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暢銷書《向前一步》作者、臉書COO謝麗爾·桑德伯格的丈夫戴夫·高德伯格于2015年5月突然去世，謝麗爾感覺自己和孩子們再也不會有真正純粹的快樂了。而在謝麗爾的這本新書《另一種選擇》中，她從發現丈夫猝然倒在健身房的地闆上開始，描述了她在丈夫去世後感受到的極度悲傷和孤獨。然而，本書并沒有局限于謝麗爾的個人經曆，而是從更廣泛的層面去探讨我們該如何克服人生中的逆境，包括疾病、失業、性侵、自然災害、戰争、暴力等不幸。本文為謝麗爾為該書所寫前言，回憶了丈夫去世的過程，以及之後的心境。《另一種選擇》中文版即将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臉書COO謝麗爾·桑德伯格

我對他說的最後一句話是：“親愛的，我先睡一會兒。”

1996 年夏天，我和戴夫·高德伯格初次相遇。那時我剛搬到洛杉矶，共同的朋友邀請我們一起吃晚餐，餐後再去看電影。電影剛開始，我馬上就睡着了，我的頭倚在了戴夫的肩膀上。後來，戴夫總是喜歡把這件事告訴其他人——當時他認為，我對他有感覺，直到後來他才知道，原來“謝麗爾在任何地方都會倚着旁邊的人睡着”。

戴夫很快成了我最好的朋友，而且，洛杉矶對我來說也開始有了家的感覺。他帶我結識了一些有趣的人，還告訴我一些可以避開交通堵塞的小路，幫我制訂休閑計劃，确保我在周末和假日有事可做。是戴夫，引領我接觸互聯網，給我聽我之前從未聽過的音樂。在他的影響下，我變得越來越酷了。在我跟前男友分手的時候，戴夫毫不避諱地安慰我——要知道，我的前男友可是前海豹突擊隊成員，即便在睡覺時，他的床下都放着上了膛的槍。

戴夫總是說，他對我一見鐘情，但他等了很長一段時間，等着我“變得足夠聰明，能擺脫其他衰人”後，才開始和他約會。戴夫做什麼事情總是先我幾步，後來我也慢慢趕上了他。那場電影之後又過去了6年半，我們緊張兮兮地安排了一次長達一周的旅行。我們都知道，這場旅行，要麼會把我們的關系帶往一片新天地，要麼會把我們“偉大的友誼”毀得一幹二淨。又過了一年，我們結婚了。

戴夫是我的精神支柱。每當我覺得沮喪的時候，他都能保持冷靜；每當我焦慮的時候，他都說一切都會好起來；在我不确定該怎麼做的時候，他會幫我理清脈絡。就像所有的已婚夫婦一樣，我們的婚姻也有起起伏伏。不管怎樣，戴夫總是讓我感到，我被深刻地理解着，我被堅定地支持着，我被全然地深愛着。我一直以為，我将倚着他的肩膀，度過餘生。

婚後11 年，我們一起去了墨西哥，為我們50歲的朋友菲爾·多伊奇慶生。我的父母在加州幫忙照看我們的兒子和女兒。能夠有一個二人世界的周末，戴夫和我都很興奮。星期五下午，我們閑坐在遊泳池邊，用iPad玩着《卡坦島拓荒者》遊戲。我赢了，但是我的眼睛不争氣地總是想閉上。當我意識到疲勞感不能使我保持勝利的果實時，我對戴夫說：“親愛的，我先睡一會兒。”我退出遊戲，蜷起身體睡着了。那天下午15點41分，有人抓拍到一張照片：戴夫拿着iPad，坐在他的哥哥羅伯和朋友菲爾旁邊，我在他們身前地闆的墊子上睡着了。戴夫在笑。

一個多小時之後，我醒了，戴夫卻不在椅子上。我和朋友們暢遊了一會兒，想着他可能按原計劃去了健身房。後來，我回房沐浴，發現他也不在房間裡，我有一點兒詫異，但并沒有放在心上。接着，我為晚餐挑選了衣飾，查了郵件，給孩子們打了電話。兒子很不開心，因為他和朋友沒有遵守遊樂場的規則爬上護欄，戳壞了帆布鞋。他哭着認了錯，我告訴他，我欣賞他的誠實，我會和他爸爸讨論一下，要從他的零花錢中拿出多少來買雙新鞋。這個四年級的小男生想盡快有個結果，催着我快做決定。我說這類事情需要我和他爸爸共同決定，所以隻能第二天告訴他答案。

