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充的心理也可能與此有關，他肆意殺人的行為并非喪失了理智的發洩，也不單純是為了取樂的惡作劇，而是對他人生命的蔑視。要顯示自己加害于人的威力，就以殘忍刻毒的手段殺人，營造自己需要的恐怖氛圍。

的确，在死亡氣氛的籠罩下，絕大多數的部下都匍匐在杜充的腳下，戰戰兢兢地工作。

為此，杜充很開心，樂此不疲，而将江淮設置軍務防備的大事抛之腦後。

注意上面說的，是“絕大多數部下”匍匐在杜充的腳下，不是“全部”。

有人對杜充的做法早看不慣了，隻不過一直隐忍不發。

這人就是嶽飛。

這一年冬十月，金人連續攻克了應天府（今河南商丘市）、壽春（今安徽省六安市壽縣）、黃州（今安徽黃州市）、宿州（今安徽宿州市），和江淮巨盜李成勾搭在一起，共同寇掠烏江縣。

李成，河北雄州人，最初在雄州作弓手，使兩柄長刀，每柄重七宋斤，舞弄起來威勢赫赫，人稱“天王”，在軍隊中屢立戰功，成了一名骁将。金兵入寇河北，他自成一軍，脫離了宋政府的管理，在山東的淄州（今山東淄博市）以打劫為生。後來接受宗澤的招撫，和王善、張用等人一起在宗澤手下效力。

南薰門事件，他與張王分手，領軍剽掠至泗州（今江蘇盱眙），提出要重新歸附南宋朝廷，趙構就啟用他做泗州的知州。

在泗州，這位仁兄聽信了妖道陶子思的話，認為自己有“有割據之相”，叛亂為寇，悍然起兵攻打滁州，把滁州的州縣官全部殺害。

李成之外，王善、張用等人正陸續向金軍投降，淮河以南形勢不容樂觀。

杜充吓壞了，閉門不出，躺在床上，裝病。

嶽飛忍無可忍，一頭闖入他的寝閣，指責道：“胡虜近在淮南，睥睨長江，大戰一觸即發，你隻管躲在深閨不出，算什麼事呢？你必須出去，抓緊備戰，否則金陵失守，大事去矣。”（“勍虜大敵，近在淮南，睥睨長江，包藏不淺。卧薪之勢，莫甚于此時，而相公乃終日宴居，不省兵事。萬一敵人窺吾之怠，而舉兵乘之，相公既不躬共事，能保諸将之用命乎？諸将既不用命，金陵失守，相公能複高枕于此乎？雖飛以孤軍效命，亦無補于國家矣！”）

這樣的一番話，換第二個人說，早被拉出去放血了，可出自嶽飛的嘴裡，俨然有一種不容辯駁的威嚴，杜充在氣勢下矮了一頭，内心深處有一種說不出的害怕，又加上嶽飛是他唯一可以倚仗的得力大将，無從發作，隻能敷衍道：“明天，明天，明天可以不？明天我就到江邊修建軍事設施。”

可是，明天他就把這個膽敢闖自己寝室的小老鄉送到統制官王燮的帳下，安排他跟王燮去滁州（治清流、今安徽滁州市）攻打李成去了。

回頭，杜充将手下人狠狠尅了一頓，命人加強把守自己的府第，嚴格禁止尋常人等出入。此後，再無下文。

王燮久聞李成兇悍之名，一路磨磨蹭蹭，勉強到了瓦梁路，徘徊不前。

倒是嶽飛進軍神速，從宣化鎮（今南京東北江濱）渡江，長驅直入，連接在真州六合縣（今江蘇六合縣）、盤城、長蘆将李成打得落花流水，勝利收複了滁州。

這是嶽飛和李成的第一次交手，以後還會有第二次，第三次……當然，每一次，李成都會毫無例外地以慘敗告終。

相對而言，這一次敗得還不算慘，手下五百騎兵無一生還，五百戰馬和搶掠來的贓物，全被嶽飛繳獲。有了這些戰馬，嶽飛初步裝備起了一支騎兵團，擁有了日後在馬家渡大戰中接戰金人騎兵的一點資本。

