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新京報記者 李永博

前不久，日本東京地方法院對女記者伊藤詩織遭性侵的民事訴訟案作出裁決，判決伊藤詩織勝訴。這場被稱為“日本之恥”的性侵案曆時四年之久終于有了交代，而伊藤詩織也成為了日本曆史上首次公開具名指控職場性侵的女性。

從另一種角度來看，這并不是什麼值得稱贊的紀錄。伊藤詩織的勇敢背後，恰恰是日本社會隐忍、沉默的大多數。在2018年#Metoo運動席卷全球之時，伊藤詩織是極少數願意打開“黑箱”的日本女性，西方媒體甚至就此撰文發問：一向被視為亞洲文明之光的日本，在面對性侵這樣的社會不義之時，為何表現得如此克制與沉默？

最近出版的《巨浪下的小學》似乎也在回應同樣的問題。這本書講述了發生于日本“3·11”大地震的真實故事，作者理查德·勞埃德·帕裡（Richard Lloyd Parry）是《泰晤士報》亞洲主編兼東京分社社長，在日本居住16年之久。

地震發生之後，理查德·帕裡持續六年追蹤調查大川小學74名學生在海嘯中遇難的原因。他想要弄清楚：是什麼原因造成了這些孩子的死亡？這究竟是天災還是人禍？遵守秩序、服從紀律的日本是否還有另外的一面？新京報記者采訪了作者，追溯八年前這場悲劇的緣由。

《巨浪下的小學》（英）理查德·勞埃德·帕裡著，尹楠譯，新經典文化·文彙出版社2019年10月版

七十餘名學生遇難，

一場本可以避免的悲劇

2011年3月11日，一場大災難發生于日本東北部。約1.8萬人死亡和失蹤，這是日本自二戰以來死亡人數最多的災難。對生活在日本的人來說，地震帶來的震感可謂司空見慣，防範措施也早已熟稔于心。日本的地震抗災方案，也常被視作世界各國學習的典範。然而，“3·11”地震以及随之而來的海嘯，還是讓日本人猝不及防。

“3·11”地震後為逝者哀悼的人群。

災難發生之時，旅日作家李長聲正在日本，他在近日的活動中回憶起八年前的那一天，仍然心有餘悸。很多日本人低估了地震之後引發海嘯的風險。“當時民衆普遍有這種麻痹思想，因為北上川的河流是自南向東流的，很多人認為即使發生那麼大的海嘯也不會到他們這裡來。”

大川小學坐落在靠近北上川河谷的海岸附近，位于距離東京300公裡外的宮城縣石卷市。日本在這場地震中總共有75名學生遇難，占到死亡總人數的2%，然而其中74人都來自大川小學。這樣的傷亡情況顯然不同尋常，作者理查德·帕裡也發現其中可能有蹊跷之處，這成為他最開始追蹤調查的起點。

理查德·勞埃德·帕裡（Richard Lloyd Parry），《泰晤士報》亞洲主編兼東京分社社長，《巨浪下的小學》作者。

讓帕裡感到驚訝的是，恰恰是學校老師嚴格地按照避難手冊的指示引導，奪走了這些無辜孩子的生命。這些學生們本應能輕松逃過這場災難。在地震發生與海嘯來臨之間，相隔整整50分鐘。在學校的操場後面，有一座小山，從學校附近爬上去隻需要5分鐘。然而，大川小學的副校長沒有這麼做。盡管已經多次收到了海嘯警報，但他仍然決定讓孩子們留在學校的操場上。副校長之所以會作出錯誤的判斷，是因為學校的災難應急手冊中有着明确的指示。針對海嘯，手冊中寫道：“主要疏散地點：學校操場。發生海嘯時的二次疏散地點：學校附近的空地或公園。”應急手冊的纰漏與教條式的執行讓這場天災成為了本可以避免的人禍。

意見的分歧：

為什麼家長不願追究校方責任？

事故真相的披露，并沒有終止作者的進一步調查。事後的責任追究更是讓這位來自英國的資深記者難以理解。在官方的情況說明會上，大川小學的校長向家長們發表了一份道歉聲明。盡管他的态度表現非常誠懇，但同時也淡化了自己的責任，将這一切歸結于疏忽大意。沒人願意承認這場“事故”源于失職，更沒人願意為此承擔責任，從而損害自己所在機構的聲譽。一部分家長無法接受校方的推脫其詞。他們質問事發當天校長為何不在學校，事後又為何不參與救援。然而，另一些家長則同情校長的遭遇，他們認為這樣大聲地喊叫、質問傷害了家長與學校、政府之間的關系，盡管他們自己也是受害者，在災難中失去了孩子。

