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網友曾在知乎上匿名發起提問：“曾經的留守兒童長大後是個什麼狀态？”

近400人分享了自己的故事，成為一次集體傾訴：普遍敏感、自卑、缺乏安全感……1984年出生的黃骥，說起自己的留守童年，認為是書籍拯救了她——小學六年級開始看《罪與罰》、《基督山伯爵》、《苔絲》……“在冰冷的被子裡，是書籍溫暖了我。”

黃骥

書讓黃骥懂得人性的善與惡，讓她慢慢喜歡去觀察人、了解人，研究人：“為什麼是這樣的，為什麼不是那樣的，是怎麼變成今天的自己……”最後讓她走上電影導演這條路。

2017年春天，黃骥第二部劇情片《笨鳥》，斬獲柏林國際電影節“新生代”競賽單元“評委會特别獎”。更早之前，她的首部劇情片《雞蛋和石頭》(2012年)，獲得了荷蘭鹿特丹國際電影節“金老虎獎”、多倫多亞洲國際電影節最佳處女作獎等多個獎項。

它們講的都是留守少女的傷痛。在黃骥老家——湖南省安化縣梅城鎮，冬天總是寒冷而潮濕，彷徨又迷茫的留守少女，在孤獨中撕裂成長。

“在電影節放映時，很多觀衆看完後，一上來抱住我就哭。”黃骥說，他們不經意被電影刺中，一定是因為有着同樣的傷。當個人的痛苦體驗進入集體，成為自我身份意識的核心時，創傷就會變成為一代人的傷痛。

每個人都在尋找走出傷痛的出路，包括黃骥和她的女演員姚紅貴——兩部電影的主演，一名曾經的留守兒童。

《笨鳥》海報

“怨恨”與“冷漠”

繞着山路，爬過一座又一座雪峰山脈，海拔一千多米的山羊村是黃骥最初的老家。

父母是村裡的赤腳醫生，之後去了鄉鎮醫務室，再下海到廣東開診所。在黃骥的印象中，媽媽總是工作很忙，沒人給她做飯，“我就用白糖拌米飯吃，就這樣得了胃病，之後去了芙蓉村的姑姑家，在她家把胃病養好了”。

豔陽照着滿山的茶葉樹，溪水“嘩啦啦”地流過山谷，伴着一聲聲“知了”的蟬鳴聲。二十多年前，她曾在這裡遊泳、抓魚、挖竹筍、看葬禮……“美好記憶都來自芙蓉村”，她覺得芙蓉村才是家鄉。

因為缺少父母的陪伴，小時候的黃骥不愛說話，喜歡看書，經常撿地上的廢報紙讀。在姑姑家待了幾年後，她去了梅城鎮完小讀小學五年級，那時父母從廣東回來鎮上做小生意。

黃骥記得剛到鎮上時，内心自卑，被人說“吃飯像豬一樣”也不敢回應，經常一個人逛新華書店，每次看到嶄新的書，就偷偷地把書藏進衣服裡、或褲子裡面。出租房的沙發有一個洞，她經常把書塞進洞裡面，有時候被媽媽發現了帶去道歉，她也覺得沒什麼，“母親一直覺得我不是一個理想的女兒”。

“黃骥不愛說話，隻愛看課外書。”母親黃小雄對黃骥小時候的記憶寥寥，隻記得她三歲時喜歡哭，“我們把她送到一個學校去，她自己哭着回來了”。

在鎮上待了一年多後，生意失敗，欠了十幾萬塊錢，黃小雄和丈夫再次決定去廣東打工。

7月中旬，在長沙一家診所内，黃小雄回憶起那時：整整有七年時光，沒有回過一次家，把黃骥丢給外公外婆，自己每天都在診所内忙，不曾了解過女兒的青春與悲傷，“忽然一下子（孩子）就長大了”，如今讓她覺得愧疚萬分。

對黃骥來說，那些日子很漫長，孤獨又敏感的她，在父母離開後，感覺更加孤寂無助，“每天晚上都哭，哭着哭着就睡着了”，由此心中滋生了一種怨恨。

寒暑假去廣東看父母，她經常和媽媽吵架或打架。“有一次她打我，她頭發很長，我抓她頭發，她打我屁股，我就咬了她大腿。”黃骥說，她以這種方式發洩自己的不滿，但是并沒有引起媽媽的更多關心。

