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中葉以降，以義務兵役制為特色的府兵制，随着均田制的崩潰難以為繼，取而代之的是以職業雇傭兵制為特色的募兵制。

募兵制是在自願的原則下，響應朝廷的号召，依靠招募的方式籌集兵員的一種制度。

募兵制從中唐開始創立，經由五代十國的大力發展，一直沿用至宋朝，成為了中國古代主要的軍事征集制度之一，影響深遠。

今天羚羊主要讨論募兵制在五代十國時期的發展概況與它這這個特殊時期顯現出來的十大顯著特點。

募兵制采用召募的方式集結兵員，所謂召募，即政府号召人們自願從軍。以召募的方式而補充兵員的記載，在史籍中随處可見。

《舊五代史卷133•馬殷傳》記載：“（馬殷）少為木工，及蔡賊秦宗權作亂，始應募從軍”。

《舊五代史卷19•氏叔琮傳》記載：“（氏叔琮）應募為騎軍，初隸于龐師古為伍長。叔琮壯勇沈毅，膽力過人”。

《新五代史卷47•華溫琪傳》記載：“（華溫琪）聞濮州刺史朱裕募士為兵，乃往依之”。

五代募兵制的特點二：募有條件

在募兵制下入營為兵者，尚須具備一定的條件，材力超群、勇敢善鬥之人往往成為募主的首選。

《新五代史卷61•吳世家》記載：“（楊行密）為人長大有力，能手舉百斤。後應募為州兵，戍朔方，遷隊長”。

《舊五代史卷94•孫彥韬傳》記載：“（孫彥韬）少以勇力應募從軍。梁祖（朱溫）之兼領四鎮，擢彥韬于行間，曆諸軍偏校"。

《舊五代史卷129•常思傳》記載：“（常思）以矯悍應募，累從戎役，後為長直都校，曆捧聖軍使"。

《舊五代史卷95•王清傳》記載：“（王清）少以勇力端厚稱于鄉裡。後唐明宗（李嗣源）領行台，置步直軍，清預其募，漸升為小校”。

《新五代史卷11•周本紀》記載：“潞州留後李繼韬募勇敢土為軍卒，（郭）威年十八，以勇力應募”。

《舊五代史卷129•趙鳳傳》記載：“（趙鳳）兇豪多力，以殺人暴掠為事，吏不能禁。安重榮鎮常山，招取叛亡，鳳乃應募"。

上述諸人，能在召募時順利進入軍營，與自身身體素質的出衆、身手的矯捷有着必然的聯系。

募兵制發展至後周世宗時期，為加強禁軍的戰鬥力，形成禁軍對地方軍的絕對優勢，勇猛、強悍被确定為應募者選入禁軍必須具備的前提條件。

《舊五代史卷114•周世宗紀》記載：“顯德元年（公元954）二月，诏諸道招募山林亡命之徒有勇力者，送于阙下，仍目之為強人。帝以矯捷勇猛之士，多出群盜中，故令所在招納，應有命者，即貸其罪，以禁衛處之。”

周世宗柴榮這一舉措，确實有利于充實、壯大禁軍的實力，但是招募亡命之徒的問題也随之來，“至有朝行殺奪，暮升軍籍，仇人遇之，不敢仰視”，針對這一問題，周世宗在後來采取了一定的懲罰措施，一定程度上扭轉了禁軍新入選者挾仇報複他人的風氣。

值得注意的是，周世宗強調禁軍入選者必須具備強壯的體格的做法，被趙宋王朝承襲，而要求變得更加嚴格，通過嚴格的測試後，才能入選禁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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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募兵制的特點三：募要刺字紋面

應募者正式進入軍籍之前，有一個不可缺少的環節，就是刺字紋面。刺字紋面的傳統始于唐末五代初期。

《舊五代史卷64•朱漢賓傳》記載：“ 唐末，兖州節度使朱瑾募骁勇數百人，點雙雁于其頰，立為’雁子都’。梁祖（朱溫）聞之，亦選費百人，别為一軍,号為’落雁都’。署(朱)漢賓為軍使，當時目為’朱落雁’。”

根據上述的記載，可以說刺字紋面的傳統是由朱瑾首創，經朱溫發揚光大。但是關于刺字紋面的源起，還有另外一種不同的說法。

根據北宋陶嶽著《五代史補•梁太祖文健兒面》記載：“太祖（朱溫）之兵也，法令嚴峻。每戰，逐隊主帥或有沒而不返者，其餘皆斬之，謂之’拔堆斬’。自是戰無不勝，然健兒且多竄匿州郡，疲于追捕，因下令文面。健兒文面，自此始也。”

