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澤厚作為八十年代思想界領軍人物，對文化與當代人的生存狀态具有強烈的問題意識。帶着這樣的問題意識，帶着面對問題應該如何前行的思考，李澤厚先生還有話繼續要說，我們的這次訪談，也談及了李澤厚思考與寫作的方方面面。

李澤厚，哲學家，知名學者，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德國圖賓根大學、美國威斯康星大學、密歇根大學、科羅拉多學院、斯瓦斯摩學院客席教授、客席講座教授，台北“中央研究院”客席講座研究等職。1988年當選巴黎國際哲學院院士，1998年獲美國科羅拉多學院榮譽人文學博士學位。著作《批判哲學的批判———康德述評》、《中國(古代、近代、現代)思想史論》、《美的曆程》等影響巨大。

八十抒懷

在家裡無為而治

新京報：我們先從兩個“80”聊起吧。第一個“80”，是你今年已經八十歲，有何感想？

李澤厚：我已經不能再年輕，我們這一代人都犧牲掉了。三十年或五十年，在曆史上看來是一成不變的瞬間，但是人的一生有幾個三五十年？我喜歡很多劇烈運動，騎馬、沖浪、蹦極，可惜年輕時候沒有條件。

新京報：你在美國的家中還放着骷髅？

李澤厚：是啊，我一直用骷髅來提醒自己面對死亡。我跟太太結婚的時候就講，可能我說不定哪天就要死掉了——那時候是開玩笑嘛，現在死亡對我來說是非常現實的問題。今天我見到你，明天也許見不到了。

新京報：用什麼心态看待死亡？

李澤厚：我曾經說過人要死的話，最好是心髒病發，沒有痛苦就死掉。其實我怕的是痛，不是死。但同時我也是養生一族，人都想活，這是動物性的本能，那麼就要健康地活着，快樂地活着。

新京報：說到養生，你用什麼方法？

李澤厚：我曾經到同仁醫院看病，遇到一個六十多歲的老中醫，還有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中醫。别人都覺得老中醫一定好啦，結果不行，反而是年輕的中醫給我一服藥就治好了。我知道現在年輕人是怎麼學習中醫的，他們已經不像以前那種手把手的教學，現在學中醫還要學西醫的一些理論。西醫的治療方法，例如B超，可以幫助診斷病情。而中醫強調個體差異，講究“異病同治、同病異治”，這裡面的一些經驗，是現代科學還不能夠解釋的。

新京報：現在打着中醫和養生的旗号行騙的人很多，比如張悟本。

李澤厚：那不是真正的中醫，所以打假很有力，指名道姓，有根有據，毫不客氣。但是講取締中醫，那是絕對錯誤的。中國改革開放的時候，外國人都不相信針灸，認為不科學，現在美國醫生也在搞針灸，因為确實有效。按照現代科學，人體的經絡系統确實找不到，無法證實，這是因為現代科學還沒有發展到可以解釋中醫的地步。

我在一篇文章中講，中國的陰陽五行學說，就相當于西方的辨證邏輯，都是一種概括性的對事物的認識。希臘人放血治病，就是那個時代的科學。近代科學跟希臘一些理論是有關系的，其來有自，但近代科學主要從培根以後，講究實驗，追求普遍性，不管什麼人，得了同一種病都吃同一種藥，這就絕對化了。所以我講“西體中用”，因人而異。

新京報：你怎樣看待财富？

李澤厚：我沒什麼需要花錢的地方，不會追求奢侈、穿名牌。有些人穿名牌衣服，住最高級的旅館，開最好的車，也許是需要顯示自己的實力。我是做學問的人，不需要那些東西來證明自己。前幾天我看到商店裡有60萬元一塊的手表，60萬戴在手上多不舒服？現在就是人為物馭，你買一個物，反而做了物的奴隸。

新京報：談談你的夫人和兒子吧。

李澤厚：我馬上要金婚，哈哈，能不能活到金婚還不知道。我們是1963年結婚的。在家裡，我向來尊重太太，比如我們結婚十年才生小孩，就是她堅決不願意早生。小時候她生活條件不好，帶小孩有點怕，我就完全聽她的。本來我希望有兩個孩子，她堅決不要，我也隻好放棄。哈哈，現在後悔也來不及了。我兒子學計算機，根本不看我的書，連《美的曆程》他都沒看過，說沒興趣。我也尊重他，從來不要求他看。在家裡，我就是無為而治。

八十年代

思想家要有學問積累

新京報：繼續聊第二個“80”——上世紀八十年代出現了思想解放，出現“美學熱”。今天再回望八十年代的時代氛圍，你有怎樣的感觸？

李澤厚：做學術研究，我主張首先做小題目。八十年代我帶過一個學生，他的畢業論文是《論藝術》，我看了大為生氣，對他說，你還不如寫個《論宇宙》好了。他聽我說這一句話就知道，我把他整個論文都否定掉了。

