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末年著名将領關羽，在其去世後，逐漸被後人神化，一直是曆來民間祭祀的對象，被尊稱為“關公”；又經曆代朝廷褒封，清代被光緒帝奉為“忠義神武靈佑仁勇顯威護國保民精誠綏靖翊贊宣德關聖大帝”，崇為“武聖”，與“文聖”孔子齊名。“儒稱聖，釋稱佛，道稱天尊，三教盡皈依。式詹廟貌長新，無人不肅然起敬；漢封侯，宋封王，明封大帝，曆朝加尊号。矧是神功卓著，真所謂蕩乎難名。”這幅清代關廟中的對聯頗能概括關羽在中國傳統社會中的巨大影響，形成了内涵豐富，影響遍及海内外的關公文化。關羽被儒道佛諸家思想所接受，并不斷神化和聖化的原因在于，作為關公文化核心價值的“義”在中國傳統價值系統中不可動搖的崇高地位。

關羽不過是三國時期的一位義士，他既忠昭日月、義薄雲天、勇猛無敵、守信重義，又驕傲自滿、剛愎自用，既是蜀漢大業的建設者又是破壞者，其道德上的标舉和事業上的失敗，皆由一個“義”字。推而廣之，劉關張之所以能成三分事功是由于“義”，之所以未能興複漢室也是由于“義”。然而，關羽身上體現的“義”不僅未被遺忘，反而為後人所推崇，并不斷賦予新的意義，直至推上神壇，成為“義神”。關公文化内涵不僅十分豐富，而且現階段仍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義士

關公文化的廣泛傳播和關公信仰的不斷升溫，表明了關公精神的不朽。他的道德人格已經穿越曆史，成為萬世典範和衆心所向。他的成功是建立在自己的道德操守之上的。曆史上的關羽首先是一個義士。史書《三國志》和後來的白話小說《三國演義》都詳細刻畫了“義”的化身——關羽形象。毛宗崗稱關羽為“《演義》三絕”中的“義絕”。“義不負心，忠不顧死”，是忠義的化身。

《說文》：“義，己之威儀也。從我羊。”《說文段注》“臣铉等曰：與善同意，故從羊。”又雲：“義之本訓謂禮容各得其宜。禮容得宜則善矣。”《易·乾卦》曰：“利物足以和義。”又《說卦傳》：“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古代漢語詞典》有：合乎正義的行為和事情；合理的主張和思想；意思、意義；善、美；恩情；外形、風度等等多重含義。綜合各種觀點，可以看出，中國古代的“義”字涵蓋了道德情操、行為實踐、乃至風度儀容等多個層面的含義，是真、善、美以及内容與形式的統一。同時，“義”又是中國倫理最富于連結性的概念，諸如“忠義”、“孝義”、“節義”、“恩義”、“情義”、“仁義”等等。美國人魯爾曼（Prof. Robert Ruhlmann）在《中國通俗小說與戲劇中的傳統英雄人物》一文中專章論述了關羽，他談到《三國志演義》時，也抓住“義”字發表意見說：“我們可以通過分析小說中出現的由義這個字組成的不同的合成詞，如‘大義’、‘忠義’、 ‘小義’等所形成的組詞方式來找到證據。那麼，從這種意義上講，‘演義’這一術語，從慣例上講用于文章題目，意思是‘意義的解釋’；而出現在該小說的題目中則有不同的理解，意思是窮盡道德準則的各種不同含義。”不管是曆史上的關羽還是民間傳說中的關公，其“義”的内涵不僅僅停留在道德準則方面，而是在于窮盡道德準則、行為舉止和外在形象的各種不同含義，是内在與外在的完美統一。

一方面，關羽具有忠勇、誠信的道德品質：關羽的忠心在于對劉備的始終如一。其武勇往往與張飛并提，關張成為武勇的代名詞。被譽為：“漢以後稱勇者，必推關、張。”《三國志·魏書》中常有“關羽、張飛皆萬人之敵。”“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将，則不可犯也。”《吳書》也稱：“關羽、張飛熊虎之将。”晉代以後，南北朝之武将無不以關羽、張飛自比，以為“關、張之流，萬人之敵。”清代史學家趙翼指出：“以上皆見于各史者。可見二公之名，不惟同時之人望而畏之，身後數百年，亦無人不震而驚之。威聲所垂，至今不朽。天生神勇，固不虛也。”唐人詩歌也吟詠 “關、張敵萬夫”，“漢将小衛、霍，蜀将淩關、張。”可知關、張始終以武勇敢敵，為人敬重。關羽的誠信表現在：盡管曹操多次以金錢、美女和寶馬誘之，并給予高官厚祿。這一切都沒有動搖關羽信守承諾、信守誠信的堅強意志，關羽任憑曹操使盡了各種方式，他都沒有背叛與兄長劉備、三弟張飛的桃園盟誓；千裡走單騎、出五關斬六将、古城壕邊斬蔡陽-----終于回到兄長劉備的身邊；尤其是關羽重義守誠、知恩圖報，華容道義釋曹操，雖犯軍規，卻赢得後人的高度贊譽。