同為受害人的家長，俨然形成了兩個對立的團體。在一方看來，與官僚系統的對峙阻礙了善後事宜的工作。其中一位家長直美在海嘯之後一直在淤泥之中挖掘屍體，希望尋找到自己的孩子，為此她還特意考了挖掘資格證書。“我也對教育委員會很不滿意”，直美告訴作者，“但是我們需要他們，我們需要他們的合作，才能做我們必須做的事。”

紀錄片《生于3·11那一天的孩子們》（あの日 生まれた命 2014）畫面。

2011年“3·11”地震發生之後，在各方媒體的地震新聞報道中，日本民衆井然有序的自我救助一直被視作他國學習的榜樣。“我的一個煩惱是不時要謝絕饋贈食物”，作者在書中寫道，“這些剛剛失去家園的人會因為沒能款待客人而表示歉意，流露出略帶哀痛的誠摯之情。雖然從汽油到廁紙，幾乎所有東西都長期短缺，但沒有人明目張膽地趁亂打劫，也沒有商人趁機漲價。我也沒見到打架鬥毆、大聲争吵或意見分歧，而且最值得注意的是，完全沒有人自憐自傷。”

大難中人性的閃光觸動了作者，但作為一名外國記者，距離感讓他産生了另一個質疑：政府去哪裡了呢？如果西方國家發生類似災難，受災民衆會迅速而敏銳地想要知道：政府在哪裡？而在2011年的日本，這是一個極少被提到的問題。幸存者的互幫互助雖然是道德上可以預期的行為，但在作者看來，他們之所以這麼做，也是因為對官方的援助不抱有期望。五十多個家庭在這場海嘯中失去了孩子，最終隻有二十三個家庭決定站出來起訴政府。直到申訴有效期的最後一刻，這二十三個家庭才正式遞交了起訴書。顯然，他們花費了大量的時間克服各方面的反對聲音。

為這些家庭打官司的律師非常理解家長們的顧慮，“它不是那種顯而易見或明确的傷害，但人們能隐約感覺自己受到指責。如果當事人有親戚在當地政府工作，那個親戚的日子可能就不太好過。在學校，當事人的兒女會被人指指點點說是鬧上法院的人的孩子。網上也會有尖酸刻薄的言論。”

日本人的宿命論：

“堅忍”是一種美德嗎？

在日本，随處都可以聽見“加油”（Ganbarō）這個日語單詞。它是一個鼓勵人們克服困難和挑戰的勸勉之詞：最直接的翻譯是“不屈不撓”或“竭盡所能”。災後日本的車站和公共建築上，時常可以看到印有“東北加油！”的橫幅。這讓作者理查德·帕裡感到不解。因為，通常當孩子面臨考試或運動員參加比賽時，你會對他說“加油”。但作為災後表達哀悼和同情的方式，“加油”這個詞在這種語境下就顯得異常别扭。

作者在受訪時提到，日本人在本能上對通過法律手段解決問題感到抗拒。因為這會視為違背了社會的潛規則或不成文的規定。更重要的是，依靠法律途徑的個人，往往會被看作缺乏堅忍的品格。就像俄羅斯人笃信黑暗宿命論一樣，崇尚忍耐（nintai）或堅忍（gaman）是日本人在殘酷的自然環境中孕育出的國民特質。在面對災難的時候，這種國民特質似乎與日本泛神論的信仰結合在了一起，形成了在民衆間普遍的宿命論态度。把死亡視作有不可抗力在其後操控，順應天命而不是“逆勢而為”，這樣悲痛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化解。

加拿大哲學家葉禮庭（Michael Ignatieff）也曾在福島核洩漏事故之後到達日本東北地區考察當地居民的生活狀态。在他最近的著作《平凡的美德》（The Ordinary Virtues）中，葉禮庭探讨了日式的“堅忍”和“順天應命”是否應被視作普适的道德價值。

