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紀京華盛景圖》書影

由資深清史學者劉潞主編的《十八世紀京華盛景圖》（上、下冊），于2019年7月由故宮出版社出版。這部圖文并舉的專著，自2014年故宮博物院立項始，由主編率課題組集5年研究心血編著而成。

清代自康熙起出現了一種新的繪畫形式——超長卷紀實性繪畫，描繪展示皇帝、皇後的隆重壽慶活動，是其重要題材之一。故宮博物院現藏三套題名為《萬壽圖》的超長卷紀實性繪畫：第一套為慶康熙六旬萬壽而繪，首尾相加計78.78米；第二套為乾隆生母崇慶皇太後六旬大慶而繪，首尾相加110.83米；第三套為乾隆八旬萬壽而繪，首尾相加134.57米。《十八世紀京華盛景圖》研究闡發的便是第二套《萬壽圖》。該書以圖為經、以史為緯，“一經一緯，相錯而成”，對于繼承與複興中國自古以來的“左圖右史”學術傳統，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十八世紀京華盛景圖》内頁

“左圖右史”理論的充分體現和成功實踐

宋代史學家鄭樵在《通志·圖譜略》中，闡述了中國圖文并重的學術傳統，強調“圖”在治學中的作用跟文字表達同樣重要，兩者相輔相成，不可偏廢。他同時強調了“圖”“書”并舉對治學的重要性：“古之學者為學有要，置圖于左，置書于右；索象于圖，索理于書。故人亦易為學，學亦易為功，舉而措之，如執左契。”

由于曆史文化發展走向的偏頗和繪制、印刷技藝的限制，“圖”“書”兩者的發展很不平衡，呈跛足之勢。作為文字表述的“書”的傳統，承先啟後，踵事增華，不斷發揚光大。而“圖”的傳統則相形見绌，文化典籍中常常無圖，即便有圖，也大多作為文字表述的輔助部分而存在。鄭樵表達了對這一畸形傾向的憂慮：“後之學者，離圖即書，尚辭務說，故人亦難為學，學亦難為功。”清代學者葉德輝也在《書林清話》中寫道：“吾謂古人以圖書并稱，凡有書必有圖……晉陶潛詩雲‘流觀山海圖’，是古書無不繪圖者。”魯迅在《且介亭雜文·連環圖畫瑣談》一文中，為“圖”的傳統的式微深感遺憾：“古人‘左圖右史’，現在隻剩下一句話，看不見真相了。”

盡管有鄭樵、魯迅等人的呼籲，特别是晚清以來攝影術、印刷術的發展，“書”重“圖”輕的傾向有所正畸，但沒有得到根本性改觀。

當代信息技術為圖像的數字化保存、複制以及研究、印制、傳播帶來極大便利，為“左圖右史”傳統的繼承與複興提供了重要支持，而當代所謂“圖像時代”的來臨，也展現了讀者的讀圖需求。

崇慶皇太後六旬大慶《萬壽圖》（簡稱“崇圖”）規模宏大、場景豐富、人物衆多，給學術研究帶來很多困難。故宮書畫部與資信部用時3年将該圖數字化，并建立了包括“殿宇”“橋梁”“服飾”“樂隊”“牌坊”等多種子庫的圖像數據庫，為學術研究提供了基礎性保障和重要依據。《十八世紀京華盛景圖》一書共597頁，刊圖共518幅，如加上以崇圖元素為内容的裝飾性小插圖，刊圖達674幅，圖像與文字“相錯而成文”。

《十八世紀京華盛景圖》是鄭樵以圖為經、以書為緯理論的充分體現和成功實踐。劉潞在該書後記中指出：“本書的定位，是‘圖文書’而非論文集。書中篇目，基本依相關圖像在長卷中的位置而定，各篇之間并無嚴格的邏輯關系；寫作方式，則以圖像為中心，形成該圖像的小史。”諸多與圖像緊密相扣的“小史”，考訂謹嚴，涉獵甚廣，内容非常豐富。鄭樵在《通志·圖譜略·明用》中列出圖譜涉及的内容：“而條其所以為圖譜之用者十有六：一曰天文，二曰地理，三曰宮室，四曰器用，五曰車旗，六曰衣裳，七曰壇兆，八曰都邑，九曰城築，十曰田裡，十一曰會計，十二曰法制，十三曰班爵，十四曰古今，十五曰明物，十六曰書。”通覽《十八世紀京華盛景圖》全書，可以說，對鄭樵所列十六項“明用”，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到了。

以圖證史、以圖補史與圖文互證

“左圖右史”的表述方式，其優勢在于讀者一邊“索象于圖”，一邊“索理于書”，使“象”“理”緊密結合，實現以圖證史、以圖補史與圖文互證，具有“人亦易為學，學亦易為功”的功效。《十八世紀京華盛景圖》一書，以精心繪制、精準選擇、精美印制的“象”，和旁征博引、嚴謹考訂、精辟闡釋的“理”，步步交融互證。由于有圖，彌補了“僅以文字傳之而不能曲達其委折纖悉之緻”的缺陷；由于有文，使讀者“見其形”且“聞其聲”，“見其人”且“聞其語”，實現了“兩美合并，二妙兼全”的融合。