黃小雄太忙了，經常夜晚還要接診，有時候和着衣服就睡着了，母女間的隔閡，讓黃骥的整個青春一直很壓抑，這讓她覺得自卑，覺得自己像一隻笨鳥，“長得又不好看，脾氣性格又不好，還不懂跟人交往”。 她至今回想起來，覺得那個時候的自己，“應該是很怪異的一個女孩子，眉頭也經常是皺起來的，總是沉浸在文學的世界裡面”。

7月21日，北京上學路上公益促進中心發布了2017年度《中國留守兒童心靈狀況白皮書》。白皮書顯示，9.3%的農村留守兒童稱父親或母親去世對自己“幾乎沒有影響”，留守兒童與父母之間“親情單薄”，他們的心靈狀态更需要社會關注。

“在我最需要她的時候，她沒有陪在我身邊，一直都忙于去工作、去賺錢。”大學畢業後很長時間，黃骥對母親的怨恨都無法釋懷，直到拍完第一部劇情片《雞蛋和石頭》，女兒千尋出生後，才開始慢慢化解。

黃小雄不曾知道，小時候的黃骥内心如此敏感多愁，卻又堅定執著。直到多年後，黃骥在國外參加紀錄片放映，打電話給母親黃小雄，說起“喂奶階段，奶漲，在賓館裡面暈倒了”，黃小雄才明白，因為自己對女兒的忽視，讓她長大後堅持自己帶小孩，“她希望千尋在溫暖的家庭環境中成長”。

黃骥的第二部電影《笨鳥》，講的是小鎮留守少女的青春故事，見證了情感的冷漠，還有一段被拒絕、侵犯和傷害，沒能得到任何溫暖回應的獨自成長。主角林森由小鎮留守少女姚紅貴主演，她和電影裡的林森一樣不愛跟人說話。

1997年出生的姚紅貴，一歲左右就被送到外婆家，直到11歲時，父母才從廣東打工回來。姚紅貴記得，有一次在外婆家過年，父母從廣東回來，她看到後以為是陌生人，躲在外公背後問是誰，外公告訴她，“是叔叔阿姨”，她果真就叫他們“叔叔阿姨”。

姚紅貴自小獨立。8歲的時候，她一個人搭車去外婆家，“中間要轉一趟車，要坐兩個多小時”。母親蕭妹連說，姚紅貴有什麼事情，從來不跟她講。

《笨鳥》劇照

“性困惑”與“性教育”

從芙蓉村下山，不到十幾裡路，就是姚紅貴的家，離仙溪鎮兩公裡左右。在一棟嶄新的三層樓房前，穿着橘色T恤的姚紅貴，午後睡意朦胧地走了出來。

黃骥至今記得，五年前，第一次見姚紅貴時，她還是個小女孩，正在初二教室裡上課，老師叫了三個女孩出來，“她是最沉默的那一個”。那時黃骥已看了五六百人，都覺得不滿意，姚紅貴引起了她的好奇心——她想知道“沉默”背後是什麼樣子。

“可能因為那時很壓抑”，但姚紅貴有想不起來自己為什麼壓抑，“可能因為進了不喜歡的中學”。姚紅貴喜歡跟黃骥聊天，“感覺跟黃骥姐說的話比跟我媽說的還多”。

如果說姚紅貴改變了黃骥的電影計劃，黃骥此後則改變了姚紅貴的生命軌迹。電影《雞蛋和石頭》的主角就叫做“姚紅貴”，講的是14歲留守少女姚紅貴被舅舅性侵犯後懷孕，經曆了因擔心懷孕而日日期待着流血（來月經），到發現懷孕、孩子被打掉，再到最後時她又流血（來月經）了的故事。

姚紅貴那時13歲，不懂自己拍的是什麼。她對性的唯一認識是：六年級的時候，隔壁班的一個女生被成人性侵，“當時我們也不太懂，都當一個八卦在傳，還邊說邊笑，覺得那個女的自己怎麼怎麼樣……”

除了第一次來月經，母親告訴她“要用衛生巾”，父母從沒跟姚紅貴說起過性。黃骥成了她的性啟蒙老師，拍完電影後，姚紅貴懂得女孩要保護自己，甚至感覺性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黃骥不避諱她童年的可怕經曆——曾遭遇過性騷擾，這段灰色的記憶像一塊石頭沉沉地壓在她的胸口，并一直伴随着她的成長。“我想用拍片的方式來治愈自己，于是就去報考了北京電影學院。”

當她準備好要拍片時，從前的經曆就自然浮現出來：從初中開始談戀愛，交不同的男朋友，跟校外的男性寫信、打電話、談戀愛，成績迅速下降。做這些“就是覺得太壓抑了”，情感上得不到認可，身體像患了饑渴症，“天氣很冷，身體也很冷，睡覺蓋被子也不暖和，就特别想抱着一個人睡覺”。

