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山核桃

翻開中國電商二十多年的曆史，這本并不厚重但卻足夠精彩的卷軸上曾記錄着一場場人口大遷徙。

那是2013年的盛夏，來自阿裡巴巴的萬餘名員工浩浩蕩蕩地遷到文一西路689号，這是今天人們所熟知的“淘寶城”（阿裡巴巴西溪園區）的所在地。離别總是充滿愁緒，那天無數阿裡員工在朋友圈寫下“再見城西！”的感言，用以告别阿裡巴巴十三年的“城西時代”。

這是一次告别，同樣也是一次開始。這家電商巨頭“西溪年代”的開啟，在近十年的蛻變之中，讓西溪成為了撬動杭州經濟的重要杠杆。

在阿裡巴巴的西溪園區内，無數人的電商夢始于這裡，這裡見證着中國電商經濟的流量洪峰，也親曆着中國電商的轉型升級。

理解與尋找中國電商的“過去、現在與将來”，杭州永遠是一個不可忽略重要坐标。 2008年，中國電子商務協會正式授予杭州“中國電子商務之都”的稱号，杭州憑借着互聯網電商經濟成為了炙手可熱的新一線城市。

熱錢曾在這裡湧動，新的職業在這裡誕生，各類造富故事就發生在一個個狹小的直播間裡，一條産業鍊上的各個環節上。但新的趨勢是，杭州的電商紅利正在被削弱。疫情、政策、人才以及新“電商之城”的崛起，不确定性煽動着蝴蝶翅膀，瓜分着這座“不眠之城”數十年來積澱下的電商根基。

不過，杭州也并沒有坐以待斃。近日，一則由杭州市發布的《關于促進杭州市新電商高質量發展的若幹意見》（以下簡稱《意見》）的消息引發熱議，從“電商之都”到“新電商之都”，毫無疑問，杭州電商産業正進入一個關鍵時刻。

本文試圖回答以下三個問題：

一、是什麼造就了這座“電商不眠之城”？

二、出台“新電商”政策背後，是什麼在讓杭州焦慮？

三、撕開濾鏡後，“電商之都”的下一站在哪裡？

時間撥回2005年，當一頭銀發、西裝革履的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帶着熟悉的招牌式微笑出現在媒體的聚光燈下時，現場不少人發出了尖叫。這是在第五屆“西湖論劍”論壇的現場，盡管遊曆過許多中國城市，克林頓還是表達了自己對杭州的偏愛：

“來到這麼美麗的城市，有那麼好的設施，有那麼成功的公司阿裡巴巴。”

彼時的杭州，大大小小的電子商務網站接近1300家，由一根網線串起的“網絡生意場”讓杭州成為電商風口的弄潮兒，那時的杭州媒體這樣寫道：“笑傲中國電子商務界，杭州網商打造中國西雅圖。”

“中國西雅圖”這一概念，如果仔細溯源，或許還是出于馬雲之口。在2000年的一次演講中，馬雲這樣說道：“西雅圖今天講，我有微軟，我有波音；紐約今天說，我有IBM； 我們希望有一天，杭州人說，我們有阿裡巴巴。”

從城市經濟學上來說，阿裡巴巴之于杭州，就像是微軟之于西雅圖，IBM之于紐約，當一家有着極強輻射能力的公司在一座城市出現時，其産生的虹吸效應不但能吸引産業鍊上生态方聚集，還能帶動更多的公司創新。

事實上也确實如此。今天，當人們在百度地圖内，以杭州為坐标，搜索與“電商”相關的地點，将會得到遍布城市各個角落的一百多個相關結果。企查查最新數據顯示，杭州以電子商務為主營業務的企業已達到了81034家（存續狀态）。

從阿裡走出的創業者也自帶獨特的“阿裡氣質”，有人将阿裡形容為中國電商的“黃埔軍校”。來自初橙資本發布的2016阿裡校友創業黃埔榜顯示，截至2017年年底，阿裡校友創立的公司已達到924家。