以圖證史的功用，在書中時時得以體現。例如崇圖第三卷“康衢骈慶”中，對西直門至西安門沿途結撰樓閣、張燈結彩的描繪，與趙翼《檐曝雜記》所記相符：“錦繡河山，金銀宮阙，剪彩為花，鋪錦為屋，九華之燈，七寶之座，丹碧相映，不可名狀。”值得一提的是，該書對乾隆是否親自伴随太後回宮的考辨。崇圖描繪的是太後于乾隆十六年（1751年）壽辰當日，自萬壽山東宮門起，經麥莊橋、西直門、西安門、西華門至紫禁城内壽安宮一路的慶祝活動實景。圖中隻繪了太後所乘華美冰床和萬壽金辇，并無乾隆或其所乘禦馬、金辇的形象。檔案文獻中也隻有鄂爾泰、張廷玉《國朝宮史》的一條孤證記載：“禦龍袍衮服，乘騎前導。”劉潞課題組從圖入手，指出圖中所繪大銅角樂隊，與太後儀駕無關，隻能是皇帝騎駕鹵簿中的器物。又從一張圖中豹尾槍隊的出現，和豹尾班之後出現的“皇帝鹵簿八旗護軍纛”，辨析出這些獨屬皇帝鹵簿的儀仗内容，則進一步确定乾隆在回宮隊伍中，“骈慶”之題名副其實，《國朝宮史》所載不虛。

《十八世紀京華盛景圖》圖文并重，以史校圖、證圖的作用得以充分體現。作者通過《清宮内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彙》《國朝宮史》等文獻史料，指明崇圖自1751年乾隆策劃組織，曆時10年直到皇太後七旬大壽前兩個月才裝裱完成。

三個引人矚目的特點

除了圖文并舉以及以圖證史、以圖補史與圖文互證，該書還有三個特點值得關注。

一是衆圖綜談，旁征博引。全書所列之圖，并不局限于崇圖一幅，而是将古今衆多有關的圖像囊于一匣，形成圖意縱橫、筆意雄健之勢。其中，參用比照《康熙帝六旬萬壽圖》（簡稱“康圖”）《京城全圖》較多，緣于乾隆是參照康圖策劃崇圖的，而《京城全圖》完成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離崇慶太後六旬壽慶很近，其尺幅巨大，标識内城道路甚詳，是分析皇太後自西直門至西華門行進路線的重要參考。此外，如《哨鹿圖》《馬術圖》《平定西域戰圖》《乾隆八旬萬壽圖》《光緒大婚圖》《紫光閣賜宴圖》《雍正十二月令圖》《冰嬉圖》等圖畫，應有盡有，不勝枚舉。晚清老照片如《南堂舊照》、文物照片如《英國制寫字機器人》、遺址照片如《武英殿今貌》，都在證史、補史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

二是“小史”大全，考訂謹嚴。全書以崇圖的圖像為中心，按圖索“骥”，稽古鈎沉，發微抉隐，形成涉獵廣泛、内容豐瞻的數十個小史。其中題材宏觀一些的有北京城垣史、京城水利史和清代鹵簿儀仗制度、禁衛制度、清代音樂戲曲、清代服飾沿革等，題材具體一些的有昆明湖、大報恩延壽寺、壽安宮、紫竹院、武英殿、内務府、西洋元素、京城商鋪等，乃至更為具體的石舫、望蟾閣、冰床、饽饽點心等的曆史。這些小史與一般史話的區别在于學術上的嚴謹考訂、精美圖片的實證和文字表述的精粹。

三是論自史出，圖證為實。《十八世紀京華盛景圖》書中各種觀點，多是從史料出發，以圖證實的。例如作者認為望蟾閣乃1751年之後修建，便通過分析乾隆多首詠望蟾閣的詩、趙翼的筆記材料，并展示、對比湖廣總督阿裡衮搭建的黃鶴樓、南湖島上仿黃鶴樓的望蟾閣兩張圖片，從而坐實了望蟾閣建成于乾隆十九年（1755年）的立論。再如該書書名，所指乾隆時的“京華盛景”，不僅僅是隆重的皇帝壽禮和奢華的慶祝活動，而且展現了18世紀京城日常真實生活。作者以大量的史料和一系列圖像，考證并展示了林林總總的街市商鋪、寺廟集市、串街行商以至禦園買賣等。商鋪市肆遍京華，确是一幅真實生動的18世紀京華盛景圖。

尤為突出的是，作者用圖文結合的方式闡述崇圖所彰顯的乾隆價值觀。崇圖全長110.83米，比康圖長32.05米，内容從“康圖”的兩卷增加至四卷。增第一卷“嵩呼介景”、第四卷“蘭殿延禧”，是為了突出為慶壽而新落成的萬壽山昆明湖和壽安宮。通過對乾隆命名“昆明湖”和對健銳營特殊安排的辨析，以及對《萬壽山大報恩延壽寺記》碑文、《禦制壽安宮銘》《知過論》和《清高宗實錄》中有關記載的條分縷析，乾隆欲與帝堯漢武并稱、對母親至誠至孝和大“興工作”強烈情結等價值觀念得以證實。

“左圖右史”以及以圖證史、以圖補史、圖文互證的論述方法，不僅是中國的優秀治學傳統，而且是舉而措之、行之有效的務實辨證、陶鑄信史的可靠途徑，同時也是與現代信息技術相融合、與當代讀者閱讀心理相适應的學術研究和傳播樣式的嬗遞創新。《十八世紀京華盛景圖》一書，在繼承與複興中國“左圖右史”治學傳統的同時，也給學界和社會提供了彌足珍貴的文化成果和學術啟迪。當然，在實現“左圖右史”傳統傳承的過程中，依然會遇到一些困難和限制，譬如對于長達110.83米的崇圖，該書未能突破限制印制一幅完整的崇圖，因而不能給讀者一個總體印象，這是有待進一步完善的。（崔建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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