另一方面，關羽還有對“義”的恪守與踐履。比如為義而盟、守義而戰、重義而動、護義而降、奉義而辭等行為都是其終生踐行的體現。

綜上可見，關羽是一個曆史英雄人物，是一個從道德到實踐的“義士”。中國曆史上的“義士”不勝枚舉，不同的是關羽是唯一一個從“義士”走向神壇的“義神”。

二、義神

關羽從“義士”走向“義神”，體現了中華民族“不以成敗論英雄”的道德評價标準。《左傳·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唐孔穎達疏：“立德，謂創制垂法，博施濟衆；立功，謂拯厄除難，功濟于時；立言，謂言得其要，理足可傳。”立德指樹立道德，即提高道德修養，給人們樹立道德方面的榜樣。立功的意思是為人民做了好事，立了大功。立言，就是以救世之心著書立說。此三不朽的價值理念，為中國知識分子普遍接受，成為後人為之不懈奮鬥的目标和人物評價的标準。其中以立德最為重要。這一理念就奠定了“不以成敗論英雄”的理論基礎。一位英雄人物的價值在于其身上具有催人奮進的力量和萬世标榜的精神，而能否取得外在的事功，則受到天時地利人和等客觀條件的制約。中國曆史上的項羽、諸葛亮、嶽飛、文天祥等雖然沒有取得事業上的成功，卻絲毫不會動搖其英雄的地位，反而為其英雄形象抹上了一筆悲怆的色彩。關羽就是“不以成敗論英雄”的典型。關羽從一個曆史人物逐漸被神聖化，是中華民族價值觀的深刻體現。

關羽的“義”除了道德準則和行為實踐層面之外，還有外形、風度之意。把關羽推向神壇的另一原因還在于其外在形象上的威儀，《三國志·關羽傳》雲：“羽美須髯。”世有“美髯公”之稱。後世小說極盡渲染美化，使其成為“身長九尺髯長二尺，面如重棗，唇若塗脂，丹鳳眼，卧蠶眉”的一位相貌堂堂、正氣凜然的英雄形象，成為百姓心中正氣與正義的化身。正是這種内在品質、英雄事迹和外在威儀的因緣際會，使關羽成為千古不易的“義絕”，最終推上了“義神”的尊位，其忠勇、誠信等品質成就了關羽的“義”，也使其“義”具備了更為豐富的文化内涵。關羽由三國時期的“敗軍之将”取代姜尚成為“武聖”的漫長過程，反映出中華民族從“尚謀略”到“崇忠義”道德倫理觀念的變遷。

中國社會向為多元神祇，無論佛、道兩教，或是儒家供奉，民間地域、行業信仰，都頗龐雜。在中國名目繁多的各種本土神祇中，唯有關公信仰圓融了佛道儒三教，并覆蓋了社會全部階層，普及城鄉，漸至四裔海外，成為傳統倫理道德最大的價值符号。千百年來，關公信仰漸次成為深宮秘祀，文士趨奉；将士誠禱，農家祈求；商界虔敬，行業崇拜；警方護佑，江湖尊神。而門神護家，财神佑寶，海外更為虔誠，凡有華人之處，無不敬奉關公。總體而言，這些神化現象皆由關羽守護神的本意引申而來，不斷被各行各業所改造，遂有了使關羽成為門神、财神、城隍神等不同的說法，走上了神壇。這些神格的出現，實際淵源于關羽的“義”的道德品格特點。“義”的道德品格除了能夠給人以踏實可靠、滿足保佑平安的願望外，更具有精神上的凝聚力——商人們遊走天下闖蕩江湖，需要彼此相互照應，共同面對困難，因此他們喜歡仿照桃園結義結成異姓兄弟，而關羽的“義”更成為他們倡導的美德。商人供奉關羽另一個原因，那就是倡導誠信守義的職業道德，曾有乾隆時代商人們共同制定的行規保存在石碑上，其中對于欺騙顧客的行為處罰最為嚴厲，而處罰方式卻又十分有趣，那就是罰戲。被判定有欺詐行為的商人要出錢請戲班來演出，關廟對面就是戲台。這種處罰也成為商人們讨好顧客的高招，精彩演出吸引大量人群顧客，使會館也就成了一個大集市。晉商的足迹遍布中國，所到之處至少都有一所會館、一座關廟、一個戲台，将這種義中取利的從商理念傳播開來。他們在商業上的成功，更使各地商人相信，關羽是一位能夠保佑财源廣進的财富之神。同時，關公“忠、信、智、仁、勇” 都是其“義”的内在品質，而這幾個字正是生意人所需要的生财之道，也是各個行業的行為規範。所以，後來市井百業争相供奉關公為本行的開山祖師和保護神。