《資治通鑒》卷266也有類似記載：“初，帝（朱溫）在藩鎮，用法嚴将校有戰沒者，所部兵悉斬之，謂之跋隊斬，土卒失主将者，多亡逸不敢歸。帝乃命凡軍士皆文其面以記軍号。軍土或思鄉裡選去，關津辄執之送所屬，無不死者，其鄉裡亦不敢容。”

據此說明，刺字紋面是由朱溫首創。

但到底是由誰首創，由于史料的缺乏我們無法證明，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五代動亂不止的年代，刺字紋面，滿足了從嚴治軍的需要，在防止軍士擅自脫離軍籍，确保軍隊建設穩定的方面具有顯著功效。因此被各地節帥紛紛效仿，最後成為募兵制中一個不可缺少的環節。

如幽州節度使劉仁恭救援滄州，屢吃敗仗，于是開始在幽州境内大規模募兵，在軍士面上刺字‘定霸都’，在軍士的手臂上刺字‘一心事主’。

刺字紋面之法，五代結束後在宋朝依然沿用不改，看過水浒傳的大家都應該了解，在宋朝有一個流行詞叫做“刺配充軍”。

宋朝著名詩人陸遊也曾對此評價道：“初梁大祖令諸軍悉黥面為細字，各識軍号，五代至本朝因之。”

但對于刺字紋面，宋朝文士并沒有抱着正面的看法，如南宋末年的馬端臨在他的著作《文獻通考》中提到：“額受基涅若膚籍民為兵，無罪而刺之使終身不能去，以自别于平人，非至不仁者，終莫忍為也。”他認為，刺字紋面将兵和普通人區别開來，其行為不合仁義之道。

客觀上來看刺字紋面實際上已經演變為一種身份标識，此舉降低了軍人的社會地位。因為刺字紋面，古稱黥面，本為上古五刑之一，号黥刑。将其移植到募兵制中，無形中會影響到時人對軍土的價值判斷，側面助長了宋朝以來“重文輕武”的社會風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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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募兵制的特點四：募無地域限制

募兵制所籌集的兵員，沒有地域上的限制。

《舊五代史卷1•梁太祖紀》記載：“唐僖宗光啟三年(887)二月，（朱溫）為抵禦秦宗權進以朱珍為淄州刺史，俾募兵于東道。珍既至淄、棣，旬日之内，應募者萬餘人....淄州本平盧巡屬，全忠欲募兵于東方，辄以刺史授珍”。

淄州、棣州系平盧王敬武管轄區域，而非朱溫所在的宣武鎮地盤，朱溫任命其部下大将朱珍為淄州刺史赴轄區之外召集兵員。可見募兵并不受地域的限制。

同年四月，“（朱溫）又使牙将郭言募兵于河陽、陝、虢，得萬餘人而還”。這次募兵的地區依然不是宣武鎮轄境。

五代募兵制的特點五：朝廷獨攬募兵權

募兵權為朝廷所掌握，地方軍政長官僅能在州兵數額不足定數時，有權召募土卒，補足兵員，如若需要在常數之外增置士兵，則須報請朝廷同意。

如後唐清泰元年(934)，鄭州巡檢使安重榮奏請”召募騎軍五千人，自出铠馬”，此奏獲準。

如後晉開運末年河東節度使劉知遠“知延廣必緻寇，而畏其方用事，不敢言，但益募兵，奏置興捷武節等十餘軍以備契丹”，劉知遠以抵禦契丹為名，大肆募兵組建十餘支部隊，也是經過後晉政府批準後才采取的行動。

如鑒于靈武形勢不甯邊患嚴重，後晉大将馮晖請求出鎮靈武上奏：“今朝廷多事，必不能以兵援臣.願得自募兵以為衛。”于是，募兵千餘人。

再如後漢後漢乾柘元年(948)八月，劉崇“表募兵四指揮，自是選募勇士招納亡命繕甲兵，實府庫，哭上供财賦，皆以備契丹為名”。

後周世宗時，張減英“請于深州李愛出得便宜讨擊，世宗悉從之。以為緣邊招收都指揮使，賜名馬、金帶。藏英遂築城李宴口，累月，募得勁兵數千人。”

