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蕃古道上的金銀器和絲織品

演講人：霍巍演講地點：四川省博物院演講時間：二〇二〇年十月

霍巍四川大學曆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四川大學傑出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現任四川大學曆史文化學院院長、四川大學中國藏學研究所所長，主要研究領域為漢唐考古、西南考古、西藏考古、文物學與藝術史、中外文化交流、博物館學等。先後發表論文近百篇，出版有《西藏古代墓葬制度史》《戰國秦漢時期中國西南的對外文化交流》《吐蕃時代：考古新發現及其研究》等。

吐蕃與絲綢之路

開始介紹唐蕃古道考古發現之前，我們首先簡單介紹一下曆史上的吐蕃。

在曆史上，經過魏晉南北朝長期分裂以後，迎來了大一統的隋唐時期。隋朝的統治期比較短暫，而唐朝的曆史相對來講比較悠久。大唐王朝的形成對當時世界格局的影響毋庸置疑，它成為東方文化圈當中标志性的一個文化代表。與此同時，也是在公元7世紀前後，阿拉伯半島上的阿拉伯人開始進入歐洲和亞洲，阿拉伯帝國興起。到了公元8世紀，還有一支舉足輕重的力量，這就是吐蕃，也在青藏高原走向強盛，它正好是在東方的大唐和西方的阿拉伯帝國之間，吐蕃跟唐的關系非常密切，後來成為納入中華文化圈的一支重要力量。

吐蕃在其最盛期，曾經一度掌控絲綢之路的唐“安西四郡”，從甘肅蘭州開始一直到敦煌沙洲，然後在其北線和南線上分别形成了跟傳統的“沙漠絲綢之路”基本上平行的吐蕃對北面絲路的重構。吐蕃通過青海湖的北面，從柴達木盆地一路向西，這條路線可以視為絲綢之路中與吐蕃關系非常密切的線路。還有一條是唐初開辟的“新道”，這條新道通過今天的青海，進入拉薩，然後從拉薩繼續向西向南可以進入南亞和中亞地區。通過文獻和考古材料，我們都得到了證實，這條新道向西可以一直到達今天的阿裡，從阿裡有若幹個方向可以通向中亞地區；向南則可通過今天西藏西南的吉隆河谷抵達尼泊爾加德滿都盆地。最後，我還要想重點提到一條路線，這就是從今天的成都出發，經過川西北高原以及滇西北高原，進入今天的雲南，然後到達緬甸，從而進入印度（天竺）的路線，過去稱為“南方絲綢之路”，唐宋的文獻記載中也提到，當時一些中原的僧人曾利用這條路線到達印度。

曆史上的吐蕃曾經一度掌控過這些路線。通過敦煌文書資料，我們可以看到，當時它建立了一套驿站制度來對這些路線進行管理，和東方的中原大唐王朝、中亞以及西亞等地區保持了密切的聯系。因此，從曆史上“高原絲路”的形成來審視吐蕃王朝的文化創造，這是我們今天講座所涉及的吐蕃金銀器和絲綢文物的一個大的曆史背景。

金銀器上的文化印記

首先，向大家介紹一下曆史上獨具特色的唐代吐蕃金銀器。

在講述唐蕃古道上出土的金銀器之前，我想先帶大家讀幾段資料。第一個是美國著名漢學家謝弗的一段評論，他說，古代吐蕃的金銀器以精良的工藝著稱于世，在吐蕃獻給唐朝的土貢和禮品的有關曆史記載中，一次又一次地列舉了吐蕃進貢的大型金制品。他認為吐蕃的金飾工藝是中世紀的一大奇迹。謝弗寫過一本著作叫《撒馬爾罕的金桃》，是從中亞的視角來看當時唐朝（包括吐蕃在内）的對外文化交流。