關公神權不斷被豐富，以緻《道藏》收輯的《太上大聖朗靈上将護國關王妙經》中稱關公為：“大聖馘魔糾察三界鬼神刑憲都提轄使，三界采探捕鬼使者，元始一氣七階降龍伏虎大将軍，崇甯真君雷霆行符伐惡招讨大使、三十六雷總管酆都行台禦史，提典三界鬼神刑獄公事大典者，提督刑案神霄大力天丁、三界都總兵馬招兵大使、統天禦地誅神殺鬼大元帥。”顯然大大提高了關公的神權，道教亦借此增加其影響力，這也為其日後被明代封敕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鎮關聖帝君”和近世台灣傳出關公為“第十八代玉皇大帝”的說法奠定了基礎。明代以後，村村設關帝廟，把關公崇拜推向極緻。

三、義道

關公信仰的不斷升溫，反映了中華民族尤其是下層百姓對以“義”為核心的價值觀念的肯定與祈盼，成為千百年來争相崇拜與踐履的“義道”。對“義道”内涵的厘清，對于正确發揮其價值引導作用十分重要。

“義道”的内涵，要注意把握以下幾個關系：

1、善與惡的關系。“義道”的核心内容是行善。《說文段注》“臣铉等曰：義與善同意，故從羊。”善惡分明是笃行“義道”的關鍵，隻有在明分善惡的基礎上，才能将“義道”落到實處，“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是對與“義道”這一層含義的精确闡釋。

2、義與利的關系。孔子雲：“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雲。”（《論語·述而》）孔子主張“見利思義”，“義然後取”。 “義”是孔子衡量富貴是否可求的基本準則，見到利就要想到是否符合“義”。 “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論語·裡仁》）孔子還曾說：“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論語·述而》）在義利關系上，“義道”要求保持正确的态度，強調重義輕利，先義後利。

3、知與行的關系。對于“義道”，不能僅僅停留在認知層面，更重要的是讓認識指導實踐。具體體現為對見義勇為、行俠仗義等優良傳統的踐行，即我們平時所說的“義舉”，也就是涉及“義道”的事情，要做到義無反顧。

在不同的曆史時期和不同的人物團體中，“義”都産生過不同的作用，人們對于“義”的理解和踐行也具有很大的偏差。由于缺乏對作為中華民族核心價值“義道”的客觀認識，缺乏正确導向，“義”所産生的價值引導作用，有積極的作用也有消極的作用。比如我國曆代王朝将“義”與“忠”聯系起來，推行“愚忠”思想，進行奴化教育；曆代農民起義，無不是打着“義”的旗号 “替天行道”；就是土匪流寇、不法團體，也搞“忠義堂”“聚義廳”，也高舉“義”的旗号，或結黨營私或作奸犯科，危害社會。這些都是對“義道”的錯誤理解與運用。在市場經濟高度繁榮的今天，人們也往往對于一些社會醜惡現象視而不見、聽而不聞、袖手旁觀，甚至善惡不分、同流合污，緻使道德滑坡，“義道”缺失。所以，在新時期，重新挖掘“義道”，弘揚其核心價值取向，高舉“義道”大旗，不僅十分必要且意義深遠。