這些事例都表明，募兵的大權通常被朝廷所控制，将帥的募兵權極為有限。但是在五代，藩鎮出于種種不同的動機，常常私自募兵，這一問題直到北宋初年才有所改觀。

唐末劉仁恭任景城令時，“屬瀛州軍亂，殺郡守，仁恭募白丁千人對平之”，這是出于平亂的需要臨時召募的軍隊。

梁、唐易代之際，潞州昭義軍留後李繼韬被誅，其子李繼達舉兵為亂，“節度副使李繼珂募市人千餘攻繼達"。這也是基于平定亂軍的需要而臨時召募軍隊之舉。

後晉高祖天福年間，“(溫)延沼與其弟延浚、延衮募不逞之徒千人，期以攻許”。溫氏兄弟召募不逞之徒組成軍隊，進攻許州，這是為了呼應範延光的反叛，而私自募兵之舉。

楚國馬希崇乘亂篡位，計劃擒殺馬希尊，衡山縣豪族廖匡圖子仁勇心甚不平，在馬希崇途經衡山縣時，“乃率數百人劫而立之，号衡山王，以衡山為府。且使人募兵，數日之間，衆及一萬，郡縣多起兵應之”。這反應了在南方十國地區，也出現了地方将帥擅自募兵的情況。

五代十國時期各地藩鎮隐瞞朝廷，私自募兵的事例，實際上比新舊五代史記載的要多得多，其他相關史學文獻可以即證此點。

如《宋史卷252•李洪信傳》記載：“洪信無他才術，徒以外戚緻位将相。斂财累巨萬，而吝啬尤甚。時節鎮皆廣置帳下親兵，惟洪信最寡少”。

由這段記載可見，地方藩鎮節帥往往繞過朝廷的禁令，以個人的積蓄招募網羅大量的兵士，組成自己的私人武裝，這種情形直到後周末年依然沒有改觀。

南宋施宿著《嘉泰會稽志卷四•軍營》記載：“然當時藩鎮亦皆募兵，倚以跋扈，雖世宗不能盡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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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募兵制的特點六：朝廷須供給募兵

通過募兵制召集而來的兵員，是職業雇傭兵，其兵械器仗，衣食住行均依賴于朝廷提供，故而軍隊一旦組建完畢，接踵而至的就是如何解決軍士的裝備、贍養的問題。

《舊五代史卷97•盧文進傳》記載：“莊宗（李存勖）與劉鄩對壘于莘縣，命（李）存矩于山後召募勁兵，又令山北居民出戰馬器仗，每鬻牛十頭易馬一匹，人心怨咨。時存矩團結五百騎，令文進将之，與存矩俱行。”

通過這段記載我們可以看出，李存勖強令山北百姓繳納戰馬器械，為了供給武裝招募的勁卒。雖然這是臨時性的舉措，但是我們可以看出，軍士的裝備、贍養的問題由朝廷負責的。

《冊府元龜卷413将帥部•召募》記載：“後漢定州節度使孫方谏，以所部屯兵數少，欲召募牙兵千人，乞度支給衣糧”。

這段記載告訴我們的是，地方藩鎮可以名正言順地要求朝廷解決地方新招募的牙兵的裝備與贍養問題，這證明由朝廷負責是慣例。

十國之中，也實行由朝廷養兵的制度。

《資治通鑒卷273•後唐莊宗同光二年》記載：“（前蜀）宜徽北院使王承休請擇諸軍骁勇者萬二千人，置駕下左、右龍武步騎四十軍，兵械給賜皆優異于他軍”。

這段記載就說明，前蜀各軍都有朝廷提供的“兵械給賜”，隻不過王承休新組建的部隊顯然優越于其他部隊。

北宋初年，宋軍伐後蜀，“蜀主（孟昶）聞王昭遠等敗，甚懼，乃多出金帛，益募兵收劍門”。所反映的也是後蜀朝廷贍養軍土的事實。

再如吳越王錢弘佐拟出兵以援福州“先是募兵，久無應募，弘佐命糾之，曰‘糾而為兵者，糧賜減半。’明日，應募者雲集”。這就清晰地表明通過召募而成為土兵者，一律由朝廷贍養，已經成為一項長期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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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募兵制的特點七：府庫豐盈好募兵