我離開房間下樓，戴夫不在。我走向海灘，和朋友們會合，戴夫也不在。我慌了，一定有事發生。我朝羅伯和他太太萊斯莉大喊：“戴夫不在這兒！”萊斯莉愣了一下，然後大叫道：“健身中心在哪兒？”我示意前方不遠處的台階，我們開始奔跑。直到現在，我仍能體會到當時我的身體和呼吸中的緊張感。此後，再也沒有人會對我說讓我的心髒狂跳的“健身中心在哪兒”這句話了。

我們在橢圓機旁邊的地闆上找到了戴夫——他的臉微微發藍，偏向左側，他頭下有一小攤血。所有人都開始尖叫。我給戴夫做了心肺複蘇，然後羅伯接替了我。醫生來了之後繼續接手。

在救護車上的那半小時，是我人生中最漫長的30分鐘。戴夫躺在擔架上，醫生在為他救治。被朋友們安置在前座上的我哭着央求醫生告訴我，戴夫還活着。我心如刀絞，醫院怎麼那麼遠，為什麼有那麼多車擋住了我們的路。抵達醫院後，戴夫被醫護人員帶進一扇沉重的木門，我被攔在外面。我和菲爾的太太瑪恩·萊文坐在地闆上，另一位好友抱着我。

仿佛等了一生那麼久，之後我被帶進一個小房間。醫生走進來，坐在桌子後面。我知道這意味着什麼。醫生離開後，菲爾的一個朋友走向我，輕吻我的臉頰，說：“節哀順變。他的話和禮節性的吻令我恍惚地看到未來，我知道，正在經曆的這一幕會不斷地、不斷地、不斷地在将來上演。

有人來問我，要不要和戴夫道别。我當然要去說再見，我怎麼舍得離開他。我以為，隻要我待在那個房間，抱着戴夫，隻要我不離開，戴夫就會醒來，帶我逃離這個夢魇。這時，同樣悲痛的羅伯告訴我該走了，我走了幾步離開房間，然後又轉身跑了回去，用盡全身的力氣緊緊抱住戴夫。最後，羅伯慢慢地把我拉開了。瑪恩陪着我走過長長的白色走廊，她環着我的腰，支撐着我的身體，防止我再跑回那個房間。

我的餘生就這樣開始了。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這都是我不曾選擇的人生，也是我完全沒有做好準備的人生。這一切都令我無法想象。之後，我和孩子們坐在一起，告訴他們，爸爸走了。孩子們尖叫着，我哭喊着。葬禮上，人們說起戴夫時用的是過去時。我的家裡也突然出現了很多熟悉的面孔，不斷有人來到我身邊，草草地吻着我的臉頰，伴之以相同的一句話：“節哀順變。”

到達公墓時，孩子們下了車，哭倒在地上，他們一步也走不了。我躺在草地上，緊緊地抱着他們。孩子們的表親也來了，他們和我們躺在一起，聚成了一個巨大的哭泣的人堆。一向保護孩子們遠離傷痛的成年人的臂彎，在此刻卻不再溫暖有力。

詩歌、哲學和物理學都告訴我們，時間帶給我們的感受并不是均等的。戴夫離開後，時間變得越來越慢，越來越慢。一天又一天，孩子們哭泣着，尖叫着。他們不哭的時候，我傷感地看着他們，等待着他們下一次需要安慰的時刻。而我自己的哭泣和尖叫，大部分都是憋在心裡；有些時候，我也會忍不住釋放出來，填滿其他空間。我被空虛占滿了——巨大的空虛占據了我的心髒、我的肺葉，限制了我思考的能力，我甚至無法呼吸。

