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行在陽秋

建文帝朱允炆有一個恢複儒家聖王之治的史詩級施政計劃，該計劃得到朱元璋的默許和士人們的真心擁護，朱允炆的人格魅力使得一時之間天下歸心。推行這個計劃，朱允炆也有非常得力的強援，其戰鬥力不在朱棣之下，可惜沒能善加使用。“削藩”隻是建文施政計劃中的一環，但同時也是一道坎，可惜他沒能邁過去。

朱允炆的削藩不僅是為了鞏固帝位，他有一整套回複儒家聖王之治的施政計劃，削藩不過是其中一環而已。而之所以會有這套計劃，一方面與朱允炆的個人思想有關，另一方面也是朱允炆擁有強大的後援團，可惜在抵抗朱棣時，他沒能很好的使用後援團的力量，失敗與此有一定關系。

建文帝的人格魅力

1

史書對朱允炆的記載，《奉天靖難記》、《明太宗實錄》以外，高度一緻：

太孫英明仁厚，好文章典禮。

皇孫性慈厚，童年即敦孝友節，雅好詩書及古典禮文章。

知其人莫若知其友，知其友莫若知其師。即位前朱允炆的人生可分為兩個階段：皇太孫前（1378-1392）和皇太孫時（1392-1398）。

仁明令主朱允炆

立為皇太孫前，朱允炆的師友，資料缺乏，難以考知。其時懿文太子尚在世，父親可謂兼具老師。史書多載朱允炆年幼時即聰慧穎敏，好學不倦。對比懿文太子之人格，自是信詞。

朱标為朱允炆配備了哪些老師雖難以考知，但朱标本人的師承卻非常清楚。宋濂、董倫、張紞，都先後成為朱标的座師。三人地分南北，卻均為敦學宿儒，朱标受到他們熏染，被培養成了一位恂恂儒生。宋濂首徒方孝孺，堪稱朱标同門師弟。

朱允炆自幼性格便極得其父之傳，其父又頗得宋濂、張紞、董倫之傳。他後來重用方孝孺、張紞、董倫，與父親朱标對他早年的教導有關，毋甯說，他也間接受到了宋、張、董之教導。

洪武二十五年，朱允炆受封為皇太孫，時年十五歲。朱元璋特地為他選拔了一大批文臣武将，兼輔導之職務，前文已述。不過，馮、藍、傅三人不久就遭朱元璋清除，茹瑺等人服官東宮又僅屬虛職，稱不上于太孫有何教益。方孝孺雖然匆匆見到太孫一面，但不久就遠走漢中、蜀地，未能長期留在太孫身邊發揮師長作用。筆者以為，這一時期朱允炆最重要的師友，是黃子澄。

黃氏其時任職太常寺卿，又得補東宮官，得有較多時間與太孫接觸。著名的東角門策對，一舉奠定了黃氏作為皇太孫師長、以及建文朝執政的地位。幾年後建文朝開張，黃子澄便迅速跻身宰輔，當是這幾年陳說授業的必然結果。

綜觀朱允炆即位前的教育和師承，可知朱允炆深受儒家經典教育熏陶。父親、師長的教育深深形塑了他的人格和氣質，使朱允炆成長為一位熟習經書、溫良恭儉的儒生型皇帝。

朱允炆的政治理想，在皇太孫時即已顯露：拟由孔孟周公之道，完成平治天下的理想。

洪武後期，朱元璋已經開始讓朱允炆獨立處理政事。改律、斷獄二事，足見朱允炆的行政能力和治國之道。朱元璋對朱允炆的行事不僅不以為忤，反激賞太孫處置得宜。

朱元璋有“吾治亂世，刑不得不重；汝當平世，刑不得不輕，所謂刑罰世輕世重也”之語。顯然朱元璋認為一世應有一世之治道，嗣君不當拘泥于己之治道。朱允炆“仁明孝友，天下歸心”，是朱元璋心目中理想的守成令主。

