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面，我們曾經提到，古代成建制的騎兵的建立，離不開一種重要的馬具，那就是馬鞍，而早期的馬鞍跟現代馬鞍有所不同，是用皮革和填充物做成的軟馬鞍。

在我國，軟馬鞍始見于戰國時期，一直沿用到了東漢。那麼在世界範圍内，情況又如何呢？

有研究者指出，在公元前9世紀時，在西亞兩河流域北部（今伊拉克的摩蘇爾地區）的亞述人已經擁有自己的騎兵隊伍。亞述騎士用什麼馬具呢？

從浮雕等考古材料來看，亞述人隻是将一張織物鋪在馬匹背上，看上去很平，顯然沒有填充物。也就是說，亞述騎士并沒有配備真正的馬鞍……

使用這樣的簡陋裝備還能獵獅，這令我們不禁對勇敢的先行者們肅然起敬。

（亞述王亞述巴尼帕獵獅浮雕645 – 635 BC.）

從考古材料來看，軟馬鞍的發明應該是草原遊牧人群斯基泰人的貢獻。

斯基泰一詞(Scythians) 來源于一個古老的印歐同源詞，意思是“弓箭手”，是希臘史學家近東地區對遊牧民的稱呼。

斯基泰騎士

作為最早的遊牧民，斯基泰人經常需要遠距離遷徙，生活中十分依賴馬匹，因此他們騎術精湛，并擁有着當時最先進的馬具，其軍隊最主要的組成部分也是騎兵。

斯基泰文化的影響範圍很廣，西到黑海、東至我國長城地帶都有所發現。斯基泰人主要活動于公元前 9-2 世紀，對匈奴文化影響頗深。中國史籍中則稱之為“塞人”或 “塞種”。

斯基泰文化金梳

公元前 5~2 世紀，黑海北岸的斯基泰王國達到鼎盛，古希臘“曆史之父”希羅多德曾經親往黑海北岸調查，并對斯基泰的曆史、風土人情等作過詳細記載。

在西伯利亞阿爾泰地區，前蘇聯考古學家魯金科（S．I．Ｒudenko)發掘了著名的巴澤雷克墓地（Pazyryk Barrows），大部分學者認為墓地的墓主就是斯基泰人，或者受斯基泰文化影響頗深的其他草原民族。

在那裡，考古學家們清理出屬于公元前5世紀左右的殉馬及實物馬具，由于巴澤雷克墓地屬于典型的“凍土地帶”，因此這些有機質文物得以較好地被保存下來。

巴澤雷克墓地出土的軟馬鞍

以5号墓出土馬鞍為例，該鞍由左右兩塊鞍墊組成，鞍墊用四片皮革縫制成皮囊狀，斷面為半月形，内部填充鹿毛（也有以莎草替代的情況），并以針線绗縫。兩塊鞍墊間留有空隙并以三根皮帶相連。鞍上還附加攀胸、後鞧、腹帶（把鞍固定在馬身上的配件）。有時還會在其上方覆蓋一塊毯子，并在馬鞍邊緣綴挂牌形飾物。

（巴澤雷克墓地出土馬鞍線描圖）

魯金科指出，巴澤雷克式鞍的分布區域不僅在亞洲草原部落，還包括黑海地區的斯基泰文化區域。在埃米塔什博物館（18世紀早期，俄國冒險家布格洛切維基Bugroshchviki等人在南西伯利亞盜掘古墓，并将盜掘出來的藝術珍品作為禮品呈獻給彼得大帝，後藏于這座博物館）所收藏的斯基泰金飾上，我們同樣可以看到這種馬鞍的圖像。盡管牌飾很小，而且隻是側面的圖像，但假如我們把局部放大仔細觀察，仍然可以看出，這與巴澤雷克墓地出土的馬鞍是相同的構造。

埃米塔什博物館藏斯基泰金牌飾

伴随着戰争與人口遷徙，斯基泰的馬具也随傳播到歐亞草原的許多地區，其中也包括中國。基于這樣的認識，我們再來仔細比對斯基泰文化中的軟馬鞍與中國早期馬鞍，可以說二者基本擁有完全相同的構造。

可是造型高度一緻就意味着中國馬鞍一定是舶來品嗎？有沒有可能兩種文明同時想出了一樣的點子呢？

新疆地區出土的戰國軟馬鞍

可能性很低，原因如下：

第一，軟馬鞍的設計是基于豐富的乘騎經驗，越是頻繁騎馬的文化基礎越有可能創造出最先進的馬具。人家是“胡兒十歲能騎馬”，而華夏文明素以農業為根基，對馬的依賴性較低，天然缺乏靈感和動力；

第二，中國建設自己的騎兵隊伍時間非常滞後，公元前307年，為了對付善于騎馬射箭的北方“三胡”（東胡、樓胡、樓煩），趙武靈王終于抛棄了笨重的傳統戰車，開始向對手學習，成為了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很快其他諸侯國紛紛跟進，大力發展騎兵。但就算在趙武靈王改革的七、八十年後，騎兵在軍隊總數中所占的比例也不過百分之八，其他諸侯國就更低了；

胡服騎射

第三，中國境内暫無比巴澤雷克鞍年代更早的發現；

第四，這些馬鞍在所有的細節處都很相似，包括鞍墊的形狀，材質，甚至裝飾片的外觀等。

可見中原文明使用軟馬鞍是由于戰争的促進，而衆諸侯國使用的軟馬鞍是從中國的遊牧民族處傳來，最終的源頭還是與與歐亞草原的遊牧人群密切相關。

綜合以上我們可以說，從戰國到兩漢時期，中國境内騎乘馬所用的軟馬鞍，跟斯基泰文化的軟馬鞍屬于同一系統，應當是受斯基泰文化的影響而出現的。從目前的材料來看，其傳播路徑大概率是經由中國與草原毗鄰的地區（新疆地區），而後向中原擴散。期待以後能出現更多的材料，向我們展現更為清晰完整的傳播路徑，幫助人們解開所有謎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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