悲痛是個極其苛求的夥伴。戴夫最初離開的那幾天、那幾周、那幾個月，悲痛一直都在，它不隻隐藏在海平面之下，還浮上了海面，細密、綿長，揮之不去。然後，悲痛又像海浪一樣，急卷起來，沖刷撞擊着，就好像要把我的心抛出身體一樣。在那些時刻，我感覺自己連多一分鐘的痛苦都不能再承受，更别說一個小時了。

我常常回憶起戴夫躺在健身中心的地闆上，我仿佛看到他的臉在天際浮現。每到深夜，我都會大聲呼喊，喊進那虛無：“戴夫，我想你！你為什麼離開我？求求你，快回來！我愛你……”每一晚，我都哭着入睡；每天早上醒來，我都會再經曆同樣的情緒。我不相信，沒有他的世界還會繼續運轉。其他人怎麼能像什麼都沒有發生過一樣繼續生活下去呢？

而且，日常生活中很普通的事情，也開始變得帶有殺傷力。女兒在“家長之夜”活動上給我看她在8個月前開學第一天寫下的話：“我上二年級了，我很想知道未來會發生什麼。”女兒的話像破碎的玻璃球一樣擊中了我。在她寫下這些文字的時候，無論是她還是我，都不會想到，在二年級還沒有結束的時候，她會失去父親。二年級！我看了看握在我手裡的她的小手，再看看她甜美的小臉——她盯着我，想知道我是不是喜歡她寫的文字。我顫抖着，腳步蹒跚，差點兒跌倒，我隻能假裝要不小心跌倒了。我們一起走在教室裡時，我一直看向地面，躲避着其他家長的眼神，避免徹底崩潰。

所有的紀念日更令人傷心。戴夫總是會把孩子們開學的第一天當成大日子——他會在孩子們走出家門的時候，拍很多照片。我也試圖激起熱情去拍相同的照片。這次，女兒生日那天，我坐在卧室的地闆上，我的母親、妹妹和瑪恩陪着我。我感到自己下不了樓，也活不下去了，更别說在生日會上強顔歡笑。盡管我知道為了女兒，我不得不這樣做；我也知道為了戴夫，我必須這樣做，可是，我隻想和戴夫一起做這些事。

當然，我在生活中也能發現一些有趣的事情。剪頭發的時候，我提到自己入睡困難，發型師便把剪刀放下，打開包，誇張地拿出了大大小小、形狀各異的阿普唑侖片。我沒有接受他的藥，但是我對此非常感激。有一天，我在電話裡跟父親抱怨，所有悲傷的書籍都有個糟透了的标題——《死亡， 極其重要》（Death Is of Vital Importance），《對它說“是”》（Say Yes to It）——就好像我可以說“不”似的！就在我們通電話的時候，一本新書又到了：《躺到床的中間去》（Moving to the Center of Bed）。還有一天，我在開車回家的路上打開收音機，想放松一下，可是電台播放的每一支歌，好像都比前一首更傷感。例如，《我曾經認識的某一人》（Somebody That I Used to Know）——哎！《不是結束》（Notthe End）——我也祈求不要結束啊！《永遠年輕》（ForeverYoung）——才不是這麼回事兒！《人生如隙，一路走好》（Good Riddance: Time of Your Life）——沒有最糟，隻有更糟！最後，我轉到了播放《馴鹿的心地比人好》（ReindeersAre Better than People）的那個頻道上。

我的朋友戴維斯·古根海姆告訴我，作為紀錄片制作人，他早已學會“讓故事自己講出來”。每一部片子開始拍攝時，他都不知道故事的結尾會是什麼樣子，因為每個故事必須按照自己的方式、自己的時間節奏緩緩展開。戴維斯擔心我試圖去控制自己的悲傷，他鼓勵我要傾聽悲傷，靠近悲傷，讓悲傷自行其是。他太了解我了，我的确找了很多方式與悲傷作别，我想把它放到盒子裡，再丢掉。最初的幾個星期、幾個月，我失敗了——痛苦每時每刻都掌控着我，即使我看起來很平靜鎮定，它卻一直在那裡。我的身體坐在會議室，或者在卧室給孩子們讀書，我的心卻永遠停留在健身房的地闆上。