朱允炆在政事中表現出極高的經典素養。改定律例一事，經黃彰健研究，可知所改僅為“例”而非“律”。朱允炆表現出的知識素養相當驚人：

帝閑居，太孫侍。舉大明律授之，曰：此酌古準今，協理制，宜人情，其熟玩，以複。太孫捧之，退居數日成誦。……遂遍考禮經，參之曆朝刑法，改之七十三條。

又如斷獄一事：

太孫對曰：“周禮聽獄，色聽為光；尚書亦稱，惟貌有稽。”

可知朱允炆長期受師友熏染，又頗聰慧勤奮，于《周禮》、《尚書》等經典極其熟稔，故能于施政時援舉自如。洪武年間，朱允炆尚為太孫，即已展現出如此知識、才幹和能力，其政治理想，固遠非僅守成令主而已。

有關朱允炆即位前的政治藍圖，材料有限。但可從朱允炆甫一即位，當時士大夫的反應，推知他們對朱允炆的期待和矚望，順及反映朱允炆素具之政治抱負、理想。王叔英《資治策》有言：

今皇帝陛下缵承大統……誕修文德，善政仁聲，日益布聞。四海之内，若臣若民，罔不歡慶。萬姓一辭，鹹謂聖明在上，唐虞雍熙之治，可以複見于今日。

天下之心，莫不期陛下為堯舜。

話說的很漂亮，格調也極高，但他決非簡單的頌聖文字，而實已點出入儒學型士大夫對朱允炆即位的熱烈歡迎。我們不難想象，當時天下士人對朱允炆的滿腔期待和滿腹熱望。若朱允炆的習性、人格、個人政治理想不能當此的話，士人也不緻發出如此聲音。

準此，可以确知：朱允炆的政治理想，絕非僅僅滿足于守成之君，而是要在方孝孺等儒生協助下，以儒家道德理想主義之精神，以回向三代之治道、重建符合“天道”的人間秩序為目标，立法垂制，銳意求治。程通《貞白遺稿》錄胡浚詩雲：

人臣喜逢千年慶，吾主當為百代雄。

朱允炆本人的經典素養，配合方孝孺等人之儒生特質，君臣遇合，摩拳擦掌，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隻待“舊王已死、新王當立”，一場浩大的制度改革就将開始。還是用王叔英的話作結：

真所謂明良相逢，千載一時也。

沐王府與蜀王：朱标的遺産

2

明初的派系其實遠不止“淮西集團”、“浙東集團”這麼粗糙，是很複雜的，對于洪武後期，尤其是胡藍黨案之後，明朝高層政治中的派系走向，值得進一步研究。這個問題，既和朱元璋在位後期政治安排相關，也直接決定着朱允炆即位前後的政治力量态勢。

筆者的結論是，從洪武中期開始，明朝政壇逐漸形成了一個“懿文東宮集團”。懿文、東宮，謂朱标、朱允炆父子。“集團”則有兩大力量：蜀王朱椿、沐氏、耿氏、常氏為代表的親貴力量；方孝孺、張紞為代表的士人力量。

親貴力量與士人力量得以結合，并團結在朱标父子的旗幟之下。通過聯姻、講學、師承、任官、共事等多種聯結渠道，并在自發聯絡和朱元璋有意安排之下，兩大力量合流，形成一個松散的共同體。

雖然這個集團因靖難戰事的偶然失敗而瓦解，但本身卻具有相當的實力和地位，以至于朱棣即便在奪位成功後，也不得不對集團裡力量極強卻僻處邊陲的蜀王、沐氏忌憚禮讓。

懿文東宮集團失敗，在于結構松散、地域分散，缺乏堅強的領導和統一的指揮。南京陷落，朱允炆不知所終，懿文東宮集團中實力最強的蜀王、沐氏也不得不向朱棣表示歸服，這個集團也畫上了句号。

沐氏、蜀王分局滇蜀，洪武中後期以降，逐漸成為西南強宗。兩家都手握重兵，且統政一方，為朱标父子最強悍的擁戴力量。

沐英，字文英，幼失父母，朱元璋夫婦撫為養子。

沐英長朱标十歲，他被朱元璋收為養子時，朱标還未出生：

嘗聞皇考之訓，朕年二十四五，尚未有子時，沐英甫八歲，因兵受厄，父母不得複會。朕撫育之，恩同其父。後乃命複本姓。因其軍功，封為西平侯。俾控禦諸夷。十餘年間，朕無西南之憂者，以英在也。言猶在耳。