滴滴程維、蘑菇街陳琪、同程吳志祥等創業者均出身阿裡，曾是阿裡巴巴前CEO、如今已成為投資人的衛哲曾提到“阿裡教會創業者的這些事”：“中國互聯網不需要一個更會賺錢的公司；第二，不要總想着捕捉機會，而是要找到問題。”

某種程度上來說，“阿裡效應”所激活的是整個杭州電商生态。從上遊的生産制造商到中遊的垂直服務商再到下遊龐大的消費市場，借助阿裡的平台效應，完成了資源的整合與分工，讓杭州成為全球互聯網商品交易的巨型集散地。

距離阿裡巴巴西溪園區隻有二十餘公裡的九堡就是一個典型的案例。随着電商直播的興起，這裡成為了主播們的新淘金地。2016年之前，這裡還是杭州知名的“城鄉結合部”，但在頭部主播們的集體遷移後，一躍成為了“電商直播第一村”。

就像吳曉波的比喻，阿裡巴巴挖通了一條新的“通天大運河”，這個“大運河”沒有時間與物理的限制，讓杭州成為了可以二十四小時轉動不停的“不眠之城”。

但“通天大運河”隻是杭州這座“電商之都”崛起的原因之一。如今看來，杭州電商産業的繁榮有着更深層次的先天基因，關于産業基礎，也關于曆史溯源。

事實上，電商之都的誕生是一場“人、貨、場”的同頻共振。

首先，在“貨”上， 江浙一代擁有着中國較為龐大的中小型加工企業與制造業群體，作為中國制造的“後花園之一”，其産業鍊分工體系較為成熟，制造業基礎讓杭州成為了天然的貨源地。

以杭州四季青為例，這條長達1.6公裡的街道曾創造了6000億的年銷售額，占杭州GDP的五成，由兩萬多個服裝檔口組成的流通市場是淘系服裝品牌崛起的幕後英雄。

另一方面，除了良好的制造業基礎，杭州也是消費品之都。農夫山泉、娃哈哈等老牌飲料巨頭生于斯長于斯，建立了龐大的線下經銷網絡。

其次，在“場”上， 消費型城市的底色為杭州電商發展奠定了消費基礎。從2010年到2021年，杭州人均生活消費性支出從20219元飙升至44609元，是全國平均水平的兩倍。

最後，在“人”上， 來自浙商先天的創業基因也是杭州電商蓬勃的内在驅動力。區别于上海江蘇等地民營經濟發展模式，浙江的創業氛圍更開放，也更包容。如胡宏偉在《東方啟動點》中所言：“在浙江這片狹小土地上無拘無束的被解放的人，才是浙江最為稀缺、難以複制的寶貴資源。”

正是“人”的活力讓杭州擁有着得天獨厚的創業氛圍。這或許也能解釋，後來一大批如隅田川、花西子、王飽飽、認養一頭牛等新消費品牌也均誕生在杭州。

“人、貨、場”構成了讓杭州電商經濟快速向前的三駕馬車，這是一個内部循環，讓“電商造夢”成為了事實。

在曾經的618，這裡上演着類似的情景：一邊是，西溪園區裡不滅的燈光裡，數不盡的電商人才們與商家推着頭部主播們向前；另一邊是，屏幕外等待着低價與優惠的消費者為這場購物節貢獻着或大或小的力量。

遺憾的是，作為電商的種子選手，杭州電商産業卻面臨着“大象轉身”的難題。

一個典型的例證是，剛剛落幕的618，曾經的不眠之城，一些看得見的變化正在發生。

一些代表着戰績的數字消失了。“絕口不提GMV”成了大多數電商巨頭們的共識，截至目前，阿裡今年仍未公布戰報，人們無從找到整體銷售額以及相關單品數據，6月20日的當天，阿裡巴巴官方微信用11個溫暖的故事來作别這個購物節。