在“天人學”的“天人合一”這一哲學思想支配下的漢代儒學大師董仲舒認為“體莫貴于心”。他在《春秋繁露·為人者天第四十一》雲：“人之德行，化天理而義。”在《身之養重于義》中提出：“利以養其體，義以養其心，心不得義不能樂，體不得利不能安。義者，心之養也；利者，體之養也。” “義之養”要比“利之養”重要的多，隻有“義”才是生命的根本。由此，“義”也成了“天理”“德行”的高度概括和生命價值的集中體現。 “天經地義”這一成語的廣泛運用，深刻昭示了人間的“大義”正如上天的規律、法則，都是萬古不易的常道，是絕對正确、不容置疑的道理。這一體系的建構深刻影響了漢末的關羽以及其後中華民族兩千年的價值觀，“義”成了沒有種族、貴賤之别的廣大民衆共同的價值導向和精神追求。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關羽身上所體現的“義”有如下特點：第一，好漢不從二主。第二，言行為義而動。第三，重小義失大義，義氣用事，不惜誤國。“義”顯然有着兩面性的特點，其帶有濃厚的個人義氣的成份。“大意失荊州”其實是關羽因“義”害公之舉，不足為訓，作為“義士”的關羽，需要以曆史唯物主義的眼光，客觀全面地評價。

走向神壇的“義神”關公，則是中華文化發展過程中人文精神的集中體現，反映了最廣大人民的心理期盼和核心價值取向，已經積澱為民族精神的一部分，至今對我們民族文化的繁榮發展發揮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關公文化曆經千載、不斷積澱，具有豐厚的文化内涵，并且與時俱進，不斷賦予時代新價值。國民黨元老、著名愛國詩人、書法家于右任先生生前應南洋僑胞邀請，為當地關帝廟題寫了一副楹聯：忠義二字團結了中華兒女；春秋一書代表着民族精神。這言簡意赅的文學語言濃縮了關公文化的精神實質及其現實意義。今天看來，關公文化的現實意義主要表現在：關羽的優秀品質以及精神紐帶兩個方面。

關羽的“義”的文化内涵也随時代的發展，産生了變化，成為新時期人們為人處世所恪守的道德準則，成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上安社稷，下保黎民”的經世情懷也是新時期愛國主義的重要精神因素。

關羽由“義士”到“義神”向人們昭示了一個亘古不變的道理，那就是“義”作為傳統倫理道德的集中體現，有“義”才能久遠，行“義”才能不朽，一切違反“義”的思想和行為，都會為曆史所抛棄，為人民所不齒。我們應該弘揚民族大義，舍棄個人和小團體的小義，不斷将中華民族的民族大義發揚光大。

同時，關公文化已成為聯結海内外華人的一種精神紐帶，甚至影響到異域文化建設，成為全人類的文化遺産。澳大利亞總理約翰．霍華德在參加悉尼關帝廟建成 100 周年慶典活動曾言：我很榮幸地向所有信奉關帝文化的人們表示衷心的祝賀，對舉辦悉尼關帝廟建成 100 周年慶典活動表示贊賞。自上世紀末起，關帝文化的信奉者們對澳大利亞做出了重要貢獻。這些新移民在淘金熱時代來到澳大利亞，在各行各業辛勤經營，建家立園，特别是在悉尼。從那時起，澳大利亞的華僑們就在建設一個多元文化的社會，如今這個社會已為世人矚目。

至今，對關公文化的認同，體現了深厚的中華民族情結。海内外華人，仍然有關老爺、關帝君、武聖人、關帝公、關聖、恩主公、帝祖公等敬稱，對于審視中華民族的曆史文化心理頗具參考價值。這與中國社會、政治、經濟、宗教、倫理、哲學、民俗等相互作用，正是在這些因素的影響下，關公崇拜實際上隐藏着的是中國傳統價值體系的建構過程。

随着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和物質文明的飛速發展，市場經濟的觀念對傳統倫理道德産生了極大的沖擊，關公文化的深刻内涵也随之漸漸偏離。目前的關公信仰，多取其“保佑發财”之義，故其造像也變成一手持刀，一手捧着金元寶了。這一變化一方面說明了關公保護神的角色深入人心，另一方面也是對關公文化的片面繼承。繼承關公文化重要的是發揚光大其“義”的積極層面，使其成為當今社會的價值取向，隻有這樣，才能在全面構建和諧社會的今天，發揮其應有的價值引導作用，才能使關公文化與關公信仰與時俱進，不斷呈現新的生機與活力，讓已經走出國門關公文化成為影響世界的“軟實力”。

傅功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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