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戴永夏

不久前，媒體報道了一則新聞：兩名陌生男子在火車上閑聊時，為誰更了解東北大米一事展開了争論。二人先是争得面紅耳赤、唾沫橫飛，繼而拳腳相加、大打出手，在狹窄的車廂裡演出了一場“全武行”。結果，先動手者被行政拘留。

像這樣為了一點小事争吵不休以至大打出手的，現實生活中并不少見。争鬥的結果，常常是兩敗俱傷。更有甚者，因争結怨，反目成仇，以至于釀成慘禍，鬧出人命……無數血的教訓告訴我們，多些包容謙讓，不該争的不争，既能避免不必要的傷害，也有助于安定團結，是明智的處世之道。跟那些素質低、品質差的“垃圾人”争論，很容易惹禍上身。

世上很多事情，用常人的思維是說不清道不明的，非要去争個水落石出，隻能空耗時間精力，徒勞無益。

《莊子·秋水》中講了這樣一件事：“莊子與惠子遊于濠梁之上。莊子曰：‘鲦魚出遊從容，是魚之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接下去，惠子還可以再問：“子非我，安知我不知子不知魚之樂？”這樣你來我往，不斷地争下去，一萬年也争不出個結果來。

類似的事情還有很多，糾纏其中，就難以自拔。

不該争的不争，也包括一些真理之争。有些真理，不但不會越辯越明，反而越辯離真理越遠，因而不争才是上策。在這方面，國學大師季羨林就有切身體會。

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季羨林對21世紀文化發展趨勢作出兩點預測：一、東西方文化的發展規律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二、21世紀東方文化将再領風騷。

此說一出，輿論大嘩，支持者有，反對者更多。季羨林鄭重聲明：他的上述看法絕非一時興起、心血來潮，也非出于狹隘的民族主義心理，圖一時痛快，而是“幾經考慮，慎思明辨，深信不疑”。

于是，大家認為一場論戰不可避免。然而季先生卻一不商榷，二不反駁，而是高挂免戰牌，申明“不争論”。他說：“我是不相信‘真理愈辨(辯)愈明的’。中國春秋戰國時期，百家争鳴，辯論激烈，但是沒有哪一家由于辯或辨失敗而放棄自己的主張。我主張大家共同唱一出《三岔口》，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最後觀衆自己來判斷是非。”

接着，他又進一步談了争論的危害：“要是輸了，當然你就輸了；如果赢了，你還是輸了。為什麼？如果你的勝利使對方的論點被攻擊得千瘡百孔，證明他一無是處，那又怎麼樣？你會覺得洋洋自得。但他呢？你會使他自慚，你傷了他的自尊，他會怨恨你。”“如果……打筆墨官司，則對方也必起而應戰。最初，雙方或者還能克制自己，說話講禮貌，有分寸。但是筆戰越久，理性越少，最後甚至互相謾罵，人身攻擊。到了這個地步，誰還能不強詞奪理、歪曲事實呢？這樣就離真理越來越遠了。”他最後總結說：“是否真理，要靠實踐，兼曆史和時間的檢驗。因此，與其把精力消耗在無謂的争論上，還不如抽出身來，集中精力，在蒼茫的暮色中，抓緊趕自己的路。”(以上引文出自卞毓方《天意從來高難問——晚年季羨林》一書)

當然，季先生所說的“不争”，是有條件、有範圍的，主要指學術界的“無謂的争論”，并非說一切問題都不能争。對一些大是大非問題，對關乎國家人民利益的問題，該争的，不但要積極去争，而且要一争到底。

相比較而言，另一位著名學者楊绛的“不争”，更為超脫，更為高潔。這位終生與世無争、安貧樂道的學者，一直堅守這樣的信條：“我和誰都不争，和誰争我都不屑……”因為不争，她才能遠離名缰利索，擺脫煩惱是非，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去享受大自然的恩賜，體會藝術的美好，珍惜自己的生命：“我愛大自然，其次就是藝術；我雙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準備走了。”

這兩位大學者盡管“不争”的内容不盡相同，但都從“不争”中獲得更多人生智慧和生活樂趣。“不争”讓他們的精神更加富足，也使他們的生命之花開得更加燦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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