C. S. 劉易斯說：“沒有人告訴過我，悲傷會來得如此恐懼。”恐懼持續不停，悲傷永不消逝。悲傷之浪不斷地撞擊着，直到擊垮我，直到我再也不能站立，不再是我自己。戴夫去世後的那兩星期是我最空虛的時候，我收到了一封女性朋友的信。她60多歲了，幾年前，她失去了丈夫，她以為能給我一些好的建議，但是并沒有。而且，她的密友在十幾年前也失去了丈夫，她們二人都不認為時間會減輕痛苦。她說：“我絞盡腦汁，也想不出一個可以幫到你的方法。”毫無疑問，這封信對我意義非凡——它摧毀了我的希望。我明白，痛苦不會在某一天消失。我感覺自己完全被空虛包圍，漫漫前路，似乎隻有無盡的空虛。

我打電話給亞當·格蘭特，他是沃頓商學院的心理學家和教授。我把這封令人絕望的信讀給他聽。兩年前，戴夫曾讀過亞當所著的暢銷書《沃頓商學院最受歡迎的成功課》（Give and Take），作為調查猴子公司（SurveyMonkey）的CEO（首席執行官），戴夫曾邀請亞當來公司演講。那天晚上，亞當來我們家吃晚餐。亞當研究的課題是如何幫助我們找到内在驅動力和人生意義，我們還讨論了當今女性面臨的挑戰，以及亞當的研究如何介入這個話題。後來，我們一起寫作，成了好朋友。戴夫去世後，亞當飛過整個美國來參加葬禮。我告訴他，我最大的恐懼就是孩子們再也快樂不起來了，而且其他人也會因為我的這段經曆對我小心翼翼。但是，亞當通過數據告訴我，實際上許多孩子在失去父母之後都會有強大的複原力，他們将繼續擁有快樂的童年，成年後也能很好地适應社會。

亞當從我的聲音中聽出了因這封信引發的絕望，于是他又橫跨美國，飛來告訴我，在這看似無止境的空虛中，其實存在着邊界。他想面對面地告訴我，盡管悲痛不可避免，但我可以做些事情以減輕我自己和孩子們的痛苦。他說，最多6個月内，50% 以上失去配偶的人會度過心理學家所定義的“急性悲傷”（acute grief）階段。亞當讓我相信，盡管悲傷會按照自己的方式運轉，但我的信念和行動卻決定着我多久後會走出空虛。

我不知道是否有這樣一些人，他們的生活中隻有玫瑰。事實上，每個人都會經曆困境。有時，我們能預見困境的到來；有時，我們則會遭遇當頭棒喝——它可能是孩子的突然離世，也可能是令人撕心裂肺的感情破裂，或是夢想未能實現的極度失落。問題在于，在這些事情發生之後的下一步，我們該怎麼做？

我問亞當，複原力是忍受痛苦的一種能力，那麼我們如何得知自己的複原力有多大？他解釋說，一個人的複原力并不是固定的，因此，應該換個問題：我們怎樣才能增強複原力？複原力是指人們面對悲痛的反應速度和強度，而且我們可以建立自己的複原力。用我們的身體來打比方，複原力并不是指脊柱本身，而是要加強脊柱周圍肌肉的力量。

謝爾麗新書《另一種選擇》。

自戴夫離世之後，許多人都對我說過“真想不到”這句話。他們的意思是，他們沒想到這件事會發生在戴夫身上，也沒想到我竟然還能跟他們交談——而不是蜷成一個球，悲哀地躲在角落裡發呆。我記得有個同事曾在失去了孩子後返回工作崗位，還有個朋友在被診斷出癌症之後買了杯咖啡，我的感受和他們一樣。可如今，角色發生了變化，我的回答變成了：“我也想不到，但我沒有選擇。”

是的，我沒有選擇，隻能保持清醒；我沒有選擇，隻能熬過打擊、悲痛，并且承受“我還活着”的負罪感；我沒有選擇，隻能努力向前，在家裡做一個好媽媽；我沒有選擇，我必須專注，在工作中做一個好同事。