在我國的唐朝文獻記載中也可以找到很多關于吐蕃金銀貢品的記載。我舉幾條重要的：在唐太宗貞觀二十年（公元646年），唐太宗征伐遼東獲勝，當時吐蕃為了祝賀唐朝的勝利，專門派遣了一位使者來長安，這位使者叫祿東贊。祿東贊這個人在吐蕃地位很高，掌握大權，文成公主入藏就是由他向大唐請婚、迎娶文成公主去吐蕃的。當時祿東贊奉命來唐王朝進貢，進貢了什麼呢？文獻記載禮品中有一件用黃金鑄成的鵝，“高七尺，中可實酒三斛”，屬于高大的酒器。到了唐高宗時期，公元657年，吐蕃又向唐王朝進貢，這次貢物中有一座“金城”，城上有獅子、象、駝、馬等動物形象。此外還有金甕、金頗羅等。唐中宗時期，吐蕃迎娶唐朝金城公主，又進貢了一批金銀器。到了唐玄宗開元十七年（公元729年），吐蕃又獻胡瓶、金盤，這些在新舊唐書等資料中都記載得很清楚。

唐玄宗開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吐蕃又獻方物，這次貢獻的規模特别大，總計有數百件形制奇異的金銀器。文獻記載當時唐玄宗專門為這批金銀器做了一個展覽，将它們“列于提象門外，以示百僚”。我們可以設身處地地想象一下，唐玄宗作為大唐皇帝，他什麼沒見過？但是吐蕃進貢的這一大批造型奇異的金銀器竟然打動了他，以至于他要專門開一個金銀器展覽向百官展示。

此外，我們還可以看一看敦煌吐蕃藏文寫卷上的記載。其中記錄當時吐蕃攻下象雄以後，吐蕃國王和群臣作宴，賦歌一首，其中說了這樣一句話：“在山谷裡跑馬，馬不會把金鞍摔碎。”從這樣的詩歌内容中我們能夠看出，當年吐蕃人在戰馬上配有金鞍作為裝飾。這首詩歌裡還說：“在黃金箭筒裡，有一支綠松石之箭，不射它，殺不死鹿，射出它，筒子就空了”，從在箭上面鑲嵌綠松石這一點來看，這屬于高檔的裝飾箭。在古代吐蕃文獻中，其對自産的黃金制品的自豪感，可以說跳動于字裡行間。

雖然各方文獻都記載描述了唐代吐蕃金銀器，不過作為普通觀衆，可能沒有太多機會能夠看到那個時代吐蕃金銀器的實物。所以我們也通過像在四川博物院布置展出唐蕃古道出土金銀器這樣的展覽，來介紹給大家。

另外，通過文獻記錄，我們知道在唐代，吐蕃有一套自己的官職服飾制度，這套制度就是模仿唐朝的，通過《舊唐書》《新唐書》以及《冊府元龜》等資料可以看到，吐蕃這種反映官職制度的标識有點像現代軍隊的軍銜。其大略的“官之章飾”可分五等，第一種叫瑟瑟，什麼叫瑟瑟呢？就是寶石、綠松石之類，第二是金，第三是金飾銀上，第四是銀，第五是熟銅。從這些史料來看，當時吐蕃整個的裝飾制度裡面，也有相當一部分是通過金銀器來表達的，而且可以裝飾在衣服上。

圖①吐蕃龍形資料圖片

圖②吐蕃天馬資料圖片

圖③吐蕃馬鞍資料圖片

這裡我們介紹幾種吐蕃的出土器物。圖1是古代吐蕃人心中的龍的形象，這種龍有三爪，有腳，有翼。圖2是吐蕃的天馬形象，它有馬頭、馬身和4隻馬蹄，最獨特的就是它有短翼，是飛翔的馬，古代吐蕃人認為這樣的天馬才能日行千裡。圖3是吐蕃馬具，具體來說是馬鞍的後橋，整個用黃金飾片來制作的，而且上面還留有鑲嵌紅寶石的痕迹，類似這樣的器物在考古發掘中有過完整的發現。

