個自發市場越來越大,以至堵塞交通,豐台區政府不得不出面整頓。
任務落到了退伍軍人、有着一定生産管理經驗的村民張玉玺身上。
1988年,在多地考察後,張玉玺帶領15名村民,啟動村裡15萬元資金,用鐵絲網圈了15畝地,這就是新發地市場的雛形。他也成為這個小市場的總經理。
成立之初,市場并未向商戶收取攤位管理費,直到1991年,才開始向來市場交易的商戶收取管理費,而第一年收取的費用就超過了200萬元。在1990年代初,這無疑是一筆巨款。
此時的張玉玺有了企業家的市場意識,認真思考如何管理這家企業。1990年代的新發地雖然有了初步發展,但起步晚,和當時北京的大鐘寺、嶽各莊相比還是差了一截。張玉玺想了一個法子,把大戶搶過來。
據報道,張玉玺打聽到佳木斯有舒家七兄弟是壟斷東運西瓜的大戶,他托人介紹認識了舒家老七,三番五次請對方吃飯,答應對方提出的所有條件,舒家兄弟被其誠意打動,決定進駐新發地。
新發地市場的迅速擴容,除了張玉玺的籌劃,還和2003年“大菜籃子”大鐘寺市場拆遷有關。
拆遷後,大批商戶搬到新發地,成就了它的繁榮。國内三十多個省市來此交易,交易覆蓋輻射内蒙古、東北、河北等地,成為華北地區農貿産品最主要的集散地,巅峰時,商戶超過8000。
溫衛娟舉了個例子,山東的商戶要把蔬菜賣到東北,也會先到新發地逛上一圈收購蔬菜,待品種更加齊全後再北上。“新發地休市後,對北方的老百姓來說,直觀的感受可能是蔬菜的品種會少些。”
SARS之後,新發地又經受住了2008年奧運會的考驗,成功保障了北京地區的果蔬供應。
與此同時,圍繞着新發地,還有一個不斷擴大的商業帝國:房地産、物流、咨詢、酒店等。在這些産業中,或多或少都能看到張玉玺及其子的身影。
變化發生在2010年,要疏解新發地功能的言論開始流傳,争議不斷并持續至今。
新發地雖名為市場,實際上是一個市場集群。圖為2020年5月10日的新發地市場。 (視覺中國/圖)
2010年1月,當時的國務院總理視察新發地市場時抛出一個命題,如果連下七天大雪或者遇上大雪封高速公路的大災之年,能否保障首都農産品的供應?并進一步提出,新發地市場要按照保障北京市持續發展的需要,滿足首都農産品供應需求,作好結構調整和升級改造。
除了應急需要,新發地市場的存在,造成周邊交通擁堵、環境和壓力資源過大,也成為其發展掣肘。
按照北京市政府2010年提出的“北京市農業企業要走高端、高效、高輻射之路”的具體要求,新發地提出“内升外擴”,即對内部實施升級改造,對外在全國各地建立農産品供應基地和産地市場。
2013年底到2014年初,北京市作出了将低端批發市場向郊區縣及境外地區外遷的決定。2014年3月,一篇《新發地批發市場将外遷至河北高碑店》的報道廣為流傳。
這對張玉玺并非好消息,而市民也不免擔心,一旦承擔北京80%農産品供應的新發地外遷,菜價要漲。
2015年4月《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公布,根據文件要求,穩妥有序推進區域性批發市場等非首都功能向外疏解轉移成為主要目标,河北定興、高碑店等地被視為承接地。
以高碑店為例,它地處京津保三角腹地,以“大倉儲、大中轉、大物流”為核心定位。2015年10月29日啟動運營以來,五千多商戶進駐,其中80%是從北京疏解而來的。
但據溫衛娟觀察,高碑店雖然承載了新發地的部分功能,但就果蔬産品交易而言,它的作用并不明顯。在她看來,成本和便利程度是最大的制約因素。
以新發地市場為例,位置緊臨京開公路,位于北京和華北平原諸城鎮之間南來北往的要道上,到這裡交易節約成本,交通也便利。
另一少為人知的原因是,最近兩年,在緩解首都壓力的外遷潮中,關于農副産品供應是否該被疏解,又有了和原來不同的觀點。前述不願具名的學者表示,考慮到戰略儲備和應急的需要,保障北京農産品市場供應的功能被認為需繼續保留。
一個标志性事件是,北京鮮活農産品流通中心落戶朝陽區黑莊戶鄉。據2017年時的報道顯示,該中心将于2019年建成投入使用。
南方周末記者了解到,受制于土地性質和資金投入等原因,這個新的農産品市場施工進度受到影響。2020年5月,該項目才複工建設,預計今年底會完成。
馬增俊認為,和幾年前試圖把農産品交易功能疏解到北京市外相比,如今的思路更好。他特意提到,此次新發地市場休市後,蔬菜水果的指定交易地都安排在北京,而非河北等地,“這對穩定物品供應和物價有着很好的作用”。
在溫衛娟看來,過往學術界的研究多從經濟和環境角度思考農産品市場的升級改造,而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發生,為學者提供了另一個視角:當出現重大突發事件,農産品市場如何能通過有效的方式來應對,以保障農産品的穩定供應和流通?
南方周末記者 杜茂林 南方周末實習生 沙莎 彭思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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