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性死亡法律依據?近日，最高檢發布了第34批指導性案例，本批指導性案例主要選編了精神性人格權刑事保護的案例，基本都是較輕罪行的案件如檢例第137号被害人谷某因遭受诽謗，遭遇“社會性死亡”，使工作、生活受到嚴重影響等這些罪行較輕的“小案”，對當事人來說，卻是“天大的事情”，下面我們就來說一說關于社會性死亡法律依據?我們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這個問題吧!

社會性死亡法律依據

近日，最高檢發布了第34批指導性案例，本批指導性案例主要選編了精神性人格權刑事保護的案例，基本都是較輕罪行的案件。如檢例第137号被害人谷某因遭受诽謗，遭遇“社會性死亡”，使工作、生活受到嚴重影響等。這些罪行較輕的“小案”，對當事人來說，卻是“天大的事情”。

所謂的“社會性死亡”，指的是個體在遭遇網絡暴力後，受到了社會交往被阻斷、社會聲譽陷入困境等傷害。它是網絡時代下的産物，其出現的原因自然與“網絡”和“網民”兩個關鍵詞緊密相關。網絡主體的多元化和網絡身份的虛拟化，為“社會性死亡”的出現提供了初始的溫床。網民可以在網絡上以虛拟的身份自由公開地發表自己的言論，同時，他們的情緒也極容易被群體左右，成為輿論攻擊的一分子。網民被賦予的權利卻成為了傷人的利器，在此背景下，每個人都可能成為下一個受害者。

後真相時代的“道德審判”，為“社會性死亡”提供了滋生的土壤。牛津詞典在2016年收錄了“後真相”一詞，後真相時代中的網民往往會對客觀事物進行主觀臆斷。一個網絡輿論事件不斷反轉，在真相水落石出之前，網民會以自己的慣性思維對事件進行所謂的道德審判，不會給當事人辯解的機會。如之前的“清華學姐”事件，起初網民認為性騷擾事件中女性理所應當是弱勢方，據此對學弟進行了人肉搜索和辱罵攻擊，而監控視頻最終對該事件進行了還原，輿論又調轉方向開始譴責學姐誣陷好人。

“流量為王”思維下，自媒體百般迎合受衆心理，也為“社會性死亡”提供了“利刃”。一些自媒體賬号十分看重“爆料”，過度迎合受衆，搶首發、輕核實，以一己私心消費着公衆的正義感。數字化時代的“社會性死亡”，對造謠者而言是編撰文案、配以視頻或文字的簡單小事，對“社會性死亡”的當事人而言往往是不能承受之重。

2021年1月起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明确規定，“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以侮辱、诽謗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譽權”。該法律條款為“社會性死亡”事件提供了堅實的法律支撐。此次最高檢也發布了相關指導性案例，說明國家從人民群衆的切身利益出發，對于大家身邊的“小案”給予了很高的重視。以谷某被诽謗為代表的案件由自訴轉為了公訴，也為此類案件的處置開了個好頭。

在隔三差五出現的“網絡暴力”事件中，我們看似是隔岸觀火的“看客”，實則卻是暫時躲在一側的幸存者。網絡暴力的刀槍棍棒不知什麼時候就會落在我們自己頭上。但也要看到，正義與善良仍舊是社會和網絡上的主流。“社會性死亡”的鬧劇終将歸于沉寂，雖然道阻且長，但值得期待。(魯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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