圖④吐蕃扳指杯資料圖片

圖⑤吐蕃來通資料圖片

這裡我着重介紹一下現存美國克裡弗蘭藝術館的幾件吐蕃金銀器。其中圖4這件銀器叫作扳指杯。扳指杯的造型來自西方，它是用來隔熱的，東方同樣用途的是茶托，我們怕茶杯水熱的時候用一個茶托把茶杯放在上面，古代西方沒有茶托，用的是杯墊，這個杯墊就叫作扳指杯，這種扳指杯在古代也影響到了吐蕃，所以吐蕃會有這樣的器具。另外還有一件金銀器特别值得一說，這就是圖5中器具，叫作“來通”。什麼叫來通？來通最早來源于古希臘或古羅馬，是一種酒器，用途是把酒液從瓶子裡注進去，下面有一個動物的嘴，通過這個嘴人們就可以喝到這個酒，一般用在将士出征的時候，由祭司在陣前注入來通，讓将士們喝了來自來通的酒後，能夠在戰場上奮勇作戰。很明顯，古代吐蕃人是從西方吸納了來通這種器形。但是，這個來通的紋樣，卻是古代吐蕃人自己創造的，大家可以細看，來通上面的紋樣中這個人是帶着冠的，穿着一件長袍，身上長有翼，他身軀的下半部分向上卷起，變成了魚。這幾件器物不僅制作水平很高，而且上面的紋樣也展現了很濃烈的吐蕃銀器紋飾的特點。這幾件器物還有藏文銘刻，有人解讀，這是當年屬于唐代公主的物品，我們知道唐朝有兩位公主先後去過吐蕃，一位是文成公主，另一位金城公主，這兩位公主擁有這些金銀器的可能性不能排除。

在青海的都蘭縣熱水墓地，有一個地方當地人稱之為血渭，血渭這個詞實際來源于蒙語，就是牧場的意思。在當地北岸最大的一座墓葬——血渭一号墓特别引人注目，它是古人當年利用山丘地形修建的墓地，在它前面行經的駝隊，能夠和它形成一個對比，襯得它好像是高原上的金字塔一樣。當地人賦予了血渭一号墓很神奇的傳說，把它叫作“九層妖樓”。近年來有一部電影叫作《九層妖塔》，就是根據這個傳說來編撰的故事。

血渭這個墓地曾經多次被盜，青海的考古工作者對它進行了搶救性挖掘。關于這個墓地的發現過程，實際跟一樁大案有關。2018年3月15日，公安機關破獲了一個大案，稱為“3·15大案”，在這個大案裡發現了幾百件被盜竊的古代吐蕃器物。另外，在一号墓發現的同時，考古人員在另一個地方還發現了一座磚室木室混合的墓葬。這個墓葬的發掘過程是非常有意思的，在發掘工作快結束的時候，考古隊員們對它進行了全揭頂，一揭頂才發現，它的後壁還暗藏着一個暗箱，這種結構在以前所見吐蕃墓室裡面是沒有的。這個暗箱出土了兩件東西。一件是金冠，出土時地上還散落着一些寶珠，表明它前面是挂有冕旒的。這個金冠是我們目前看到的吐蕃系統金銀器裡制作最精美的一具寶冠。另外一件是扳指杯，這個杯口部是曲形的，供奉在金冠的前面。這兩件秘藏的器物，一件是戴頭上的寶冠，另一件是喝酒的器物，顯然這是墓主人生前最喜愛的遺物。通過這些金銀器的發現，我們對吐蕃金銀器有了更多了解，對過去傳世的金銀器也有了一個比較的标準了。

在都蘭一号墓裡面還出土了黃金的面罩。過去我們曾在新疆和西藏阿裡地區也發現有一批類似的黃金面罩，它們和當時波斯薩珊流行的一些圖案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類似這樣的面罩，也在西藏西部的周邊地區比如印度、尼泊爾以及吉爾吉斯斯坦等地出土過。這些發現，讓我們想到一條史料——唐代《通典》裡面說，當時在西藏西部地區的“羊同”，當地的酋豪死後要做一個外科手術把腦子和内髒取出，填進去珠寶和黃金，然後還要給死者做一個面罩。這段文字提供的線索，在相關考古實物出土之前，我們一直沒有辦法确認，現在可以證明這條記載是有依據的。這種黃金面罩發現的地域包括南亞和中亞地區，這也說明了其喪葬文化上的某些共性。由此，我們在觀察吐蕃金銀器的時候，也能夠感受到它們帶有的濃烈的歐亞草原文化色彩。

