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文姬是中華遺囑庫北京一中心的登記專員，她還記得，在2013年中華遺囑庫剛成立時，大多數人都不太能接受“遺囑”這樣的字眼，也不願意在公開場合談論立遺囑的事情，來登記中心咨詢的市民們“總是偷偷摸摸地”。在設立登記中心選址的時候，有的房東一聽是辦遺囑的，就覺得不太吉利，“不太願意跟我們交涉”。

幾乎成為一種默契，當有遺囑人來咨詢時，崔文姬和同事們都會盡量避開談“死”這件事。但她越來越頻繁地發現，即便自己不談，遺囑人也會主動提起。

透過遺囑咨詢的窗口，崔文姬感受到一些變化正在悄然發生。人們不再談遺囑色變，反而将其視為一件值得紀念的事情，她曾見過有遺囑人特意在生日當天來登記，也有夫妻選擇在結婚紀念日訂立遺囑。

3月21日，中華遺囑庫發布《2021中華遺囑庫白皮書》（下稱《白皮書》），立遺囑人群趨向年輕化，80後、90後群體訂立遺囑的需求持續增長，今年也是首次公布“00後”的遺囑數據。

數據顯示，2020—2021年期間，有223位立遺囑人為“00後”，較上一年度增長14.42%。“00後”立遺囑的人群，普遍年齡在18—20周歲期間，他們基本上都是大學在讀學生，有的是剛剛踏入社會工作不久。

立遺囑不再是老年人的“專利”。國家心理咨詢專家張純認為，随着年輕一代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和思想觀念的進步，如今人們不再忌諱談論死亡這一話題，這種對生死态度的轉變，是一種更加理性的态度。訂立遺囑本質上是一種生命教育的形式，“盤點自己的生命旅程，了解在生命中哪些是自己需要珍惜的，哪些是需要改變的，哪些是需要感恩的”。

2017年7月，時年23歲的崔文姬登記了人生中的第一份遺囑。她把自己為數不多的财産都留給了父母，“那段時間我的工作壓力很大，身體也不太舒服，所以先買了保險，又立了遺囑”。

作為登記專員，崔文姬的任務之一是為立遺囑人錄制視頻，這項工作做得久了，她很少會有情緒波動，隻是遵照着标準流程一步步推進。直到自己作為立遺囑人，坐到了攝像機的另一端，她一下子變得有些恍惚，想起了許多和父母相處的片段，“就跟過電影似的”。

中華遺囑庫 央視網記者 孫曉媛 攝

清明節前夕，崔文姬接受了我們的采訪。在她看來，立遺囑并不意味着人們對于死亡沒有了焦慮和恐懼，但是在訂立遺囑的過程中，他們得以重新審視過往和未來的人生。

以下是她的自述：

為什麼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開始立遺囑？

我是2017年3月來到中華遺囑庫實習的，當時我大四，學的是法學專業。因為中華遺囑庫是為老年人提供财産繼承方面的法律服務，和我的職業規劃也比較相符，所以7月份拿到畢業證後我就入職了，成為了一名正式員工。

在《民法典》頒布以前，我們還沒有打印形式的遺囑，必須要手寫自述遺囑，再加上有的遺囑人年紀很大，寫字都很困難，辦理一份遺囑花費的時間比較長，市民們要排很久的隊。後來有了打印遺囑，工作效率提升了很多，但排隊的人還是很多，因為辦理遺囑的人也越來越多了。

從我近兩年工作的接待量上，可以明顯感受到立遺囑不再是老年人的“專利”。很多年輕人尤其是80後、90後甚至是00後，他們都有立遺囑的需求，并且還在不斷增長。

3月30日，一位00後大學生正在登記遺囑 央視網記者 孫曉媛 攝

我覺得一些社會事件，會促使年輕人提高提前規劃财産、預防意外的意識，比如給自己買一份保險，或者提前做一份遺囑。尤其是新冠疫情發生之後，對于“無法确定明天和意外哪個先來”這句話，前往咨詢的每個人都比往常有着更深的體會。

訂立遺囑的人群跟職業是有關系的，比如醫護人員在日常工作中會接觸到某些意外情況的發生，他們也都見慣了生離死别，這些經曆會促進他立遺囑的意願。還有一些年輕人的工作壓力比較大，像程序員經常加班，他們也是咨詢、訂立遺囑的主要人群之一。

其實年輕人立遺囑，一開始都是由好奇引起的，這跟老年人經曆了很多事情，把最終的想法都“落聽”了再來立遺囑，這兩種心态是不一樣的。

在選擇繼承人方面，年輕人和老年人的也有不同。老一輩的人一輩子都是圍着子女轉，所以他們的财産也是從上往下一代代地傳承，從自己的子女，再到孫子女、外孫子女。相比之下，年輕人财産雖然不多，但是想“雨露均沾”，涉及到的繼承人各種各樣，父母也想留一點，朋友也想留一點，甚至還要給自己的寵物留一點。

之前我們還遇到過有人把遺産留給前任，他覺得雖然我們倆沒有感情在了，但是對方依然陪伴他走過青春中很重要的一段路。像這類想法在老年人看來都是不能理解的，不過我覺得這種觀念是有進步的，新一代的年輕人不再局限于必須有血緣關系，有親情作為紐帶才能去傳遞自己的财産。