十一月十一日，金人大舉發兵進攻建康（今江蘇南京市）。

杜充大驚，繼續裝病，閉門不出。

金兵不是趙構，您裝病也沒有用，該來的還是會來，十八日，他們從建康府西南的馬家渡渡江。

病再裝下去就沒什麼意思了，杜充一扯被子，坐了起來，傳命都統制陳淬率嶽飛、戚方、劉立、路尚、劉綱等十七員戰将，統兵三萬出戰。

狗急了還跳牆呢，何況這次可是生死攸關的決戰時刻！

可惜，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指望着杜充保家衛國，恐怕得等太陽打西邊出來，這是後話。

這次和杜充對戰的、全面負責進攻馬家渡的金軍統帥，讀者也并不陌生，就是大名鼎鼎的兀術，也就是我們後世所知的金兀術。

“兀術”是用漢字記女真語讀音，又作斡啜、斡出、烏珠，或晃斡出，本意是“頭顱”。取這樣的名字，反映了當時的女真民族樸實無華的一面。

滅遼略宋，女真人接觸到漢文化，其中的很大一部分都重新給自己起了一個莊重典雅的漢名。比如，阿骨打改名為完顔旻；吳乞買改名為完顔晟；撒離喝改名為完顔杲；粘罕改名為完顔完翰；斡離不改名為完顔宗望；訛裡朵改名為完顔宗鋪等等，而兀術的名字是：完顔宗弼。因此這時期史書上記載的女真人有本名、漢名、宋人譯名、清人重譯名等，為了行文方便，本書一律稱其本名。

這個兀術，是阿骨打的第四子，二十五别史《大金國志》中說他自出娘胎，“穹廬上郁郁有氣，甚異之”，俨然不是尋常之輩。年紀稍長，人們就發現他“為人豪蕩，膽勇過人，猿臂善射，遇戰酣，出入陣中，部衆憚之”，是個天生的鬥士、殺神。每戰到酣處，性情大暴，就把戴在頭上的頭鍪往地上一扔，露秃頂和邊辮，象打了雞血一樣，不畏矢石，沖鋒在前。

少年兀術在戰場上最負盛名的代表作是天輔六年（1122年）追擊遼天祚帝的那一仗。當時軍過青嶺，突然遇上三百餘遼兵，兀術手下隻有百餘騎，且矢盡，他臨危不懼，赤手空拳奪過遼軍士兵的刀槍，獨殺八人，生擒五人，勇猛絕倫，威勢赫赫。

女真将士稱其“少年勇銳，冠絕古今”。

斡離不第二次南下，兀術作為前鋒，取道湯陰，一次性迫降宋兵三千多人。渡汴水，殺宋軍五百人餘；薄汴城，以百騎追趙佶一百多裡，獲馬三千。其後，又敗宋将鄭宗孟，克青州；殺趙成，取臨朐；破黃瓊軍，再陷臨朐。以三千鐵騎在河上敗宋三萬餘人，斬萬餘人。接着，又克濮州（今山東甄城北）、取開德府（今河南濮陽），平定河北。

趙翼在《廿二史劄記》說其“每出兵必躬當矢石，為士卒先，故能以少擊衆，十數年間，滅遼取宋，橫行無敵”。

可以說，兀術是當時最優秀的騎兵将領。而在冷兵器時代，騎兵是戰争中最具備攻擊優勢的兵種，也是最重要的軍事依靠。兀術率領他的騎兵團在橫掃大遼的過程中累積了豐富的軍事經驗，研究出了極為實用的作戰方式，聞名于世的“拐子馬”和“鐵浮屠”就是他在前人的基礎創新發明的一種戰術。

“拐子馬”是南宋軍民對兀術這一特殊兵種和戰術的一種叫法，而兀術自己最初給它所命的女真名字已不可考。

對于“拐子馬”的具體戰法，史書上有很多種說法。

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嶽珂在《金佗稡篇》卷五《鄂王行實編年》說的：“兀術有勁軍，皆重铠，貫以韋索凡三人為聯，号拐子馬，又号鐵浮圖，堵牆而進，官軍不能當，所至屢勝。”而章穎的《南渡四将傳》及元朝官修的《宋史?嶽飛傳》中也對此說法加以沿用。

