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晚上，和朋友聊“童年”。他說：“有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也有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我說：“你這句話很經典，很精辟。”他說，不是他說的。我說，我把這句話改一改，可能更準确。他問，怎麼改。我說：“有些人的童年可以撫藉一生，有些人需要用一生治愈童年。”他問，我屬于前者還是後者。我說，當然屬于後者。

今天清晨晨練時，戴着耳機聽王鼎鈞先生的《開放的人生》。可是，腦子裡還在想昨天晚上和朋友聊天的内容，又覺得我不全屬于後者。童年的生活，特别是童年的遭遇，對任何人都是銘心刻骨，對人生的影響也是至為久遠，這是毋庸置疑的。這種潛藏于生命深處的生命印迹又是如何影響我們的一生，每個人的理解可能又是不同的。我不否認，童年對我的影響既深刻，又久遠。但是，如果要總結概括這種影響又是不容易的。總體來講，我認為，我的前半生一直在治愈我的童年，而我的童年反過來又在撫慰我的後半生。

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人們自我評價自己的人生常離不開“痛苦”和“幸福”四個字。而對痛苦的來源，人們又多把它歸結為外部因素。誠如福克納所言：“我們當中沒有一個人願意相信，我們的痛苦都是由自己造成的，我們都認為是這個世界虧欠了我們，使我們沒有能得到幸福；在我們得不到幸福時，我們就把責任怪在最靠近我們的那個人身上。”我們在檢讨我們的痛苦時，就需要尋找一個“敵人”。我們滿世界尋找，最後發現，一切都是徒勞。于是，童年便成為了痛苦的墊背，即痛苦的“敵人”。

其實，童年真是莫大的冤枉，它完全是“躺槍”，被“誤中”。不論是“躺槍”，還是“誤中”，歸根結底也還是有緣由的。進一步的解構，最終又歸因于我們的文化。我們的文化又是怎樣的一種文化呢？餘秋雨先生在《人生苦旅》中雲：“人生滋味，畢竟比血火智謀醇厚得多，也真切得多了。我們的文化不鼓勵人們思考真正的大問題，而是吸引人們關注一大堆實利瑣事。上學、考試、就業、升遷、賺錢、結婚、貸款、抵押、買車、買房、裝修……層層疊疊，一切都是為了活下去，而且總是企圖按照世俗的标準活得像樣一些，大家似乎已經很不習慣在這樣的思維慣性中後退一步，審視一下自己，問：難道這就是我一生所需要的一切？”

是的，我們的文化教我們更多關注的是外物，或者換個說法，我們的文化讓我們活在外物之中。即便是一貫被視為正統的儒家文化，教我們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落腳點乃在事功之上，是外物。我們還必須正視中華傳統文化對人生追求的明确定義，即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有人說，這三不朽給了炎黃子孫以生命前進的動力，給了民族以自強不息的底氣，乃是中華文化與民族精神之精髓和瑰寶。在我看來，“三不朽”仍為外物。中華傳統文化對人生意義的定義永遠停留在功名上，始終缺少對個體價值的認同，如個體的自由、個體人性的張揚，把個體的人淹沒在群體的汪洋大海之中。這麼說，并非否定群體的價值。我想說的是，不能置個體于不顧，片面地強調群體，價值取向一邊倒向事功。

如果事功成為評價一切人生的唯一标準，人們的胃口就會變得麻木又單一。正如林語堂在《人類是唯一在工作的動物》一文開門見山所提出的：“人生的盛宴已經擺在我們的面前，現在唯一的問題是我們的胃口怎樣。問題是胃口而不是盛宴。”我認為胃口和盛宴都是問題，因為，不解決何為人生的“盛宴”，便談不上“胃口”。

如果人生的“盛宴”和“胃口”解決了，我們和童年的遭遇就得到了和解，治愈便成為非必要。否則，在烏鴉的世界裡，天鵝都有罪。

如果我們足夠強大，人們關注什麼，對我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自己本身，外面的世界又怎麼能左右我們的内心呢？當然，前提是我們的文化得解決人生的“盛宴”和“胃口”。

如此這般，對于人人皆有的童年，便不再那麼重要了。童年僅僅隻是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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