失去、悲痛和失望，都是個人的感受，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特的境遇，以及相應的應對方式。然而，正是那些願意分享自己經曆的人的善意和勇氣，幫我走出了困境。最親密的朋友向我敞開心扉，陌生人也毫無保留地貢獻了他們的智慧和建議。亞當非常有耐心，他堅信黑暗終将過去，我也終将走出困境。即使面臨生命中最可怕的悲劇，我也可以掌控，不讓它擴大負面影響。

我和亞當在這本書中想要分享我們關于複原力的認知，這本書是我們共同寫作的，但是為了簡便和清晰，故事中的“我”是指謝麗爾，亞當則是以第三人稱出現。當然，并非每一天希望都會戰勝痛苦，确實不會；我們也不想假設自己經曆了每一種可能的挫敗或困境，并沒有。世界上沒有一種正确的方式能幫助所有人去面對悲痛或者挑戰，所以我們沒有完美的答案，也根本不存在完美的答案。

我們也知道，不是每一個故事都有美好的結局。對于每個人來說，複原之路并非總是從同一個地方開始的。戰争、暴力、性别歧視傷害着個人及團體，歧視、疾病和貧窮會加深悲劇。令人悲傷的真相在于，困境并非總是平均分配，邊緣化及被剝奪權利的群體有更多的不幸要去抗争，他們有更多的痛苦要去面對。

正因為我的家庭經曆過痛苦，所以我很清楚我們是多麼幸運——我們有廣泛的支持體系，有大家庭、有朋友、有同事，以及寶貴的财務支持。我也知道，讨論在困境中尋找力量，并不能夠在第一時間減輕我們努力對抗困難的責任。我們需要在社區和公司中做一些事——包括公共政策的實施、人們的互助，以确保更多的人免受痛苦。

無論我們怎樣努力嘗試去減少悲劇、不平等以及苦難的發生，它們依然存在，我們也必須面對。為了應對未來的變化，我們需要從現在起就增強複原力。心理學家已經做了一系列廣泛的研究，幫助人們從逆境中複原，這些逆境包括失去親人、失戀、離婚、受傷與疾病，也包括個人事業的失敗，以及個人化的負面情緒。亞當和我在回顧這些研究的時候，采訪了很多經曆過普通逆境和極端苦難的個人和群體，他們的故事改變了我們對于複原力的思維模式。

我現在知道，一個人将會在經曆創傷後不斷成長。很多面臨毀滅性打擊的人，之後都會發現自己擁有了更強大的力量，并且能找到更深刻的人生意義。我也相信，經曆創傷前成長，即一個人不必經曆悲劇就可以提前建立自己的複原力，能為面對潛伏在人生前路的障礙做準備。

我的人生旅程剛剛過半，急性悲傷的迷霧雖已慢慢散開，可這份悲傷以及對于戴夫的思念仍如影随形。我繼續掙紮着，和許多經曆過悲劇的人一樣，我希望自己可以找到人生的意義，重拾快樂，并幫助他人走出迷霧。

回首曾經最黑暗的時刻，現在的我明白，即使在那樣的情形下，我的内心也閃耀着希望的光芒。那一天，孩子們在墓地崩潰大哭的時候，我對他們說：“這是我們生活中第二糟的時刻，既然我們已經扛過了最糟的那一個，那麼這一個我們也一定能扛得過去，未來隻會越來越好。”然後，我唱起從小就熟悉的一支歌——“安息平安”，以祈禱平安。我不記得自己為什麼要唱這首歌，後來我才明白，這是猶太教徒哀悼亡者時誦唱的贊美詩《珈底什》的最後一句。很快，在場的人都唱了起來，孩子們也跟着唱起來，哭泣停止了。之後，在女兒的生日會那天，我從卧室的地闆上爬了起來。整個生日會我都保持微笑，令我驚訝的是，那天女兒過得非常開心。

就在失去戴夫後的幾個星期，我跟朋友菲爾讨論了孩子們的親子活動，我們達成了共識——找人代替戴夫的角色。我哭着對菲爾說：“可是我隻想要戴夫。”菲爾抱着我說：“既然選擇A 已經不存在，你就隻能考慮選擇B了。”

人生從來都不完美，每個人的生活都存B選項。這本書就是要幫助所有人去面對并做出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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