沐英年少即機智英武，朱元璋在他十八歲時，委以鎮守鎮江之任。後又守福建，征關陝，取西番，下雲南。朱元璋對他可謂視如己出，信任無加，最終委以鎮守雲南的重任。

朱标年低沐英十歲，而沐英十八歲前尚未出戰。朱元璋和馬秀英夫婦，可說是将沐英作為長子撫養的，這要比一侄（朱文正）、一甥（李文忠），還更親近了一層。沐英不啻朱标之長兄，朱标與沐英兄弟之情，可想而知。

洪武十五年，沐英偕傅友德、藍玉攻下雲南，自此留鎮。朱元璋選擇沐英而非傅友德、藍玉鎮守雲南，原因不難推斷。考慮到雲南僻遠、華夷雜處的複雜現狀，朱元璋需要一位能力突出而又絕對忠誠于己的将才鎮守。

沐英鎮滇十年，設州立縣，屯田墾荒，興學立教，經略蠻荒，雲南大治，奠定了其作為中國固有領土之地位，明廷亦得以拓邊西南。謂沐英為中華開拓雲南之先行者，毫不為過。

朱标的異性骨肉——黔甯王沐英

洪武二十三年（1390）沐英還朝，朱元璋賜金設宴，慰勞備至，并有“使朕無西南憂”的獎掖之語。這次還朝是沐英最後一次見到朱元璋，也必是他最後一次見到朱标。

洪武二十五年（1392）四月，懿文太子朱标薨。消息傳到雲南，得到朱标兇訊的沐英，他内心的觸動可謂無以複加，因此染病。六月沐英卒，“軍民巷哭”。史載：

初，英留鎮之明年，哭孝慈皇後，三日不食，踴恸幾絕，及再鎮之三年，哭皇太子，号恸失聲，飲食為少，一月而薨，二十五年夏六月丁卯也。年四十有八。官僚士庶、胥吏卒伍缁黃髫白，莫不奔号其門，泣語于路。

沐英施政雲南之深具人心，與朱标兄弟之誼，至今讀來，依然情意深湛，觀之動容。兩月之間，朱标、沐英接連去世，于朱元璋而言不啻連失兩子。而對朱允炆而言，可謂接連失去了伯父、父親。沐英被追封為黔甯郡王，子孫世襲西平侯，後又改為黔國公。

沐氏與懿文太子的緊密聯盟，在下一代沐春、沐晟和朱允炆之間延續下來。建文時朱允炆屢調雲南兵入京師，其中何福還參與了小河等戰。此外，有關朱允炆出亡的傳說裡，雲南幾乎成為固定的故事主題。《革朝遺忠錄》記載：

相傳建文君之奔也，晟使人護之。或時至西平侯第，然人亡有知者。

南京陷落後，沐晟還收留耿炳文之子耿琦，以及建文朝流亡官員，俨然成為朱允炆的後方：

上（建文帝）即位，（劉有年）複起太平知府。丙子之春與王紳遇，以道德相勖。後文廟入正大統，以不肯迎駕谪雲南。黔國公知其賢，遣諸子從學，且薦于朝。

朱棣奪位後，即對雲南着意加以監視、控制：

癸卯，命左都督袁宇往四川雲南，整肅兵備，撫安軍民，俟邊境甯靜，就鎮守雲南。

這番舉動，暗藏要将沐氏驅逐之意。朱棣還派建文年間封雲南便與沐晟交惡的岷王重封雲南，岷王與沐晟重又不睦。朱棣作勢懲戒沐晟一番，賜書岷王。後來看到岷王漸有不臣，反倒比沐晟更難對付，遂又着意拉攏沐晟。朱棣與沐晟結親，令其仍鎮雲南。

