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曆史上各個封建朝代在其開創之始，差不多都是先取西北或中原地區，然後再平東南，實現統一。雖然在東南建都立國的先後有過孫吳、東晉、宋、齊、梁、陳及南唐等7個小王朝，但他們之中沒有一個能以東南為根據地建立起全國性的政權。在整個中國封建社會中，隻有明朝史無前例，是唯一的例外。即崛起于江南，先削平鄰近的敵對割據勢力，然後通過北伐建成一個強大的統轄全國的重要朝代，維持了276年的統治。由此可見，江南之于明王朝，其關系實深，其影響實大，其貢獻也實巨！之于其他的朝代，此時的江南一定是非常特殊的！

宋代時我國的商品經濟已達到一定高度，交子作為軟通貨已經用于民間的商貿來往，泉州等對外貿易港口已相當繁盛。在此商品經濟有可觀發展的背景下，1283年元朝政府實行“上都稅課六十分取一”，1284年元朝政府又決定再次“诏減商稅”，對到邊遠地區做買賣的商人“置而不征”。對海外貿易，元代實行的政策也比宋代更為優惠，例如1284年頒布的《官本船法》規定，“官自具船給本，選人入番，貿易諸貨，其所獲之利，以十分為率，官取其七，所易入得其三”。出海貿易的船是政府提供的，所購貨物的本錢也是政府提供的，貿易賺的錢，政府得七商人得三。套用今天的話來說，這是一筆無本生意，所謂“空麻袋背米”，這條規定至今讀來猶令人感到意外。商人無須冒任何風險就可白得30％的利潤，更何況究竟獲利多少政府是很難掌控的，所以實際上商人的利潤還遠不止這30％，這還是就官船而言，如果私人出船出本，則所獲暴利更不待言。正因為此，史書記載當時“商者益衆”。

到元末時，江南事實上已經成為了一個成熟的商品社會，江南的士紳階層與以往朝代的士紳階層不同，已經帶有資産階級屬性，江南可以看成是個具有資産階級屬性的社會。朱元璋就是得到這樣一個社會的支持，大量的火藥，成規模的火器，極豐富的物質，是戰勝元朝的關鍵，也讓朱元璋成為了唯一一個從江南北伐，成功推倒另一個皇帝的君王。而有明一朝，文官大多是具有資産階級屬性的江南士紳階層擔任，從這一點上看，明朝的文官集團也有别于其他封建王朝的文官集團。大明帝國的統治階層是資産階級而非地主階級。

江南的巨大能量，讓朱元璋很顧忌。他制定了一系列“以農為本”的政策，對江南實行經濟的掌控，對商人進行打擊，對資産階級屬性的士紳進行打壓。為鞏固皇權，加強皇權的統治，朱元璋用殘暴的手段打壓、分化相權，扶立可靠的武将勳貴，“明初四大案”的發生，“南北分榜”的實施就是在此基礎上延伸發展的。從胡惟庸作為一個宰相，卻參與謀反這一事件中，也可見文官勢力與其他封建王朝的不同以往。其後的朱棣誅方孝孺案，遷都北京也是為了加強皇權的統治，以此敲打和警告官僚集團。朱元璋和朱棣都是雄才偉略的帝王，他們在任時，皇權穩固無比。他們的統治結束後，明朝皇權終于遭到了以文官為代表的江南士紳階層的反擊。明英宗時，文官勢力讓武将勳貴在“土木堡之變”中損失殆盡，從此皇權失去了最強有力的支撐，以文官為代表的江南士紳階層逐漸掌控了明帝國的财政、行政權力，并全面壓制、分化明朝的武力，最終導緻軍事廢弛。

明朝的皇權遭到了官僚集團的極大地掣肘，明朝皇帝隻能通過扶持宦官，任用廠衛，重用閹黨來加強統治，維持皇權，這是明朝一切紛紛擾擾的根源。明朝皇帝多奇葩，也是因為皇權受到極大掣肘後的無奈體現。

君權與官僚集團的殊死搏殺在曆史中也可略窺一二。整個明朝,高度疑似官僚謀害皇帝的有多起：(1)明宣宗暴亡、(2)明英宗土木堡之變、(3)明武宗落水不治、4)明世宗"壬寅宮變"、(5)明熹宗落水不治。官僚集團需要的是易于控制，能有利于士紳階層利益的皇帝，像明武宗正德皇帝這樣雄才偉略，又不易于控制的皇帝自然被夭折了。

明英宗之後的皇權受到極大的掣肘，但有一個階段很特殊，那就是張居正主政時期。如果說整個中國曆史都是皇權與相權在不斷的鬥争，到了張居正做首輔時，他是唯一一個兩頭不讨好，最後被兩個階層共同推下來的人物，他居“相權”卻為君權服務，經過他的改革，君權有望中興，卻被萬曆皇帝這個棒槌，和以文官為代表的江南士紳階層共同腰斬，這也是萬曆皇帝在面臨主政現實後心灰意懶，幾十年不上朝的根源，因為他意識到了自己的自掘墳墓。

明朝皇權受到極大掣肘，還有一個突出的表現，那就是皇帝這一職位，在其他封建王朝，那是充滿威嚴、神秘、不可侵犯的，而明朝的皇帝就不是那麼一回事了，民間對皇帝是敬重而不是敬畏，是仰視而不是稱奴作婢。從正德皇帝時，朝堂、士林、民間都可對他洶洶指責就可知道，這不是一個專制黑暗的朝代該有的現象！官僚集團以在朝堂上被廷杖為樂事、為政治資本而前赴後繼，這也不是一個殘暴冷酷的朝代該有的現象！

明朝時的江南是與衆不同的，明朝的士紳階層也是與衆不同的，明朝的的統治階層也是衆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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