絲織品的文化密碼

接下來，我們介紹一下古代吐蕃的絲綢情況。

根據文獻史料判斷，吐蕃是不可能自己生産絲綢的。關于這一點，藏學家王堯先生有一段非常精辟的斷言，他說，從曆史記載看，唐朝時吐蕃人始終沒有學會種桑、養蠶以及缫絲。那麼，古代吐蕃的絲織品來源是什麼呢？它或者來自于饋贈以及貿易，或者通過戰争手段去掠奪。王堯先生是藏學大家，他講的話是有根據的，因為生産絲綢是需要條件的，第一是需要有良好的種桑技術，需要桑樹有好的品質，第二要能養蠶，這兩條都需要一定的氣候條件，而吐蕃處于青藏高原的高寒地帶，恰恰缺乏這樣溫暖的生産條件。

目前我們知道，大約距今五千年前，我國共有三個地方可能是最早的絲綢産地：一個是1926年在山西省夏縣西陰村，考古人員發現了半個蠶繭，當時這個發現還出現了争議，有人懷疑是不是後期混入的。不過到了1958年，在浙江湖州錢山漾遺址裡，考古人員發現了一件絲綢制品，其生産時間大緻在五千年前。到了20世紀80年代，考古人員又在河南荥陽青台村遺址發現了一大批絲麻實物，由此基本确認了中國先民在大約五千年前已經學會了制造絲綢。

到了春秋戰國時期，絲綢開始向西傳播。1929年到1950年間，考古人員在南西伯利亞發現了一座古代斯基泰人的墓葬，這個墓葬裡就出土了絲綢，一共有五件殘片，通過考古人員的研判，它們确定是來自中國的絲綢，跟絲綢同時出土的還有中國的銅器和漆器。在漢代，絲綢之路上的輸出品中，絲綢、漆器和銅鏡是三個大宗産品。這些絲綢的紋樣，跟楚墓出土的絲綢紋樣非常相似，學者們推測其來源應該是長江流域的楚地。

曆史上，羅馬人對絲綢的認識是通過波斯人帶來的。當時羅馬跟波斯打仗，羅馬軍隊繳獲了波斯軍旗，發現這些軍旗質地很輕并且色彩燦爛。同時羅馬軍隊還繳獲了波斯将領的衣服，這些絲綢衣服讓羅馬人感受到了它們的輕巧、美觀和舒适。傳說在古羅馬社會，中國絲綢與黃金等價。不過今天我們從文獻材料上來尋找，找不到太多羅馬時期流行中國絲綢的文獻記載。有一個記載說，古希臘古羅馬文獻裡面談到的“塞帝絲”就是絲，但是這個絲是怎麼來的，古希臘人、古羅馬人的記錄都比較混亂。後來有一些關于絲綢傳出去的傳說，《大唐西域記》說是東國公主在帽子裡面藏着桑蠶，偷着傳出去了，這是中國絲綢傳到西方去的一個故事版本。現在學術界傾向于認定絲綢西傳在東羅馬時期的拜占庭，當時一位波斯宗教僧侶把桑蠶藏在他的手杖裡帶去了歐洲。不過從文獻記載和考古材料來看，我認為絲綢西傳可能比拜占庭時期要早。

我們講到古代吐蕃的絲織品主要是成品，在曆史上吐蕃曾經攻占過唐王朝的一些地區，完全有可能利用這些地方的已有絲綢技術。

圖⑥唐代閻立本繪制的《步辇圖》（局部）資料圖片

在青海都蘭，考古人員發現了一些對鳥紋樣和花草組合在一起的絲織品殘片。而這與考古人員在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發現的絲織品紋樣非常接近。在絲綢制品出土之前，過去我們想了解古代吐蕃人穿什麼樣的衣服，用不用絲綢材料，資料非常少，唯一可供參考的是相傳為唐代閻立本繪制的《步辇圖》（圖6），圖6中間這個人就是我們之前提到的吐蕃重臣祿東贊，他來大唐是獻金銀器以及求娶文成公主的。觀察《步辇圖》中他的穿着，很可能也是絲綢制作的。