筆者認為，這種說法是錯誤的，它把兀術的另一個兵種“鐵浮屠”（也作“鐵浮圖”）混同在一起了。

僞托宇文懋昭之名作《大金國志》的元人早覺察到了這個錯誤，将之改為：“兀術自将牙兵三千，往來為援，皆帶重甲，三人為伍，貫韋索，号‘鐵浮屠’，每進一步，即用拒馬子遮其後，示無反顧，複以鐵騎馬左右翼，号‘拐子馬’”。明确将“鐵浮屠”和“拐子馬”區分開了。

有什麼證據說明“拐子馬”和“鐵浮屠”是不同的兵種呢？

楊汝翼在《順昌戰勝破賊錄》說：“四太子披白袍，甲馬，往來指呼，以渠自将牙兵三千策應，皆重铠全裝。虜号鐵浮圖，又号扢叉千戶”；“方其接戰時，郦瓊、孔彥舟、趙提刀等皆單騎列于陣外。有河北簽軍告官軍曰：‘我輩元是左護軍，本無鬥志。所可殺者，止是兩拐子馬。’故官軍力攻破之。皆四太子平日所依仗者，十損七八。”可見，“拐子馬”有别于“鐵浮屠”，是不同的兵種，但都同屬“四太子平日所依仗者”。

汪若海目睹了順昌大戰的戰況，也寫過一篇《劄子》專述“鐵浮屠”和“拐子馬”。

對“鐵浮屠”的描述是：“其所将攻城士卒好鐵浮屠，又日鐵塔兵，被兩重鐵兜牟，周匝皆綴長檐，其下乃有氈枕。三人為伍，以皮索相連。後用拒子馬，人進一步，移馬子一步，示不反顧”；中間的步兵，也全身披挂鐵盔重甲，隻有雙目露在外面，三人一組，貫以韋索，身後拖着拒馬樁，每進一步，身後的拒馬樁便跟進一步，全體将士有進無退，兇悍無比。

而“拐子馬”則是：“以鐵騎為左右翼，号拐子馬，皆是女真充之。自用兵以來，所不能攻之城，即勾集此軍”。

相對而言，楊汝翼、汪若海的說法比嶽珂準确，理由很簡單，楊汝翼、汪若海是根據第一手材料作的記錄，尤其是楊汝翼，是随軍戰地記者，直接參加了順昌大戰，親曆戰鬥的全過程，而嶽珂是在嶽飛死後六十年才開始整理《金佗稡編》的。

那麼，“拐子馬”和“鐵浮屠”到底是什麼不同的兵種呢？自宋迄今，各種考證數不勝數，卻尚無定論。

筆者就根據相關史料作大膽推測，妄作一家之言吧。

“浮屠”是佛教詞彙，寶塔的意思，“鐵浮屠”，則指鐵塔。這裡用來比喻身披兩層重甲的騎兵形如鐵塔。按《宋史》卷197《兵志》所說，每副铠甲“全裝共四十五斤至五十斤止”，兩層重甲披在身上，重量接近達到一百多斤，再加上身上配置的弓箭刀劍和長槍，這就要求這些充當“鐵浮屠”的騎兵都具備雄健的體魄，過人的力氣，遠遠望去，俨然一尊尊鐵塔。

“鐵浮屠”之所以犧牲騎兵的機動性而讓他們裝備上厚實笨重的铠甲，目的就是想讓這些防護性能好、質量大，無堅不摧的重甲騎兵團擔負正面攻堅任務，充當的角色猶如現代戰争中的坦克。按照汪若海的記載，這些鐵塔兵的坐騎用皮索連成一排，後面由步兵推拒馬樁跟着前進，活象一堵移動的牆壓來，可謂攻勢如潮，殺傷力巨大。由此也不難看出，“鐵浮屠”在陣前攻堅中巧妙地運用了我們常說的“連環馬”原理，以三匹馬聯成一排組成一個聯合作戰的單位，其産生出來的沖擊力遠遠大于分散的三匹馬的總和，讓對方無力阻擋。

與“鐵浮屠”正面攻堅不同，“拐子馬”屬于一種輕型或中型騎兵，其充分利用其高度的機動性以及集團沖鋒時所産生的巨大沖擊力，實施的是兩翼包抄的戰術，對敵軍迂回包抄而後突擊。南宋宰相呂頤浩就曾說：“虜人遇中國之兵，往往以鐵騎張兩翼前來圍掩”。