崔文姬在工作中 央視網記者 王靜遠 攝

“一下子比别人多過了好幾年”

這份工作就像是一個社會窗口，能從中看到很多人生百态，連我父母都覺得我比同齡人更成熟、老練了。

其實如果從一個正常的人生軌迹來看，我并不會接觸到這些形形色色的事情。以前我看電視劇的時候會覺得電視裡演的那些“狗血”劇情都是不真實的，但在我們這種工作場景下，你會看到千家萬戶裡各種各樣的事情，好的、不好的，和諧的、不和諧的，這讓我對人性、對家庭都有了新的想法和認知，就感覺自己好像一下子比别人多過了好幾年。

過去五年80後立遺囑人數增長近13倍，作為社會的中流砥柱，80後肩負着家庭、社會的巨大壓力，而且面臨着年邁的父母、年輕的配偶和年幼的孩子，背後的家庭關系和利益格局更加多元，這就使得他們不得不思考及早訂立遺囑。

另一方面，80後立遺囑還跟離婚率增高有一定關系，我們業内都說離婚人群是訂立遺囑的“剛需人群”、再婚人群是訂立遺囑的“剛剛需人群”。

去年10月份有一位來咨詢遺囑的女士，在我們中心偶遇了自己正處在“離婚冷靜期”的丈夫。根據《民法典》的有關規定，兩個人需要經過30天的冷靜期才能正式辦理離婚，這位女士咨詢了律師意見後，發現在離婚還沒辦理完成的情況下，萬一自己有什麼意外，丈夫能合法繼承到自己的遺産，所以她第一時間就來我們這裡詢問如何立遺囑。結果沒想到，她的丈夫也有同樣的擔心，于是就出現了很戲劇性的一幕。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剛工作不久，有一位阿姨來立遺囑，她曾經有一段婚姻，還有一個小孩，但她跟男方感情不深，很早就離婚了，法院把孩子判給了男方。孩子在很小的時候就離開了阿姨，男方家庭也不讓她去見孩子，所以她隻能等孩子放學時，偷偷地在小學附近看兒子。

這位阿姨來立遺囑的時候已經七十多歲了，兒子也三十多歲了，這麼多年來他們的關系一直很淡薄。阿姨決定把僅有的一套房子留給兒子，但當時她連孩子住哪兒、改沒改名字都不知道，她唯一擁有的是一張兒子出生不久後母子二人的合照。當我看到她拿出這張照片，立馬就繃不住了，可憐天下父母心，無論怎樣，孩子永遠都是母親最重要的人。

中華遺囑庫的“幸福留言”冊 許多市民在訂立遺囑時會給親人寫下留言央視網記者 王靜遠 攝

你會發現中國人的親情羁絆是最深的。這幾年越來越多的繼承人取走了遺囑，這也就意味着早期辦理的很多遺囑人都已經走了。子女在看到父母留給自己的錄像時，都很難控制自己的情緒，哪怕父母沒有把财産留給他。

23歲，立下人生中第一份遺囑

中華遺囑庫剛成立的時候，大多數人都不太能接受“遺囑”這樣的字眼，也不願意在公開場合談論立遺囑的事情，很多市民進來我們登記中心時都偷偷摸摸。其他城市在為登記中心選址的時候，有的房東一看到是做遺囑的，就覺得不是很吉利，不願意跟我們交涉，這也是之前社會上沒有對遺囑形成正确認識時遇到的一些障礙。

如今人們已經不再談遺囑色變，相反會覺得這是一件有紀念意義的事情，有的遺囑人會特意在生日當天來登記，也有夫妻兩口子選擇在結婚紀念日一起來立遺囑。

我自己也把我的遺囑提前做好了，當時是2017年7月，有好幾家媒體報道，還上了熱搜，我還記得話題是“90後在生日前提前訂立遺囑”。

那段時間我的工作壓力有點大，身體也不太舒服，所以在那個月裡我買了保險，也立了遺囑。我跟家人說的時候，我爸媽很擔心也很驚訝，他們都以為我發生什麼事情了。

作為登記專員，我的任務之一就是為立遺囑人錄制視頻，記錄遺囑内容并存檔入庫。其實日常去服務其他人，做多了、做慣了以後，會覺得這就是一個标準的工作流程，不會有太多的情緒波動。

但是當我作為立遺囑人，自己真正坐在攝像機前面時，當時就覺得氣氛一下子變得非常嚴肅，真的是在經曆自己人生中的一件大事，感觸還是很深的，以至于我那天做完遺囑之後還有一點恍惚。因為我的财産都是留給父母的，以前小時候跟父母相處的一些片段，就像電影畫面一樣在腦子裡閃現。

我覺得現在社會上這種對生死态度的轉變，其實是更加理性了，就像我同事說的那樣，以前人們是避而不談，或者是隐晦地表示，現在是更加直觀地并且積極地表達。立遺囑不是終點，而是新起點，或許它不意味着人們對于死亡沒有了焦慮和恐懼，而是在訂立遺囑的這個過程中，我們重新審視了過往和未來的人生。

記者：王靜遠、孫曉媛

來源： 央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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