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裴頠的“崇有論”看西晉名士的：“貴無論”：

考察西晉名士的時代風氣，王衍等人倡導的“貴無論”很重要，

但是王衍身後并沒有隻言片語留下，我們隻能通過裴頠所作的反論------“崇有論”，來大緻一窺究竟。

裴頠（公元267-300年）家世是河東仕宦家庭裴氏，少年聰慧，學富五車。

成人之後擔任過西晉禮法制度方面的職務。

但最重要的是他有西晉少有的儒士忠臣節烈風範，有士大夫的擔當精神。

在賈南風當政（291-299）期間，由于他的政治聲望，也由于他和賈後的表姐妹關系，他出任尚書仆射，成為輔政三大臣之一。

這八年，是大亂之前的短暫的平靜期，裴頠多次向賈南風極言直谏，維護皇太子的地位，又曾經向張華、賈模首倡廢後，成日憂心忡忡于江山社稷，三人一起勉力維持着政局的平衡。

最後在趙王倫的亂政中，以身殉節。

裴頠

但是就在此期，西晉大多數官員名士，卻不知大廈将傾，圍繞在吏部尚書王衍周圍，成日清談，以貴無為高。

裴頠本身是清談界的頂級高手，但是他與王衍不同，感于“貴無論”對士風的惡劣影響，寫下了著名的《崇有論》。

《崇有論》原文不長，但部分内容過于抽象，且行文邏輯上頗有參差，下面隻能根據個人理解，抓住幾個要點進行介紹，如下：

1、首先，什麼是“有”

簡單地說，就是個人生命的沖動、欲求。

但是裴頠在論述這個生命欲求的時候，特别強調了人的欲求的社會性。

（1）人，生而已經是社會人，如士農工商，早已不能孤獨地存在着了。

所以，他的欲求，是社會性的欲求。

好比一個士大夫，他的欲求前提必然是在官場，才能取得個人的生活收入，社會地位，乃至于個人的自我價值實現。

而一個農夫，是不可能有這種士大夫的欲求的。

【按：後面我們研究東晉的時候，在陶淵明内心孤獨苦悶深處，會發現，身為士人，這種基于士人社會身份的特定欲求難以泯滅。】

（2）要實現這種社會欲求，他的手段，也必然是社會性的：

必須盡其士人的本分，忠于王事，先勞而後獲；

和人交往，必須講究“仁順、恭儉、忠信、辭讓”；

而且欲望不可太甚，做事不能太過。

（3）這也是為政之本。

士大夫的行為操守會形成一種社會風尚，使得一般老百姓跟着形成習俗，習慣成自然，然後達到天下大治。

2、其次，西晉名士們為什麼倡導“貴無論”