葉禮庭《平凡的美德》（The Ordinary Virtues）封面（哈佛大學出版社，2017年9月）。

習慣于忍受壓抑的人更願意未雨綢缪，為可能的不幸做好預防措施，并從經驗中學習，減少再次發生的可能性。然而，如果确實發生了災難，就應當懷抱希望和熱情去應對，而不是以傳統的宿命論去忍受。這種“堅忍”實際上無異于一種“殘忍的道德實踐”，與其說“堅忍”讓災難的受害者成為了英雄，不如說是“堅忍”讓他們将自己抛給命運，同時為其他的旁觀者置身事外留出了時間和空間。

這種宿命論的态度造成了日本人複雜的兩面性：在天災面前臨危不亂，有序避難，自發地維護社會秩序，這是報道中常見的、最好的日本；面對權力的腐化與人性之惡，選擇被動地順從，壓抑自我，逃避責任，這是被遮蔽的日本的另一面。“在那場災難過後的最初幾天裡，堅忍就是将混亂不堪的難民團結在一起的那股力量,”作者在書中寫道，“但也正是這種力量閹割了政治，讓日本人覺得個人權利無用，對國家的困境也不用承擔個人責任。”

“無責任體系”與沉默的大多數

責任倫理的失位，似乎成為了日本二戰以來始終難以消弭的心結。日本政治理論家丸山真男曾在戰後考察日本的國民性問題，他稱之為“無責任體系”與“壓抑的轉移”。面對政治決策和軍事行動上的失敗，日本人始終不願意承擔終極的責任。在東京審判的庭審記錄上，丸山真男發現戰犯的主體責任意識非常薄弱，在與德國納粹戰犯的對比中更為顯得突出。這不僅僅歸咎于軍國主義分子的恬不知恥或道德淪陷，而是整個國家體制性頹廢的象征。

《現代政治的思想與行動》，（日）丸山真男著，陳力衛譯，商務印書館2018年3月版

丸山真男認為，問題的根源在于，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從來沒有建立起真正的近代主體意識。主體性的缺失是日本國民的整體性問題，即使是國家統治者也不例外，作為最高領導人絲毫沒有作為獨立的個體承擔起自身行為責任的自覺，而是将一切都歸于職務和權力地位，基于與國家權力的合一，基于對以天皇為首的權威等級體系的依附。一旦剝離其對權威的依存，作為一個普通的個體，每個人都是脆弱卑微的存在。

從二戰、“3·11”地震、福島核洩漏到伊藤詩織的性侵案，外界能看到一種自上而下的“壓抑的轉移”。日本各級政府像踢皮球一樣将各式各樣的輿論譴責層層向下推，通過這樣的方式來維持體系的平衡。受害人所追求的責任追究和法律訴求就結果而言，最終成為了一種“和稀泥”的狀态。

在最近的新書活動中，作家劉檸指出，日本社會正在經曆着“國民自主去政治化”的傾向。作為選舉最多的國家之一，近年來每次選舉的時候，投票率卻是越來越低，尤其是年輕人的投票比例，少之又少。普通人對于政策漠不關心，他們認為那不是自己能夠左右的，所以自己的想法不重要。日本社會的政治冷漠似乎助長了統治者逃避責任的心态。

理查德·帕裡也在大川小學的悲劇中發現了這些順從、壓抑、沉默的大多數。在他們看來，想要維護和諧，避免沖突，保持沉默是一個關鍵的要素。人們非常擔心，如果站起來抗争，其他人會如何看待自己。在外人眼中的堅忍品性,掩蓋了日本人深刻的保守主義内核，身處其中的受害者早已将這種根深蒂固的壓抑視為理所當然。作為單獨的個體，災難中的幸存者不計個人得失，勇于自我犧牲，以最大的努力改善現狀。作為集體中的一分子，個體的熱情和同情心就被維護集體的本能所扼殺，沒有人願意承擔責任讓這個集體蒙羞。

書中記錄了一個片段，有一位遇難者的母親向作者哭訴。她說，自己的孩子是被一個看不見的“怪物”謀殺了。“我們向它發洩憤怒，可是它沒有任何反應。它就好像一團黑影，沒有人類的溫暖。”她繼續說，“海嘯是個看得見的怪物。可是，看不見的怪物将永遠存在。”作者不禁問道：“看不見的怪物是什麼？”“我自己也想知道它是什麼，”這位母親答道，“它是隻注重事物表面的日本人所獨有的，隐藏在那些絕不會說對不起的人的驕傲中。”

記者：李永博

編輯：徐偉

校對：翟永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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