2016年，中國少年兒童文化藝術基金會女童保護基金統計當年公開報道的433起性侵兒童案件發現，受害者為農村（鄉鎮及以下）兒童占比75.98%；受害者為城市（含縣城）的占比23.09%。

“媒體和網絡有很多留守兒童被老師性侵犯、性騷擾的報道，但新聞隻是客觀報道，沒有人知道當事人是怎麼想的，發生以後是怎麼度過那段黑暗的。每天生活還要繼續，又不能告訴身邊的人，她們這時間是怎麼度過的，怎樣的心理狀态？”黃骥說，她想把這種狀态告訴大家，希望讓更多的人來理解和幫助她們。

《雞蛋和石頭》就是通過留守少女“姚紅貴”每一天的生活軌迹去講她是怎麼度過這段黑暗的。

因為懂得這種無助和無望，成年後的黃骥也格外關注兒童的性教育。為了幫助村裡孩子提高性教育常識，2014年秋天，她介紹村裡幼兒園老師喻彩紅去北京參加培訓。“我之前什麼都不懂，隻知道賺自己的錢，教自己的書。”喻彩紅說，她後來把保護女童的App打開給孩子們看。“教她們不要單獨和陌生男子相處，不要把裙子随意掀起來，身上衣服蓋住的地方不準任何男人碰”。

《笨鳥》劇照

“堅定”與“迷茫”

初二時，黃骥交了一個男朋友，“突然有一雙眼睛會看着你”，她開始覺得非常好，直到兩人發生第一次不愉快的性行為後，就分手了。

她後來導演的電影《笨鳥》，就源于初戀的第一次性體驗。“很多女生跟我講述自己的‘第一次’，我發現她們講述的時候都帶着羞恥感”。談起這次經曆，成年後的黃骥反問，“為什麼女生跟男生在一起，就要覺得是自己的問題”？

如今再反思這段感情，她覺得因為從小情感缺失，沒有一個平靜而自信的靈魂，所以當年才會主動提出分手。而分手後，她迫切想要離開小鎮，“覺得待不下去了”。

“我們沒有管她，出來賺錢，希望給她更好的教育，其實我們并沒有給她很好的教育。” 黃骥父親肖子龍說，初中後的黃骥，幾乎不再認真上課，經常遲到、早退、課堂看課外書……有時跟着小混混去吃夜宵、爬山，到山頂燒枯枝敗葉。班主任差一點開除她，後來姑姑黃育紅去說情才留了下來。

爺爺奶奶都無法理解黃骥，讓她感覺“壓抑到無法掙脫”，她至今記得，有一次下很大的雨，她和一個女孩從鎮農貿市場一路狂奔回學校的那種痛快淋漓。

那時班裡90%都是留守兒童，他們大多都比較沉默，沒有太大的野心和欲望，或者有也不敢去做。黃骥從書籍裡找到一種方法，“覺得某天會變成書中的某一個人，作出一些‘出格’的事情來”。

高考的時候，黃骥堅持要報考電影學院。在山裡長大，她經常看村裡人拍遺像，“覺得人活了一輩子，唯一（證明）存在的事情就是遺像擺在後代的堂屋裡”，她因此着迷于影像的魔力，但那時沒人相信她能考上北京電影學院。

第一次高考考得不好，父親趕回來陪伴她考，第二次終于考上了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

大二的時候，黃骥回家拍短片，發動了姑姑一家人幫她拍，姑姑開始不贊成，覺得辛苦，“不希望她過得那麼辛苦”，但姑爺肖品正一直都支持她，說“女孩子也要有一個奔頭”，他們幫她聯系人，給她當策劃、演員、錄音……

“村民不理解她，他們罵她，吃了很多苦頭……”黃育紅說，黃骥做事情認真、專業，而且想做就做，2012年女兒千尋出生後，她“後面背着小孩，前面扛着機器” 。

從小生活在鄉村和城市之間，能同時看到鄉村的喜怒哀樂和外面的花花世界，黃骥後來站在兩者之間拍出了自己的電影，“路越走越寬，不斷獲獎，有獎金的，沒獎金的，都會告訴我”，黃育紅說。

一年多前的初春，黃骥陪着姚紅貴到北京參加藝考，因為沒經過任何專業學習，姚紅貴最終進了湖南大衆傳媒學院，“如果我沒有碰到黃骥姐，不要說我媽不想我去學表演，我自己也不會想去學這個”。