募兵與養兵，互相關聯，故而推行募兵制的前提是募兵方必須擁有雄厚的資本。

依靠掌握的财富，以優厚的待遇、高額的賞金作為誘餌，吸納民衆為兵，是唐末五代以來藩鎮經常采取的措施。

《舊五代史卷136•王建傳》記載：“秦宗權據蔡州，（朝廷）懸重賞以募之，（王）建始自行間得補軍候”。

《資治通鑒》記載唐昭宗天複年間，李克用在緻朱溫的信中也說：“今仆散積财而募勇輩，辇寶貨以誘義戎，征其密親，啖以美利，控弦跨馬，甯有數乎。”

《舊五代史卷110•周太祖紀》記載：“梁、晉易代之際，潞州留後李繼韬南結梁朝，據城阻命，乃散金以募豪傑，（郭威）遂往應募”。

《舊五代史卷135•劉崇傳》記載：“後漢末年，北京留守（劉崇）招募亡命，繕完兵甲，為自全之計，朝廷命令，多不廪行，征斂一方，略無虛日，人甚苦之。”

這些都是藩鎮以資本作為後盾籌集兵員的例子。南方割據政權中，也有以财募兵的情況。如福州朱文進“聞黃紹頌死，大懼，以重賞募兵二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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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募兵制的特點八：家屬随營是常态

募兵制下的兵員，不僅以當兵的方式解決個人生計問題，還将此作為養家糊口的職業，由此形成一人當兵而家屬随營的狀況。

《新五代史卷39•羅紹威傳》記載：“天祐三年(906)正月，（紹威）以奴兵數百，會(馬)嗣勳兵擊牙軍，并其家屬盡殺之。”

正是由于魏博牙軍的家屬，也與牙軍一樣共同駐紮在魏州城内，為防止牙軍家屬報複，故而羅紹威在誅殺魏博牙軍的同時，一并殺盡其家屬。

後唐同光元年(923)九月，為與後梁決一死戰，直接進攻大梁，莊宗（李存勖）下令“軍中将士家屬并令歸邺”，将軍士家屬送回邺都（魏州），乃因戰事所需，據此也可以看出，在五代十國時期，将士家屬随軍生活是事實存在的現象。

《舊五代史卷38•唐明宗紀》記載：“天成二年(927)，誅奉節軍平盧台叛亂，明宗親下令‘在營家口骨肉，并可全家處斬。’”這說明，奉節軍士的家屬也居住在軍營之中。

“（同年）十月，明宗幸汴州，六軍家屬自洛遷汴，而明宗又欲幸邺都，軍土愁怨”。這說明，因為軍士家屬随禦駕往來道路，飽受風塵之苦奔波之勞，軍士當然愁苦不堪。

在新舊五代史記載中類似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但都反映出家屬随軍在五代十國時期是為平常之事。而造成這種情形的原因則在于兵農的分離，當兵己經成為一種職業。

兵士的主體來自于破産的農民，入伍為兵者大多是小農家庭内部的壯勞動力，這部分人一旦成為士卒，其家屬在鄉裡也很難生存。

于是背井離鄉、随軍居住，往往就是軍土家屬的不二選擇。所以，在五代十國時期，家屬随軍成為了一種社會的普遍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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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募兵制的特點九：朝廷賞軍不能少

一般而言，朝廷會按統一标準給兵士發放常額經費，但這些經費往往隻能維持兵士本人的生活。而兵士又承擔着養家糊口的義務，為滿足家人生計所需，尋求額外收入自然也成為兵士的強烈願望，而獲得賞賜又是取得額外收入的最有效途徑。

另一方面，藩鎮和中央政府，為争取兵士的支持和賣命，也常常不得不借助賞賜來博取兵士的歡心。賞賜兵士的現象，從晚唐起就有出現，到五代十國時期，更是有增無減。

賞賜的形式和花樣較多，常見的有慶典常賜、召募賞賜、戰争賞賜等等。

《冊府元龜卷39帝王部•慶賜三》記載：“前蜀武成元年（908）九月，（王建）即位赦雲：‘應都知兵馬使已下至節級官健，今有優給，各有等第處分’。”

“後唐清泰元年（934）四月，（李從珂）即位赦雲：‘諸軍軍使、副兵馬使至長行契丹直錢三萬，軍頭十将至軍人各十貫。其元在京城守營及新招諸廂軍都十将至各錢十貫’。”

這些慶典賞賜都是帝王即位時為穩定軍心而經常采取的措施。

《宋史卷262•張錫傳》記載：“後唐莊宗同光末年，趙在禮舉兵于邺，瀕河諸州多夠亂，（張）錫權知州事，即出省錢賞軍，皆大悅，一郡獨全，棣人賴之。”

