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曆史上各個封建朝代在其開創之始,差不多都是先取西北或中原地區,然後再平東南,實現統一。雖然在東南建都立國的先後有過孫吳、東晉、宋、齊、梁、陳及南唐等7個小王朝,但他們之中沒有一個能以東南為根據地建立起全國性的政權。在整個中國封建社會中,隻有明朝史無前例,是唯一的例外。即崛起于江南,先削平鄰近的敵對割據勢力,然後通過北伐建成一個強大的統轄全國的重要朝代,維持了276年的統治。由此可見,江南之于明王朝,其關系實深,其影響實大,其貢獻也實巨!之于其他的朝代,此時的江南一定是非常特殊的!
宋代時我國的商品經濟已達到一定高度,交子作為軟通貨已經用于民間的商貿來往,泉州等對外貿易港口已相當繁盛。在此商品經濟有可觀發展的背景下,1283年元朝政府實行“上都稅課六十分取一”,1284年元朝政府又決定再次“诏減商稅”,對到邊遠地區做買賣的商人“置而不征”。對海外貿易,元代實行的政策也比宋代更為優惠,例如1284年頒布的《官本船法》規定,“官自具船給本,選人入番,貿易諸貨,其所獲之利,以十分為率,官取其七,所易入得其三”。出海貿易的船是政府提供的,所購貨物的本錢也是政府提供的,貿易賺的錢,政府得七商人得三。套用今天的話來說,這是一筆無本生意,所謂“空麻袋背米”,這條規定至今讀來猶令人感到意外。商人無須冒任何風險就可白得30%的利潤,更何況究竟獲利多少政府是很難掌控的,所以實際上商人的利潤還遠不止這30%,這還是就官船而言,如果私人出船出本,則所獲暴利更不待言。正因為此,史書記載當時“商者益衆”。
到元末時,江南事實上已經成為了一個成熟的商品社會,江南的士紳階層與以往朝代的士紳階層不同,已經帶有資産階級屬性,江南可以看成是個具有資産階級屬性的社會。朱元璋就是得到這樣一個社會的支持,大量的火藥,成規模的火器,極豐富的物質,是戰勝元朝的關鍵,也讓朱元璋成為了唯一一個從江南北伐,成功推倒另一個皇帝的君王。而有明一朝,文官大多是具有資産階級屬性的江南士紳階層擔任,從這一點上看,明朝的文官集團也有别于其他封建王朝的文官集團。大明帝國的統治階層是資産階級而非地主階級。
江南的巨大能量,讓朱元璋很顧忌。他制定了一系列“以農為本”的政策,對江南實行經濟的掌控,對商人進行打擊,對資産階級屬性的士紳進行打壓。為鞏固皇權,加強皇權的統治,朱元璋用殘暴的手段打壓、分化相權,扶立可靠的武将勳貴,“明初四大案”的發生,“南北分榜”的實施就是在此基礎上延伸發展的。從胡惟庸作為一個宰相,卻參與謀反這一事件中,也可見文官勢力與其他封建王朝的不同以往。其後的朱棣誅方孝孺案,遷都北京也是為了加強皇權的統治,以此敲打和警告官僚集團。朱元璋和朱棣都是雄才偉略的帝王,他們在任時,皇權穩固無比。他們的統治結束後,明朝皇權終于遭到了以文官為代表的江南士紳階層的反擊。明英宗時,文官勢力讓武将勳貴在“土木堡之變”中損失殆盡,從此皇權失去了最強有力的支撐,以文官為代表的江南士紳階層逐漸掌控了明帝國的财政、行政權力,并全面壓制、分化明朝的武力,最終導緻軍事廢弛。
明朝的皇權遭到了官僚集團的極大地掣肘,明朝皇帝隻能通過扶持宦官,任用廠衛,重用閹黨來加強統治,維持皇權,這是明朝一切紛紛擾擾的根源。明朝皇帝多奇葩,也是因為皇權受到極大掣肘後的無奈體現。
君權與官僚集團的殊死搏殺在曆史中也可略窺一二。整個明朝,高度疑似官僚謀害皇帝的有多起:(1)明宣宗暴亡、(2)明英宗土木堡之變、(3)明武宗落水不治、4)明世宗"壬寅宮變"、(5)明熹宗落水不治。官僚集團需要的是易于控制,能有利于士紳階層利益的皇帝,像明武宗正德皇帝這樣雄才偉略,又不易于控制的皇帝自然被夭折了。
明英宗之後的皇權受到極大的掣肘,但有一個階段很特殊,那就是張居正主政時期。如果說整個中國曆史都是皇權與相權在不斷的鬥争,到了張居正做首輔時,他是唯一一個兩頭不讨好,最後被兩個階層共同推下來的人物,他居“相權”卻為君權服務,經過他的改革,君權有望中興,卻被萬曆皇帝這個棒槌,和以文官為代表的江南士紳階層共同腰斬,這也是萬曆皇帝在面臨主政現實後心灰意懶,幾十年不上朝的根源,因為他意識到了自己的自掘墳墓。
明朝皇權受到極大掣肘,還有一個突出的表現,那就是皇帝這一職位,在其他封建王朝,那是充滿威嚴、神秘、不可侵犯的,而明朝的皇帝就不是那麼一回事了,民間對皇帝是敬重而不是敬畏,是仰視而不是稱奴作婢。從正德皇帝時,朝堂、士林、民間都可對他洶洶指責就可知道,這不是一個專制黑暗的朝代該有的現象!官僚集團以在朝堂上被廷杖為樂事、為政治資本而前赴後繼,這也不是一個殘暴冷酷的朝代該有的現象!
明朝時的江南是與衆不同的,明朝的士紳階層也是與衆不同的,明朝的的統治階層也是衆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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