今年20歲的姚紅貴，是家裡的獨生子女，從小爺爺就不讓她幹活，放假回家，她大部分時間看電視、手機和睡覺。她性格被動，不太愛說話，比較容易滿足，至今沒談過一個男朋友。“感覺黃骥姐比我瘋狂多了，我挺羨慕她的，喜歡她那種激烈的生活方式，不過又覺得她過得不太好。”她說。

陽光打到姚紅貴頭上，暈出一片金色的燦爛。她坐在沙發說起“夢想”——“不知道算不算夢想，我現在想的，除了學習表演外，就是想去當演員，演自己喜歡的角色”。

《笨鳥》劇照

“内向”的性格與“向内”的電影

“她性格比較内向，跟我們父母很少說話。”父親姚遠歸希望女兒姚紅貴以後“過得好，有錢用，找個好老公”，至于在拍電影方面，他說沒有想很多，也不知她以後的路怎麼樣，覺得“出名簡直是天方夜譚”。

6歲之前，姚紅貴一直跟外公外婆一起生活，跟表弟表妹一起跳繩、捉泥鳅、玩過家家……上小學後，她回到家裡跟爺爺一起生活，奶奶在她還沒出生前就過世了。

“她爸媽在廣東打工，我一個人帶她，讀書去接送，中午還要給她送飯。”85歲的爺爺姚金華（化名）說。

從家裡到學校有一公裡，走路要十幾分鐘左右，那時還是一段狹窄的土路。有一年，姚紅貴見表姐穿了一雙新鞋子，要爺爺給她也買一雙，爺爺覺得鞋子貴，不太願意買，“我死活不肯去讀書，還在那個地上打滾。”姚紅貴至今記得，爺爺那時都要被她氣哭了，但最後還是給她買了那雙鞋子。

父母在廣東的時候，每年過年都會回來，母親蕭妹連說，“我們出去，她從來不哭；我們帶禮物回來，也從沒見她笑。”在他們眼裡，女兒似乎總是這樣“沒有表情”。

導演大冢龍治（左）、主演姚紅貴與《笨鳥》電影海報

2008年，蕭妹連和丈夫從廣東回來，在家裡開了一家雜貨店。她以為生活一直會這樣，直到2011年的某一天，導演黃骥跟着姚紅貴來到家裡。當天她去“搞樂隊”了，丈夫姚遠歸也去了工地，直到隔壁親戚打電話給她，蕭妹連開始以為女兒遇到了騙子，直到見到黃骥本人後才放心。

黃骥導演的電影串聯着她的過去和留守少女的現在，每次拍電影之前，她都會先做采訪，比如《笨鳥》，采訪了各個年齡段和不同文化程度的女性，從十幾歲的少女到七十多歲的老人。

“我的電影是向内的，觀察内心的，在少女的無動于衷中，看到内心的騷動”。黃骥覺得，正因為她對個人更感興趣，她和大塚龍治先生，一個日本人和一個中國人，兩個人才能夠走到一起。

他們第一次見面是在一個講座上，那時黃骥讀大二，大塚龍治到學校學習中文。“我當時問他日語‘我愛你’怎麼說，他就用日語說給我聽了“あなたのことが好きです”。來北京之前，大塚龍治已經在日本電視台工作了七年，後來兩個人慢慢就在一起了。

“她很天真，對人物很有好奇心。”丈夫大塚龍治評價黃骥，多年來一直保留了這份天真和好奇心，這也是當年吸引他的原因。

他們組成家庭作坊式劇組，黃骥是導演、副導演，還有錄音；大塚是攝影師、燈光、場工還有司機。“整個劇組主要就我們倆”，不拍的時候，兩人就一起讨論劇本。

黃骥是感性的，她對個體，特别是女性個體的情感更感興趣，“不像一些男導演，對這個世界的秩序，對權力的規則更感興趣”，大塚幫她找到了自己的特點，并獲得了成功。

大合照（含特别從日本趕來的導演大冢龍治父母），左起大冢父親、導演黃骥、千尋（導演女兒）、女主角姚紅貴、大冢母親、大冢龍治、制片人陳玲珍、監制徐小明

“影片謎樣的氛圍一直萦繞觀者心頭。”柏林國際電影節評委會頒獎詞評價電影《笨鳥》說，它講述了“關于人與人的關系，人們如何在冷漠離群的現代通訊工具充斥之中，設法鋪出人際溝通的路徑”。

十幾年過去，留守已成為往事，黃骥用電影的方式與過去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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