在這，還得說一說為什麼南宋人要稱兀術這種戰術為“拐子馬”。早在北宋神宗時代，曾公亮等人編篡的《武經總要》前集卷七記載說：“東西拐子馬陣為大陣之左右翼也。本朝西北面行營拐子馬陣并選精騎。夷敵用兵，每弓騎暴集，偏攻大陣，一面捍禦不及，則有奔突之患，因置拐子陣以為救援。”将騎兵放在兩翼，能有效地利用其高度的機動性及集團沖鋒時所産生的巨大沖擊力，對敵人側翼進行突擊，最終實現自己的作戰意圖，北宋軍隊就把這樣的騎兵稱為“拐子馬”。

也由此可見，“拐子馬”并不是兀術的專用名稱。

既然本朝已有“拐子馬”，為何還對兀術的“拐子馬”談虎色變呢？

原因是兀術的“拐子馬”士兵騎術精湛，作戰兇悍，他們裝備了格鬥型冷兵器和弓箭，既能作為騎射進行遠距攻擊，又能作為突擊力量近距搏殺，所用的弓箭，弓力隻有七鬥，而為方便在馬上拉弓和保證射擊的命中率，刻意把箭造得極長。當然，和北宋“拐子馬”的區别還不止于此，兀術的“拐子馬”士兵每人都配備有兩至五匹戰馬，當所乘的馬匹出現疲态或有傷情時，就立刻換上另外一匹馬，讓戰騎在臨陣沖鋒保持良好的體力，保證作戰時的機動性，這種戰法稱為“副馬之制”。“副馬”就是指主乘之外的馬，也稱“從馬”。有書為證，《金史》上載：“突合速從馬五（帶五匹副馬）、沃魯破宋兵四千于文水。”為了不讓副馬在作戰中走散，勢必要用“韋索”把它們系在主馬之後，所以，“拐子馬”在視覺上同樣給人以連環馬的形象。

筆者猜測，這也許就是嶽珂等人把“拐子馬”和“鐵浮屠”混為一體的原因。

作戰的時候，通常以普通騎兵，或步兵列陣開戰，等雙方打得難解難分，也就是史書上說的：“每戰方酣”，“鐵浮屠”就開始登場，“鐵浮屠”并不追求快速，形如鐵塔的騎兵手持大刀長槍，穿着刀槍不透的鐵甲，象重型推土機一樣，緩緩推進，對方陣腳一動，因為戰陣太密，抵擋不住的士兵不能向自己的陣中撤退，隻能向左右兩側避敵，而這時“拐子馬”早已從左右包抄，所以，這時中間有“鐵浮屠”的摧城拔寨，左右有“拐子馬”的狂飙橫掃，對手就隻能全面崩盤了。

當然，沒有親眼目睹過“拐子馬”和“鐵浮屠”中連環馬用法的人，是有充分的理由質疑這種戰法的。

清乾隆在《禦批通鑒輯覽》就提出：北人使馬，惟以控縱便捷為主。若三馬聯絡，馬力既有參差，勢必此前彼卻；而三人相連，或勇怯不齊，勇者且為怯者所累，此理之易明者。拐子馬之說，《金史?本紀?兵志》及兀術等傳皆不載，唯見于《宋史?嶽飛傳》、《劉锜傳》，本不足為确據。況兀術戰陣素娴，必知得進則進，得退則退之道，豈肯羁絆已馬以受制于人？此或彼時列隊齊進，所向披靡，宋人見其勢不可當，遂從而妄加之名耳目。

持有這種看法，是受一種“想當然”的思維定勢所左右，馬力有參差沒錯，騎士勇怯不同沒錯，但，在戰場上的實際操作中，并不是《水浒傳》中呼延灼對連環馬的用法。

筆者的看法是：“鐵浮屠”的騎士披雙重戰甲，馬匹也全身披甲，負載一定很重，這決定了他們作戰時不能用以馳騁沖鋒，馬上的騎士也不用做太多動作，他們隻需三人一排，端着長槍，向前，向前，不斷地向前捅出，單單這幾個機械重複的動作，在胯下的馬匹隻進不退地緩緩前進中，已形成了巨大的沖擊力，造成的效果，無堅不摧，無快不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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