來自星圖的數據顯示，或許是因為超級大主播的缺席，今年淘寶直播沒能蟬聯直播電商銷售榜第一，第一名是抖音，爆火的新東方董老師成了這個618名副其實的頭部主播。

與西溪園區唇齒相依的“電商直播第一村”是另一番景象。多家媒體實地探訪九堡發現，曾經晝夜不眠的直播基地大樓上并沒有出現想像中燈火通明的景象。

此起彼伏的吆喝聲消失了，一些造富夢也消失了。

很多原因導緻了杭州電商産業的疲态，這些複雜的因子讓這座電商之都曾經的光環正在消失。

隐憂一面來自外部。在電商流量高企的今天，作為流量窪地的直播電商，被視作最後一塊處女地，這條賽道正變得越來越擁擠。

2021年的夏天，快手杭州總部落地EFC歐美金融城，這塊未來科技城CBD的核心地段在最近一個月的房源均價超過了四萬二。

在這片寸土寸金的核心區上，快手租賃下超過2萬平方米的整棟寫字樓作為自己的根據地，成為了阿裡雲之後的第二大租戶。事實上，就在同一年，抖音在九堡成立了杭州抖音電商直播基地，官方通稿将這一基地定義為“全國首家綜合服飾家紡抖音電商直播基地”。

随着“淘抖快”齊聚杭州，這塊誘人的流量蛋糕吹響了分食的正式号角。

資本也嗅到了機遇。數據顯示， 2020年中國直播電商領域共有23家平台獲得融資，融資總額超11.7億元，杭州占據了一半。 聚匠星辰、特抱抱、萬像科技等直播電商機構背後站着的是小米科技、梅花創投等明星資本。

資本助推了杭州直播電商的快速增長，但也帶來了繁榮的泡沫，加深了直播電商“低價”的标簽，模糊了直播電商以效率與觸達見長的本質。

浙江電子商務促進會執行秘書長鄭經全曾表示：“資本大批介入并沒有看清直播電商本質，認為隻要流量大就能帶來銷量，這給直播電商帶來了較大的後遺症。”

而另一方面，全國其他城市也紛紛切入電商賽道，廣州、武漢、成都、濟南等地出台相關扶持政策，明确打出“直播電商之城”的旗号。以廣州花都為例，為了引進直播人才，給予優秀網紅主播10萬-50萬不等的購房獎勵，以及優先享受人才公寓、入戶指标、子女入學等政策。

外部的浪潮讓電商産業不再成為杭州的“專屬”，而另一面杭州内部電商生态的内卷也讓電商之都面臨着新的抉擇。

産業集聚的理論告訴我們，一個成功的，有競争力的基地往往能使産業鍊的上中下遊企業之間的資源要素實現有機整合，避免行業内的供需錯配。除此之外，通過産業鍊條上生産技術和工藝的良性競争，推動企業不斷創新，促進優勝劣汰，延長産業的壽命周期，實現産業的快速躍級。

但顯然，在杭州電商跑馬圈地的那些年裡，并沒有時間停下來思考“何為升級”。

“一個直播間，一個手機和一個賬戶”就能直播，同質化的MCN機構養肥了超級大主播，但卻鮮少有意識琢磨後端供應鍊與終端服務。在九堡流傳着“人在城鄉結合部，心在巴黎時裝周”這樣的一句話，是那些網紅主播們頗具割裂感的真實寫照。

随着電商生态“馬太效應”的加強，基于成本等更現實的考量，無論對商家，抑或是人才來說，杭州的吸引力似乎已不如往昔。

“杭州太卷了。”2020年，從南京某财經類本科畢業後，李想來到杭州一家MCN機構從事電商運營。根據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2010年至2020年的十年間，杭州增加的人口約為323.6萬，僅2020一年，杭州便創下了新增人口近160萬的亮眼數據。

