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對封建後世的思想體系變遷影響深遠,桃李滿天下的一代大儒“孔子”駕鶴西歸,因病逝世。
那麼接下來孔子那諸多弟子所需要面對的頭等大事,必然就是孔子的喪葬事宜了。
按照儒家禮法,這些弟子必須在孔子墳前為孔子結廬守墓三年,也就是在孔子墳前建一個“茅草屋”,停止一切娛樂社交活動,專門為孔子披麻戴孝三年。
後世封建政權官僚體系中的“丁憂”制度便因此而來,即無論官職多高,離家多遠,隻要得知父母或至親去世的消息,就必須得辭官回鄉為親人守孝。
諸如明朝著名的内閣首輔楊廷和,其就有過回鄉“丁憂”的經曆,期滿後才再次回朝為官。
相信大家不難發現,封建時期對于“孝道”十分看重。且古代曆來就有“一日為師終生為父”的尊師重道的優良傳統。
那麼将孔子看成他這些弟子的父親也不為過,所以,其弟子為孔子守墓三年更是理所應當,可問題是在這些弟子中,有一個叫“端木子貢”的弟子。
在其他弟子守墓三年期滿紛紛離去的時候,他卻沒有離去,而且還要獨自一人再守三年,前前後後總計為孔子守墓六年。這又是什麼原因呢?
就像《史記》所記載的,“孔子殁後,其弟子皆結廬守墓,服喪三年,唯子貢思慕情深,三年之後複獨居三年始歸。”
雖然這句記載明确點名了是子貢“思慕情深”,那麼什麼是“思慕”,什麼又是“情深”?仰慕之情以及師徒情誼深厚?明顯太過于單薄籠統。
畢竟封建時期想要為至親守墓的話,那所需要付出的代價可着實不小。
因為在這三年期間,守墓的人是不能從事任何娛樂社交活動的,而且每天孝衣素食,就得守在墳前祭奠,可以說什麼也做不了,隻能坐吃山空。
如果沒有一定家底的話,那可絕對不是一般人所能承擔得起的,尤其是對善于經商之道,曾經經商于曹國、魯國兩國之間,富緻千金的端木子貢了。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正是因為家底厚,能夠支撐得起端木子貢守墓之時的消耗?畢竟端木子貢可是孔子弟子當中最有錢的一個了。
可即便是這樣,如果隻是為了表達仰慕之情以及紀念“師徒情誼”的話,守墓三年也就足夠了,也足以稱得上是仁至義盡,好好送了孔子一程。
那為何子貢還要再獨自守墓三年呢?否則其他弟子為何不守墓六年。
這也就意味着端木子貢之所以會為孔子守墓六年,其定然除了“思慕情深”這點以外,還有着其他的原因。
或者可以說是孔子一手造就了端木子貢,對端木子貢的影響已經達到了一個沒有孔子就沒有端木子貢當時成就的地步。顯然已經超出了“思慕情深”所能描述的範疇。
正如孔子曾經說過的,“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臆則屢中”,這就足以表明端木子貢的發迹,其實是在拜孔子為師以後。
當然,端木子貢自身的能力肯定也是不低的,不過如果沒有孔子的因材施教、指導引路的話,端木子貢能有後來的富甲一方的成就嗎。
再者,《史記》還曾記載“子貢利口巧辯,孔子常黜其辯”,也就是說,端木子貢在出師之前,經常會與孔子對一些事物産生争辯,然後孔子會點明其中的不足之處。
然後緊接着又記載了“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也就是在端木子貢出師之後,憑借着他卓越的演說才能。
以一人之力,在十年的時間裡影響到了春秋戰國時期五國的政治局勢,也就是端木子貢所主張的“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之說。
要知道,這五國在當時可絕對不是什麼名不轉經傳的小國、弱國,都是響當當的諸侯大國。
那麼這項在政治上的卓越成就會跟孔子沒有關系嗎?畢竟子貢在演說期間所發表的諸多言論,幾乎都有着極為濃厚的儒家思想特色,這是不争的事實。
很顯然,即便端木子貢小時候再聰明,如果沒有孔子對他的“再造之恩”的話,端木子貢想要成就後面的一系列成就還真就不一定那麼容易。
否則又為何在很多人都說“子貢賢于仲尼”的情況下,端木子貢依舊恪守本心,并未因此而驕傲自滿呢?諸如著名的軍事家“孫武”,子貢超越孔子的這句話就是出自于他之口。
屬實正是因為端木子貢心裡清晰的知道,對于孔子的這份再造恩情,他根本無以為報,那麼為孔子守墓六年又還有什麼可奇怪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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