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論語》裡,孔子對于仁的解釋各種各樣,獨獨對高徒顔淵道破天機——“克己複禮為仁”。不是旁敲側擊,而是直達樞要——通過對自我充分認知和建設的基礎上,把握好個人與他者的距離,以達到某種文明和平衡的狀态。
把握這種距離的黃金律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這個基礎上才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更高道德要求。與其預設四海之内皆兄弟,卻在患難之時各自飛,不如接受人與人之間适當的距離感,為親情愛情友情留下空間。
無獨有偶,當代社會學家那塞希亦将距離視為一種關鍵資源。他讓我們試想,在一列冰冷的列車裡,四個人圍坐在一張桌子旁邊,可能不經意間的一些眼神交流,就能建立一種共同的契約。
這種契約可以讓人長時間友好相處,并且可以采用毫無風險的方式去應對他人。假如一個男士需要從女學生前邊穿過,兩人可以在狹小的空間内近乎完美地配合移動,在某種程度上協調一緻,相互間沒有觸碰,無需地生辯白。
因為距離的存在,人們會留意自己的行為,這其實是在感知他人,隻是不用參與其中而已。人們經常會産生信任感,可是一旦說出來,這種感覺很可能就會轉瞬即逝。
乍看之下,人與人之間缺少密切聯系,也缺少相互關注(由此也就有了對現代城市生活喪失了舊世界的社會親密感的普遍抨擊)。留心社會生活,你會發現陌生人之間類似的場景在一幕幕上演:在地鐵内,在人行道上,在電梯裡,在超市裡,在辦公室裡。
但是,問題的重點并不在于頻繁上演的這一幕幕場景,而是在于我們對此早已習以為常。在我們看來,在某種程度上,人們不再是一個個鮮活的人,而是一件件模具,或者是一具具軀體,抑或是一個個角色的載體,隻是完成特定角色的無名之輩。
我們認為這一切理所當然,陌生感和冷漠感為共同在都市生活的人們提供了基本資源。我們慶幸自己不需要認識工程師、機長、郵遞員、垃圾清運工或藥劑師。最終,我們才能有幸獨處。現代生活尤其是城市生活的最大成就或許就在于不再直接掌控社交,轉而由陌生感來加以協調。
這并不是要淡化熟人關系——事實恰恰相反。大多數社會關系在本質上都是陌生的,隻有在這樣的社會中,這種親密和親近感才會具有信息價值。為了盡可能尋求在社會中隐身,密切關系顯得愈發重要。想一想愛情和伴侶的情感期望,這些在之前的社會中并不存在。對于少數關系密切的人,情感期望會增強,而對于其他人,這些期望則會降低。
我們千萬不要把陌生感當成威脅感的先決條件,因為事實恰恰相反;比如,由鄰裡或警察強力施加的社會管控反而會給我們帶來陌生感。在很多地區根本就不會出現這樣的情形,例如,在有些地區,警察形式的國家控制已經癱瘓,公共秩序已然失常;在還有些地區,合法協議卻得不到履行。在像阿富汗或伊拉克這樣的戰争區域,抑或國家或經濟秩序陷入危機的非洲某些地區,陌生感都不是一種資源,而是一種威脅感。這些地區所需要的資源就是強力社會管控。
城市生活方式逐漸演變,既各有特色,又彼此相輕,但最終還是相互容忍。在城市中,多樣化的舉動緊密結合,互相關聯,實時互動。權力乃至情欲充斥其間,由此城市演變為現代化中心。
城市資産階級有權利不被打擾,這也是城市風格的源泉。隻有在城市裡才有機會見到衆多陌生人,而且也沒有人會帶來威脅感。隻有在城市裡你才能真正不為人所擾,因為無關人等實在太多。也隻有在城市裡我們才不會成為關注對象,因為我們彼此都是陌生人。我們渴望不為人所擾,他人同樣如此。每個人的行為都要得體,不要影響他人。城市風格源于内部監管,而非外部監管。
我們要做到目光冷漠,不理不睬,視而不見,承受關注,體驗失落,這些都是我們的身體、内在注意力和自我意願的反映。作為一種實踐,城市風格在于人們之間行動的相互作用,而最有效的做法就是無為而動,區别性地漠然處之。
維持城市風格靠的就是這種“隐身”。如果秩序喪失,匿名身份公開,城市風格也就岌岌可危。城市中涉及種族、性别和文化等方面,少數民族的情況是最好的,因為盡管他們很顯眼,但卻并沒有人關注他們。
“隐身”?
在城市生活中,人們之所以可以旁若無人般地生活,恰恰是因為他人就在旁邊。在城市裡,你無須刻意觀察,因為人們總是在守望。如果隻能通過部署警力和監控探頭,通過規避危險地帶以及同化與隔離的方式,城市秩序才能得以維持,城市還會繼續存在,但是城市化卻将消失殆盡。
城市風格的維持有賴于社區限制和外部控制缺失。然而,如今的城市對社區和外部控制的依賴卻是與日俱增,這對城市風格構成了最大的威脅。
檢驗城市風格的試金石就是考量一座城市能夠容納多少社會不平等現象,群體多元性有多大,能否讓移民、性别弱勢群體、殘疾人和外表怪異的人保持陌生且不那麼顯眼(但他們要能被社會所容納)。城市風格并不隻是一種理念或理論,也不隻是一段崇高而又規範的話語或者是一個概念。城市風格需要我們親自去實踐。
社會需要允許人們擁有不為人所擾的權利,這種權利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得到保障可以最終用來作為現代性的衡量标準。匪夷所思的是,一直以來,陌生感和距離以及冷漠和情感中立都含有豐富的潛台詞,而人們則對此極為排斥。
現代烏托邦社會的曆史不乏各種叙事,而且都假定了陌生感和冷漠的對立面——左的右的皆是如此。國家有親善的需求,需要找出潛在的同志,或者至少是同胞。各種形式的勞工運動都期望人們精誠團結,而且這些人最好既不相識,也不相愛,隻要抽象的階級立場相似就可以。
在民主社會中,對人民的統治是借助于構想中的公民社區來實現的,公民遵循市民規範,團結一心,認同并非源于自己信念的決定。無獨有偶,歐洲目前正在嘗試創造一種共同體認同,以推動歐洲繼續前行,這種認同會讓陌生人成為自己人,其中至少要有新世界主義善意的思想意識形态,讓人們不堪回首自己的殖民曆史,用左的思想武裝他們,鼓動被奴役的人們(也包括所有陌生人)團結起來,共同創建人類大同社會。
世界各地有很多社會都在不斷嘗試建立更強大的共同體(如宗教共同體、政治共同體、民族共同體或文化共同體),其動機都可以追溯到19世紀。對未來而言,也許我們不應該再去大肆兜售共同體的觀念,而是應該去普及陌生感的觀念。
《穿行社會:出租車上
的社會學故事》
作 者:(德)亞明·那塞希 著
跟随社會學家漫步社會,
感受不一樣的罪與美。
- 版權信息 -
編輯:黃泓
觀點資料來自
《穿行社會:出租車上
的社會學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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