洪武朝後期，沐氏掌控的雲南還擔負着為建文朝“儲備人才”的作用，下文還将詳述。

蜀王朱椿，朱元璋第十一子。幼即雅好文章禮樂，朱元璋戲稱之為“蜀秀才”。個中推許贊賞之意，極為明顯。朱标、朱椿兩人可稱朱元璋諸子中，性情最為投契者。這一點雖然沒有直接證據，但從兩人的人格特質來看，不言而喻。

洪武二十三（1390），朱椿之國四川後，很快就在蜀地營造出一個迥異于洪武政治生态的小氣候。他禮賢好儒，延請方孝孺、林嘉猷、王紳為蜀王府賓師，與之詩文切磋，講論王道，本人亦有《獻園集》傳世。朱椿稱贊方孝孺說：

爾懿文清節，有東漢之風。尚志立言，為當代之重。

推重獎掖之情盡現。同時，“懿文”與朱标谥号重合，不僅僅是巧合，庶可窺見蜀王、朱标、方孝孺之同聲相求。

方孝孺之齋名“正學”，亦即朱椿所起；朱椿還賜王紳旅費赴滇，以查考其父親王祎遺迹；妥善安置宋濂靈柩，厚待宋濂之孫。翻閱方孝孺、王紳的文集，有體量龐大的與蜀王酬答詩文，足見朱椿之得士心。方孝孺居蜀久，已有“蜀道易”之樂。

朱标父子與朱椿的親緣關系，因人際、性情等多重因素，可稱牢固。朱椿于靖難時的動态今天難以确知，但種種史料顯示，蜀地堪稱為建文朝廷之後方：

或傳蜀府兵來赴難。

建文時期，蜀地還成了朝廷安置廢王之地：

遣代王桂如蜀。時代王貪虐，将為不靖，方孝孺請以道德化之，命往四川受教于蜀王，時蜀邸素以賢聞故也。

方孝孺和朱允炆，已将四川當成朝廷的後方。以至于燕兵迫江北，南京形勢危殆之時，方孝孺乃獻策走蜀：

方孝孺曰：“今城中勁兵二十萬，城高池深，糧食充足，尚可以守。請下清野之令。……今天下惟蜀王不背朝廷，其地四塞。令決一死戰，不利則收士幸蜀，萬一可圖也。”

《奉天靖難記》亦有記載：

方孝孺曰：“……設有不利，即輕舸走蜀，收集士馬，以為後舉。”

前引朱棣令袁宇撫軍雲南、四川，疑即與此相關。建文朝覆亡後，既成事實下，蜀王迅速來朝、默認燕王篡位。至此，蜀王作為建文後援的曆史告一段落。

耿炳文于洪武後期得朱元璋倚任，并與懿文太子結成親家，前文已述。不僅如此，耿炳文之妹還嫁與沐英為妻，生子晟、昂。

耿老夫人一直在世到宣德六年（1431），建文朝覆亡後，耿氏收留了逃奔雲南的耿炳文長子耿琦。這樣，耿氏、沐氏、懿文東宮便形成一個緊密的姻親團體。常藍二氏，于洪武後期一衰（常氏）、一亡（藍氏）。不過，藍玉為常遇春妻弟，常遇春又為懿文太子嶽丈。同時，藍玉之女又為蜀王妃。至此，一個姻親網絡就此浮現：

懿文東宮親貴集團姻親網絡圖

本圖顯示，與朱标父子凝聚力最強者，為耿氏、沐氏。常氏衰敗，建文予以複振，然未曾持續。藍氏已滅，但藍氏作為朱椿妃尚存。

懿文東宮親貴集團是在洪武後期即已形成的，這與朱元璋的刻意安排有關。靖難戰起，由于地處僻遠，蜀王和沐氏的力量未能充分發揮。耿炳文則戰死真定，洵為親貴中忠于建文朝之典範。

四川和雲南：建文黨的成型

3

朱标做太子時，宋濂、張紞、董倫均成為他的老師。宋濂門下，又以方孝孺為首徒。王紳寫道：

（宋濂）每賓客散後，列弟子坐松濤室，下曆數古今作者，必曰：“吾于交友，所見惟爾父一人。而門人輩獨希直而已。”