圖⑦吐蕃對馬紋錦資料圖片

香港大學博物館收藏有一件吐蕃的對馬紋錦（圖7），兩個馬頭向下，在一個水罐子裡面喝水。新疆吐魯番出土過聯珠紋樣，也是對馬。此外還有對獅紋樣、對羊紋樣、對鳥紋樣等。這些絲織品在新疆和西藏地區發現得比較多，代表了一個時代的流行風尚。而且這些紋樣還傳播到了當時的日本。

圖⑧都蘭太陽神織錦資料圖片

出土的吐蕃文物上，帶有當時絲路上的很多文化印記。比如青海都蘭出土的太陽神織錦（圖8），它實際也是綜合了多種文化因素：第一是太陽神的崇拜，這是來自古希臘、古羅馬的，所以太陽神坐着天馬戰車奔馳而來。同時太陽神坐的地方值得注意，他是坐在帳子下面的，太陽神的頭上還有聯珠紋的紋樣，這是中亞人加上去的。研究人員判斷，這些織錦可以肯定是在唐王朝完成的織造。因為這件太陽神織錦上面還有一個漢字“吉”字，凡是帶漢字的織物在當時基本不可能在西方生産，因為這個時期的西方人對漢字的理解和應用程度還很低。這件太陽神織錦，很可能是唐朝人用了西方的紋樣，同時在漢地制作完成之後，把它賞賜給了邊境地區活動的少數民族。這件太陽神的文物也是融彙了東西方文化的很多因素。通過它我們看到，西方的太陽神崇拜經過中亞再轉道東土，帶有如此精彩的多種文化交流融合的痕迹。

另外，在吐蕃的織錦圖案裡面，還有一些外來文化的因素值得我們注意。舉一個例子，我國南北朝時期，南朝梁的普通元年（公元520年），西域的一個小國叫作滑國，它向梁朝獻方物，其中就提到了“波斯錦”。而在吐魯番文書的公元5世紀購物賬中，也提到了“缽（波斯）錦”，衣物疏中也有“波斯錦”“波斯錦面依（衣）”“波斯錦被辱（褥）”等等。目前出土的年代最早的波斯錦是在新疆的阿斯塔那墓地，是一件唐朝武德二年（公元619年）的豬頭紋錦。

這些外來錦當中，有一種叫作贊丹尼奇（Zandaniji）錦，這是在古代的粟特地區生産的一種錦。粟特大概位于今天烏茲别克斯坦的西南部，這個地方是當時絲綢制造的一個産地，這個地方生産的織錦是很有代表性的，此種織錦随着粟特人的東漸，而傳入絲綢之路的可能性很大。因為當時的粟特人主要承擔着絲綢的販賣商、中間商這樣的角色，一方面他們把西方的絲綢紋樣輸入到中原，在那裡按照這些樣式制作出來絲綢産品，很可能粟特人又帶着這些西方樣式的絲綢産品，通過絲綢之路，轉賣給中國，同時也賣給中亞和西亞各國。這樣一個絲綢産品生産鍊條的線索，其實在我們中國的古代文獻記載裡面是可以找到的一些痕迹的。比如《隋書》記載，有一個人叫作何稠，他有仿造波斯錦的本事，當時波斯向隋朝獻金綿錦袍，隋朝皇帝特别喜歡，就命令何稠去仿制，何稠的仿品呈現給皇帝後，皇帝發現這個仿品比原品做的還要好，因此非常高興。何稠這個人，其實是個胡人，後來他還通商入蜀，“主知金帛”——也就是進行絲綢貿易，他當時就住在成都郫縣。唐人張彥遠《曆代名畫記》卷十所記“陵陽公樣”的蜀錦紋樣題材，也可能與此類織錦有關。據載，這類紋樣題材系初唐人窦師綸所創，“凡創瑞錦、宮绫，章彩奇麗，蜀人至今謂之‘陵陽公樣’。高祖、太宗時，内庫瑞錦對雉、鬥羊、翔鳳、遊麟之狀，創自師綸，至今傳之”。這個紋樣在唐代形成了一個新的風格流派，這個流派引入了大量的西方色彩，因此我們推斷贊丹尼奇錦在唐代可能是流行的，何稠和窦師綸都制作過這個樣式。通過這個外來錦的流行，我們也能夠随之了解一些成都的絲織品生産曆史。曆史上的成都是重要的絲綢産地，成都錦的曆史可以追溯到漢代。大家都知道一句唐詩中的名句“花重錦官城”，“錦官”就是政府專門設立的管理織錦生産的官員。成都還有條江叫作錦江，為什麼叫錦江呢？就是當時的人織了錦以後，到江水裡面去洗滌，結果導緻江水色彩斑斓，所以得名錦江。