張錫時任棣州軍事判官，其“出省錢賞軍”舉措，起到了穩定軍心、增強軍隊凝聚力的作用，棣州因此得以而得以保全。

還是同光末年，《資治通鑒》記載李嗣源被誣謀反，欲赴京申辯，“乃趨白臯渡，駐軍于河上，會山東上供綱載絹數船适至，乃取之賞軍，軍土以之增氣”。李嗣源賞軍的目的，顯然在于激勵土氣，使軍士樂于為自己效命。《資治通鑒》中還記載清泰元年(934)四月，潞王李從珂起兵于鳳翔，“許軍土以入洛人人賞錢百缗”，此舉也是意在收買軍心。

如若賞賜不多或不及時，則極易導緻土伍的離心或嘩變。最為典型的例子，莫過于後唐莊宗李存勖同光末年的軍心渙散。

《舊五代史卷34•唐莊宗紀》記載：“（為鎮壓李嗣源的起兵）莊宗下令出錢帛給賜諸軍。是時，軍土之家乏食，婦女掇蔬于野，及優給軍人，皆負物而诟日：‘吾妻子已殍矣，用此奚為!’”。

迫于形勢緊急，莊宗隻有禦駕親征，在前線被打敗後，“還過罂子谷，道狹，每遇衛士執兵仗者，辄以善言撫之曰：‘适報魏王又進西川金銀五十萬，到京當盡給爾曹。’對曰：‘陛下賜已晚矣，人亦不敢聖恩！’帝（莊宗）流涕而已。”

軍心如此，莊宗的覆亡已成指日可待之勢。其實，這正是莊宗自己在位長期不賞軍，而賞宦官與伶官種下的惡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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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募兵制的特點十：朝廷養兵百姓苦

贍軍養士，是五代各朝财政支出的大宗。軍土的正常供給，是朝廷财政的常規性支出。

如《新五代史》記載：“靈武自唐明宗已後，市馬籴票，招來部族，給賜軍士，歲用度支錢六千萬，自關以西，轉輸供給，民不堪役，而流亡甚衆”。

僅僅靈武一地，每年就耗費度支錢達6000萬，照此推算，合全國之兵每年需支出的錢糧數目必定大得驚人。再加上經常性的賞軍費用，不難想見五代各朝所面臨的巨大财政壓力。

因此，在史籍中屢屢出現關于國庫儲蓄不足而難以賞軍供軍的記載。

《舊五代史卷57•郭崇韬傳》記載：“如後唐莊宗同光初年，公府賞軍不足，（郭）崇韬請出内庫之财以助，莊宗沉吟有靳惜之意。”

《資治通鑒卷274》記載，後唐莊宗同光末年，“租庸使以倉儲不足，頗刻軍糧，軍士流言益甚”，後唐末帝清泰初年，後唐末帝李從珂即位不久，“切于軍用，時王玫判三司，诏問錢谷，玫具奏其數，及命賞軍，甚愆于素。”

這些反映的都是國庫積蓄難以滿足軍事開支的事實。所以為了應付不堪重負的軍費支出，朝廷隻有巧立名目橫征暴斂，以彌補财政虧空，這在五代初期很常見，其中以‘助軍錢’為代表。

《舊五代史卷3•梁太祖紀三》記載：“後梁開平元年（907）十月，廣州進獻‘助軍錢’二十萬。”

《舊五代史卷15•馮行襲傳》記載：“馮行襲任匡國軍節度使，在許三年，上供外，别進助軍羨糧二十萬石”。

這是各地藩鎮進獻助軍錢的例子，其意圖無非是以此邀功固寵。更有甚者，就是直接重斂百姓，用以贍軍。如《資治通鑒》記載清泰元年(934)三月後唐末帝李從珂，“以府藏空竭，诏河南府率京城居民之财以助賞軍”。不久，“又诏預借居民五個月房課，不問士庶，一概施行”。再如後晉少帝開運年間，“時國用窘乏，取民财以助軍”。

除了‘助軍錢’，在五代還有其他一些斂财措施，如後蜀的‘鑄鐵錢’。《資治通鑒》記載後蜀廣政十八年（955）月，後主孟昶為抵禦後周軍隊的進攻，“遂聚刍粟于劍門、白帝，為守禦之備。募兵既多，用度不足，始鑄鐵錢，傕境内鐵錢，以專其利。”

上述這些措施，無疑大大增加了百姓的負擔，置民與水火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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