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8年春,王陽明終于經過長途貶谪奔波到達龍場。龍場地處貴州西部,彼時四周群山環峙,森林茂密。那裡毒蛇、毒蟲橫行,籠罩着瘴疠之氣。當地居民——苗人、僚人等土著部落—講完全不同的語言,王陽明很難同他們交流。那些能夠同他說話的人,都是逃竄到這一地區的盜匪。
更有甚者,他還得為獲取基本的生活必需品而奔忙。例如,由于土人都住在洞穴裡過着原始的生活,他沒有現成的房屋可以居住,他不得不自己動手搭建一座小茅屋。但是,這樣草草搭蓋起來的茅棚,難以遮風避雨。于是,他移居東峰一處洞穴,并稱之為“陽明小洞天”。然而,就穴而居隻是解決了陽明的許多問題中的一個。他還得采薇種糧。同時,三位仆人都生了病,王陽明自己砍柴、取水,為病人煮粥。
正是在這種深感悲苦的處境之下,他再次認真思考意義問題。他再三問自己:“聖人處此,更有何道?”
在思想上,他大概非常清楚地知道,聖人不論多麼與衆不同,還是必須應付外部環境。他不可能單槍匹馬地創造出一個新環境。于是,他冥思苦想的中心問題就是改變外部世界、有所作為的意義。
的确,自從在陽明洞做出返回社會的抉擇之後,他的大志就是“用世”。那時,他相信以傳授知識用世,比政治上用世更有意義,因此,生活的偉大任務就是通過授徒傳播儒學。然而,他感到儒學是不能在荒山野地傳授的,因為關心社會的取向是儒學的基本精神。
王陽明非常清楚,他與劉瑾的沖突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為了正義的行動而遭受這種異常痛苦的懲罰,卻難以讓人接受。赴龍場途中,他曾試圖逃亡,這表明他受不了這樣的打擊。于是,問題就變成:
在這樣的處境下能有什麼作為呢?在這樣的處境下做聖賢的意義是什麼?還有,在這種令人絕望的困境中,儒家聖賢有什麼特别的話要說嗎?
王陽明再次陷入激烈的思想鬥争。因此,擺在面前的緊迫任務是達到自我淨化;或者說,超越一切形式的私欲。經過一段時間的掙紮,他感到他達到了一個新高度,能夠超越富貴得失的世俗價值,感到他能夠欣然接受自己的命運。
然而,他還不能夠完全克服死亡的恐懼。這給他帶來了巨大的煩惱。最後,他隻好采取孤注一擲的應對辦法。他造了一具石棺,日夜在石棺前端坐。他領悟到,“格物”的真正意義應求于内心,而不是求于外部。
根據大家公認的記載,事情的發生非常有戲劇性:在值夜之時,他輾轉難眠。忽然,他感到有個聲音在對他講格物。他在恍惚之中呼喊歡叫,從床上跳了起來。他的仆人吓了一跳。王陽明初次認識到,“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誤也”。在王陽明的個性發展中,在中國思想史中,這都是一個劃時代的事件。
依靠純理論的論證是不能确切地掌握實際發生的事情的,因為經驗因素本身起了重要作用,不應被忽略。對于王陽明來說,禅宗佛學問題、道家問題,甚至作為一個思想體系的儒學,都是次要的。他的狂喜并不來自于他突然認識到他是一個真正的儒者,而是來自于他認識到不論外部局面多麼令人絕望,他都應矢志不渝地争取做聖賢,因為聖賢的意義就在他自己的本性之中,内心的力量足以使他承擔這一任務。
以前,做聖賢與有所作為緊密相聯,或者在政治領域有作為,或者在教育領域有作為。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在龍場考驗之前,與王陽明做聖賢的抉擇密切相關聯的,是他期望做一些有益于世界的事。因此,做出成就的動機融入了他做聖賢的取向。
現在,王陽明不得不完全放棄以取得成就為目的的想法。的确,在生死莫測之時,他如何去想在世上大有作為呢?
另一方面,他不能把過去求做聖賢的努力完全置諸腦後。因此,王陽明要麼必須從做聖賢裡面除去成就概念,要麼徹底修改成就概念的涵義。剩下的惟一選擇,是完全放棄這種努力。
從後來的表現來看,他似乎不是完全放棄做聖賢的努力。他可能有意識地避免一切内心的緊張,并回到以前的心态。但即使如此,他也不得不面對新環境的挑戰,并證明他自己有能力挑起新擔子。
于是,他主要關心的事情不再是普通意義上的成就。現在,他的目的不是外在的成就,而是内在的收獲。因此,對于他來說,“如何做聖賢”就是如何通過内心的力量達到自我實現。“聖人之道,吾性自足”,似乎是說,聖賢之道存在于每個人的本性之中,做聖賢等于是通過自我努力,實現人的真實本性。因此,社會承認是自我珍重的反映,即使整個自我實現的過程必須在社會關系的場景中進行。
我們看到,在大悟之後,他從未放棄他對儒學的信仰,也沒有放棄他作為官員的社會角色。即使在流放之時,他作為儒學教師的使命感也沒有喪失過,但是,王陽明被迫切斷了與家庭的關系,而這些關系對于儒家是必不可少的。他有充分的理由離開人事繁雜的儒家世界,漫遊在禅修似的灑脫無羁的精神領域。的确,他面對死亡的方式,可以按佛教的出世精神做很好的理解和評價。
“心學”由此而生,格物緻知再也困擾不住這位内心得到升華的“儒家學者”,所謂成大事者不拘小節,帶着心智的成熟和看淡世事的心态,王陽明做好了重返官場的準備,同劉瑾的鬥争還要繼續,平定叛亂也要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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