現在我們通過研究古代粟特都城阿弗拉西阿蔔的宮廷壁畫内容，結合唐代内庫織造的“瑞錦”、流行蜀地的所謂“對雉”“鬥羊”錦，推斷唐代蜀郡很可能是設計與制造适合向西方銷售的各類對獸紋錦的絲綢中心之一。有學者主張，我國新疆吐魯番地區出土的這類具有西方意匠的“胡式”錦（即所謂“番錦”）其實大都是蜀錦，如此紋樣的目的，就是為了專門向西方銷售。而吐蕃發現的絲綢産品或有可能大部産自蜀地和黃河上遊地區，少量源自西域。

小結

通過今天的講座，我想從金銀器和絲綢兩個方面，為大家提供一個知識視野，這個視野可以稱為“高原絲綢之路”。最近我經常說這個話題。曆史上的吐蕃雖然地處高原，但是它不是一個孤島，它和中亞以及南亞之間都有很多的通道，而大唐通過吐蕃确立了沿雅魯藏布江到達南亞印度地區的交通路線。唐代有一位非常有名的使節王玄策，當年走的就是這條路，我們曾經在西藏西南部的吉隆河谷發現這位使節銘刻的《大唐天竺使出銘》。所以在“高原絲綢之路”的視野下面，吐蕃曆史上的文化呈現出多元的面貌，而主要形成于青藏高原的“高原絲綢之路”，更是在古代的交通網絡中連通了北方的“草原絲綢之路”“沙漠絲綢之路”和南方的“海上絲綢之路”“南方絲綢之路”，意義極為深遠。

從這樣一個視野來觀察出土的吐蕃金銀器，來觀察我們今天看到的吐蕃絲織品，前面講到的各種各樣的新奇式樣和紋樣，也就不難理解了。以往所說的“絲綢之路”這個概念裡面，是沒有納入“高原絲綢之路”這條線路的，人們理解的絲綢之路從長安出發，一條單線走過玉門，西出陽關後分南北兩線，向西延伸。而現在所認知的絲綢之路，已經是一個更為宏大的路網。近年來國家文物局在充分吸納了這些年青藏高原的考古新發現之後，已經在官方公布的絲綢之路路線圖中加入了高原絲綢之路的路線。

我認為，正是因為有了高原絲綢之路，它跟北部的絲綢之路和通向海洋的絲綢之路，有機地結合成了一個整體，成為偉大的中華民族與世界交流、互鑒的重要載體。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曆史上吐蕃王朝的興起，吐蕃文化和周邊文化之間的交流，以及形成的交通路線，也是高原各民族（包括藏族，因為吐蕃不是一個單一民族的概念）對中華文化的偉大貢獻，是這些高原民族共同創造了“高原絲綢之路”。

我們所介紹的吐蕃金銀器和絲綢，從一個特定的視角對高原絲綢之路這個宏大的學術命題作了一個簡要的講述。我相信這個話題随着今後考古材料不斷增加，一定還會有很多新的發現，新的發現會推動這個題目繼續發展。

《光明日報》（ 2020年12月19日10版）

來源： 光明網-《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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