據杭州政府工作報告顯示，2020年，杭州市新引進35歲以下大學生有43.6萬人，人才淨流入率持續保持全國第一。

由于對互聯網大廠的向往，李想開始了自己的杭漂生活，但一年多以後，他選擇回到自己的家鄉山西太原。“因為太想要雙休了，卷了一年多，實在是卷不動了。”在李想看來，“杭州性價比”也很低，“杭州掙錢杭州花，這裡的房價讓我看不到未來的希望。”

盈利與快速擴張的渴望讓杭州的電商氛圍籠罩着一層濃濃的賽馬氣質。

從曾經殘酷的“北上廣”到如今的”北上廣杭“，在豆瓣“拜拜啦一線城市”小組内，杭州成為了年輕人最常提到的“逃離據點”之一。在小紅書等社交媒體上，圍繞“逃離杭州”的話題下有人這樣寫道：

“我沒有什麼雄心壯志了，在小縣城待着也挺好。”

“汽車駛進金華以南地區，隻見公路兩旁不時出現一塊塊木牌，上書‘貨運溫州’‘貨運山東’等字樣，這是我在江蘇未曾見過的新鮮事。”

時間調轉回上世紀80年代，當76歲高齡的社會學家費孝通來到浙江溫州時，曾記錄下對溫州這樣的印象，後來由他提出的“溫州模式”與“蘇南模式”成為了中國民營經濟最引人矚目的兩大經典範式，與“溫州模式”類似，依賴于浙江茁壯的民營經濟土壤，杭州的電商産業發展也可以被視為個體創新的重要組成部分。

遺憾的是，杭州電商發展似乎并沒有形成堅固且可複制的模式，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在直播電商航向驟轉的年代裡，杭州的電商生态并未建立起可抵抗風浪的壁壘，它的成長依賴大企業與大主播，它的減速也同樣如此。

這是一種典型的路徑依賴。

首先，源于杭州的産業結構之痛。 2010-2020年十年間，杭州市第二産業占比已從47.8%下降至20%。

在中國經濟的發展曆史上，也曾一度流行”服務業占GDP比重越高，代表經濟結構、經濟水平更優”的觀點，但如果脫離制造業根基去發展服務業，其後果或許會導緻“産業空心化”。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勞動經濟學院教授肖周燕在接受《财經》采訪時也曾提到，杭州的第三産業，尤其是數字經濟盡管發展迅速，但數字服務業以外的領域卻不盡如人意。

杭州如何從消費互聯網向工業互聯網轉型，讓數字經濟進一步賦能實體經濟，這是這座城市必須要回答的問題。

這也是為何杭州在此次“新電商”新規中尤為鼓勵電商産業化發展，注重供應鍊拓展以及建設新型産業帶的原因所在。

其次，是杭州電商生态的不均衡發展。 如上文所說，産業鍊上的馬太效應脫離了電商本身的普惠色彩。在去頭部主播的趨勢下，杭州電商産業需要邁向細分化與服務化，不僅僅局限于貨源地的單一角色，而是成為垂直分工體系下的“更為專業的人”。

這意味着，從粗放到精細，杭州電商産業将迎來了一次質的轉型。此次新規也将技術與電商的融合提到關鍵位置，鼓勵新電商企業運用5G、雲計算、物聯網、大數據、區塊鍊、量子計算、矽光芯片、VR/AR/XR、NFT等創新技術賦能電商邁向高質量發展。

毫無疑問，這是一個開始，由虛入實的杭州電商産業将邁向一個新的階段，但仍需要時間的沉澱。 過去的近二十年裡，電商潤澤着杭州的經濟發展，也為無數的年輕人帶來了新夢想。就像是蓋茨比信奉的那盞綠燈，象征着美好的未來：

“它從前逃脫了我們的追求，不過那沒關系，明天我們跑的更快一點，總有一天......“

但摘下濾鏡，身處其中的人都會發現，綠燈是一個被制造出來的巨大的隐喻，人們“奮力向前逆水行舟，被不斷地向後推，被推入過去”。

這座電商時代的“舊城之王”，沒有時間留給它哀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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