當時也有人說我：“你要别人做小題目，你自己怎麼老做大題目？”哈哈，我也是先從小題目做起的。五十年代我研究康有為的《大同書》，1955年發表文章，我是從1952年就開始研究，這三年間材料積累相當多。那時候我都是看原始材料，線裝書。要做卡片都沒有錢買，就拿一張非常薄的紙，非常便宜，抄下來以後把它分類，剪開以後再貼到一個破報紙上。

新京報：當年做學問的物質條件确實很艱苦。

李澤厚：那時候借書也很不方便，我在北京大學做學生，每個學生隻能借五本書。我就想辦法，借了一個老師的借書證，就是任繼愈先生。因為圖書館規定老師可以借三十本，我用任先生的借書證，每次弄一大堆書出來，要一個大袋子，分兩趟背回宿舍裡。

當時我有肺病，學校把我們得病的學生隔離在一棟樓裡，兩個人一間宿舍。樓頂層還有一些沒人住的房間，為什麼沒人住？因為有個斜下來的大屋頂，靠牆這邊很矮，蹲下去都沒有空間，窗戶很小，白天也要開燈。我發現了這種房間，就破門而入！在那裡一個人看書，誰也不來往，抄了很多最原始的資料。我一直強調要重視資料，這都是硬功夫、苦功夫。

新京報：你還講過，八十年代以後，思想家淡出，學問家凸顯。

李澤厚：現在好像連學問家都沒多少了。八十年代之前當然思想家難做，我要表達自己的思想，實際上是通過康德。比如我有一批手稿帶到美國去，其中講康德的這本書是什麼意思？人家都以為我在講康德，其實我在講我自己的哲學思想。這個内涵，很多人到現在都沒看出來。

學界批判

部分學者走向大衆傳播是好事

新京報：你對當下的學界，包括大學，提出過很多批評意見。

李澤厚：是的，我講對于大學來說，最重要的是“重建象牙之塔”，恢複大學精神。比如北大把金庸、成龍都聘為客座教授，教授治校的話，怎麼會出現這種荒唐事情？

新京報：這種亂局的責任在于誰？

李澤厚：首先是大學校長要負責，校長不懂什麼叫學術嗎？國家定那麼多項目，投入很多錢，大家就是在分這些錢。你看現在書籍的裝幀都非常精美，但是裡面沒有學問，隻有垃圾。學者們忙着上電視，忙着開各種會，哪有時間做學問？

新京報：你對《百家講壇》這類面向大衆的文化普及節目怎麼看？

李澤厚：一部分學者走向大衆傳播，我認為是好事。當年搞“文化熱”的時候，有人就說中國出現這麼多問題，責任在傳統文化，在國民性。我當時就反對這個意見，我覺得文化沒那麼大責任。如果一律簡單地歸罪于文化，那真正應該負責的人不就逃脫罪責了嗎？這個看法當時沒有人接受，我被罵得一塌糊塗。現在的問題也是這樣，責任不在于這些文化傳播者，而在于大環境的變化。

新京報：批評聲音也很多，你會在意嗎？

李澤厚：别人對我怎麼評價都可以，講出理由就行。我幾十年都是這樣子，一視同仁，衆生平等。比如我的學生都知道，在我這裡你完全可以不同意老師的意見。不過當代學人的心态有問題，認為“老子天下第一”，互相攻擊。有人是老師不出面，指使學生去發表文章，這就太可笑了。

理論交鋒

中國要走一條自己的路

新京報：看來你與自由派和“新左派”都有理念上的分歧？

李澤厚：1999年我在《己卯五說》裡面有篇文章，講到我跟自由派、新左派的區别，現在十年過去了，有必要進一步引申。我也講過“情本體”，這是“中用”，但現在覺得還不是“情”的問題，而是理性不足。但我也不同意自由派提出的“天賦人權”。

新京報：為什麼不同意“天賦人權”呢？

李澤厚：其實沒有什麼天賦人權，西方也沒有。古希臘奴隸社會，奴隸被認為是“會說話的工具”，可以随便殺掉，哪有什麼人權？“天賦人權”恰恰是近代人想出來的概念。

新京報：那麼你怎麼看新左派的觀點？

李澤厚：我和新左派相同的地方在于，中國要走一條自己的路，現代化不是美國化。但是這十年來，我和新左派的距離拉大了，為什麼呢？他們講的東西就是照搬西方的後殖民、後現代。我所講的走中國道路，恰恰不是這種。

目前的情況就是，新左派搞文化相對主義，在他們看來，文化沒有絕對價值，每種文化都有道理，所以裹腳也是好的，伊斯蘭極端主義也是好的——我反對這種文化相對主義，這是大是大非的問題。

采寫｜ 武雲溥

編輯｜塗志剛；走走

導語校對｜盧茜

正文校對｜趙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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