茅大方《次韻送方教授還漢中》：

道學遠宗濂洛裔，文章重見孟韓才。

方孝孺可稱當時文壇、士人的雙重領袖。

宋濂、王祎為浙東士大夫老一輩之兩位代表，而方孝孺則成為下一代之核心。方氏繼承宋濂的衣缽，與朱标可稱師兄弟，堪稱準東宮故舊。

宋濂門人成為建文改制的幹将

《遜志齋集》收入了方孝孺諸多挽詩。我們看到，方孝孺為朱元璋所作挽詩隻有一首（《大行皇帝挽詩》），為懿文太子朱标卻高達十首。朱元璋、朱标父子之于方孝孺，孰輕孰重一目了然。洪武時期方氏雖兩得朱元璋召見、推許，他的一瓣心香早已落在朱标上了。

《懿文太子挽詩》裡，方氏有“監國裨皇政，憂勞二十年”、“銳意思寬政，溫顔訪老臣”之語，于朱标監國輔政之推許、于朱标将來即位之期待，不言而喻。作為“元末明初浙東士大夫第二代領袖”（董剛語），方氏也帶動了宋濂、王祎門下浙東士人如王紳、林嘉猷，歸入懿文東宮陣營。

北方士人代表，同時也屬東宮官的有張紞、董倫。

張紞。張紞字昭季，陝西富平人，以明經起家：

洪武初以明經舉，授京兆學教授，尋擢東宮侍書，才識通敏，懿文皇太子器重之。

張紞以才識獲得朱标的賞識。雲南平定，張紞即被派往雲南任職。這一時期朱标秉政，沐英鎮滇。我推測，張紞是朱标由推薦給朱元璋、沐英。朱元璋給張紞诏谕：

今命卿西南方面重任。君子道興之所然。且雲南諸夷雜處之地，若欲治安，非出群之才不可。卿必忠可格天，誠可會人，生靈是聿。故茲勅谕。

推獎信任之情，躍然紙上。

張紞曆官雲南右參政、左布政使。十五年間，凡雲南之土地貢賦、政令條格、典禮程式皆所親定，考治行為天下第一。雲南呈現“民夷心孚，遠近奠安”的局面。朱允炆即位，召張紞為吏部尚書，“滇人如失父母”。

董倫。董倫，北平府人，元末隐居不出。明朝立，召為東宮官，得朱标器重。後曆官河南布政司右參議。洪武三十年免職，典教滇南：

東宮憐其老，賜以白金若幹镒。倫行至成都，蜀獻王深寵之，留連彌月，恩禮有加。……至滇，凡作養成就，用夏變夷。

朱允炆甫即位，思念東宮舊臣，立即召回董倫，為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

方孝孺、王紳作為浙東士人代表，張紞、董倫作為北方士人代表，在懿文東宮的旗幟下團結起來，成其為一股南北士人力量。這由以下重要的曆史事實可證：

方孝孺、張紞、董倫作為“東宮舊臣”和建文朝新貴，于洪武時期均有任職雲南、四川的經曆。同時，建文朝廣泛吸納洪武時期居官雲南、四川之人，可考的還有陳迪、王紳、方孝孺門徒林嘉猷、韓宜可、王景彰。

其中，陳迪居官雲南左布政使，恰與張紞分居左右布政使。董倫、韓宜可、王景彰則為貶至雲南。王紳、方孝孺一系浙東士人則居于蜀地。王紳還曾由蜀而抵滇，得到蜀王和張紞的禮遇；四川為宋濂埋骨之地，雲南為王祎葬身之所，他們的晚輩、師友接踵而至，蜀王、沐氏亦次第鎮守。以上事實，已不能歸結為簡單的人際、地域之巧合。

“蜀滇”，成為聯結懿文東宮親貴力量和士人力量的關鍵詞。我推測，這結合了朱元璋安排、朱标朱允炆推動，以及人際、地域的多重因素形成。兩股力量合流，形成一個松散的“懿文東宮集團”，他們之中的關鍵人物方孝孺、張紞、陳迪，成為建文改制的主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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