如果在社會上，欲望蔓延而不知節制，就會速速招緻禍患；

任情放縱沒有節制，就會大量結怨；

專橫霸道，就會招緻群起而攻之；

獨霸利益，就會引來敵寇。

結果是，本想使自己得到的更多、更好，卻适得其反。

小心謹慎的人們，害怕這類争端，于是尋找争端的緣由，看到偏執于自己情欲的弊害，又看到減損情欲的好處，于是就形成了“貴無賤有論”。

于是菲薄行政事務，貶低建功立業，推崇輕浮遊蕩的行徑，貶低務實的賢能之人。

根據虛無而立論，就被稱為玄妙；做官不關心職守，被稱作高雅脫俗；作人不廉潔自律，被稱作曠達。

于是砥砺精神的風氣，就更衰落了。

貶低崇有，就必定輕視外在表現，輕視外在表現就必定要抛棄規制，抛棄規制就必定忽略各種禁忌，忽略禁忌就必定忘掉禮制。

但是，禮制不存在，就無法為政了。

尤其是那些狂放的人，因為崇尚虛無的世風，有的違背吉兇事的禮儀，忽視舉止儀容，輕慢長幼之間的禮教，擾亂貴賤等級。

其中最過分的人，甚至袒裼裸裎，說笑不顧時宜，把不顧一切當作豁達，士大夫的德行又受到了損害。

3、第三，老子崇尚的“有生于無”究竟是什麼

老子著述《道德經》五千言，羅列了肆意妄為的各種弊端，主張清靜專一的道理，清淨專一，就是守本分。

而這裡面并沒有虛無的意思。

老子的這個思想，和《周易》中的《損》、《謙》、《艮》、《節》幾個卦象的要旨是一緻的。

《損》、《艮》這類卦義，大概隻是君子的德行之一，而不是說整個《易經》的本體就是抱守“無”。

所以，當朝人認為老子主張“有生于無”，是對老子的歪曲理解。

老子雖然在字面上說過“有生于無”，但是他的本意是闡述過度放縱情欲的壞處。

如果沉溺于眼前而損害自己的長遠前途，那麼沉溺的弊害就産生了；如果逐末而忘本，那麼天理也就滅絕了。

所以，老子表面上是以“貴無”為辭，實際上主旨卻在于保全有，因而有“以為文不足”這樣的文辭。

所以，老子所表達的貴無，就隻是舉其一端而已。

如果認為老子就是以貴無為根本，就偏頗而不恰當了。

4、第四，無不能生有，凡事不用心，不能生有

盈滿的欲望，可以減損，但不能因此而斷絕；過頭的物質享受，可以節省，但不能就此說以無為貴。

極端的虛無，不能生出任何東西來。

萬物的始祖是自生的。自生就必定以“有”為體，“有”的遺失，就是生的虧損了。

所以，生是以“有”為本分，則“無”是“有”的遺失而已。

既然生命是依靠“有”來養育，則生命就不是“無”所能保全的；

理是“有為”的彙集，就不是“無為”所能做到的。

心不是事，但辦事必定發動于“有心”，而不能用“不辦事”來辦事，從而認為心中應該無所事事，無所用心也。

因此，想捕獲深淵中的魚龍，不是安卧就能得到的；

想打下高牆上的禽鳥，不是靜心拱手就能完成的；

精心地拉弓弦下誘餌，不是無知者所能做的。

1、裴頠關于什麼是“有”的論述，給人的最大收獲是他所強調的欲望的社會性。

在《中庸》和《莊子》中，有一個改頭換面的基本概念是人“性”。

《中庸》一上來就講“天命之謂性，……”

意思大概是先天的欲求和習性。問題是：

什麼算是先天的欲求？是基本的飲食男女嗎？那和動物有什麼區别？！ 習性是指個人的性格差異嗎？那又将我們引入相學了。

另一個改頭換面的概念是老莊強調的“自然”，發自本心的自然，含有自覺自願，甚至下意識的行為動機。

但是這種自然的情欲放縱起來怎麼辦？不合理怎麼辦？

總之，都讓人覺得有點摸不着頭腦。

而裴頠強調人的欲望的社會性和實現手段的社會性，這就讓人感到很踏實了。

當然，他強調這一點，不等于他說得對，老莊、《中庸》說得不對，而是各自有各自的應用場景。

從魏晉名士的時代風尚和個人作為來看，最大的問題恰恰在于，光是強調了“自然”或者“性”的個人“自适自足”的方面，而忽略了這種“自然”的社會性前提。

具體來說，身為士人，從最基本的生存，到最高級的自我價值實現，都是依托于他的社會職能的。

否則的話，一個士大夫階層，憑什麼“不稼不穑”，還能吃得好穿得好？！

從我們後面将要給出的大量西晉士人的行為舉止的分析中可見，他們的最大問題恰恰是迷失了士人欲求的社會性。

2、裴頠對老子的“有生于無”的解讀，大緻是準确的。

“無”不等于真空，真空不可能生有（萬物）；

“無”也不是絕七情斷六欲。

“無”是一種心态，一種“清淨專一”的心态，而不是一種“無所用心”，“無所事事”的心态。

這種解讀大緻是符合老子的本意的，隻不過論述得粗略了一些，缺乏細緻的過渡，這裡不作進一步深究了。

3、裴頠對王衍所主張的“貴無論”的理解和批判。

他對西晉那些個逍遙派和放縱派的種種表現的描述和批判，大緻是正确的。

但是對于他們為什麼這樣做的心境依托，我以為基本上是外觀的、扣帽子式的、不準确的。

如後面描述的王衍、樂廣、裴楷、衛玠，這些一流清談家的智商和水平，不可能把貴無簡單地理解為“真空”，也不可能簡單地理解為徹底否定欲望，這些人其實相當地“欲望”。

但是這些人又确實是要麼放縱情欲，不顧禮法，不顧他人感受；

要麼身為士人，卻對職事無所用心，無所事事。

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下一節我們從這些人的個人案例，從其言行中慢慢查考、玩味。

作者：專欄《探尋魏晉風度的心迹》主講人——徐華

更多精彩講解，進入專欄觀看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