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一個官員在仕途上能取得多大成就，主要取決于三方面的因素，一是出身背景，二是為官之道，第三就是“運氣”。

這三點當中，出身背景由先天決定，為官之道也有迹可循，總之大體都可以提前預知。唯獨“運氣”有些虛無缥缈，而它也時常成為左右仕途成敗的關鍵因素。

大凡來說，每到一處地方，總是風調雨順、太平無事，不用太費力氣就可以取得政績，則謂之“官運亨通”。反之，在不同地方連續遇到糟心事務，即便宵衣旰食也難以出彩，則謂之“官運不濟”。

官運亨通的例子，在曆史上不勝枚舉。而官運不濟的情況，也不算少見。本文要介紹的人物，就是一個官運不濟的例子。他的名字叫做秦世英，明崇祯四年至五年之間擔任登州府蓬萊縣知縣。

對膠東曆史比較熟悉的朋友，從崇祯四年至五年這個時間段上，應該就能猜出個大概。沒錯，孔有德叛軍發動登萊之亂時，秦世英正好就在蓬萊縣任職。

當時的蓬萊縣，不僅是登州府城所在，而且系登萊巡撫之駐地。有如此多的上司在城中，秦世英的自主權顯然有限。實際上，在叛軍攻打登州城期間，負責城防事務的主官就是登萊巡撫孫元化（表現好與壞另說）。也就是說，後來登州城的失陷，與秦世英的關系并不大。但這場“飛來橫禍”，卻讓他的仕途跌入谷底。

叛軍進城之後，将上至登萊巡撫孫元化、下至蓬萊知縣秦世英等大小官員一并俘獲囚禁。對此，《崇祯實錄》記載道：

“辛醜，登州城陷。……夜漏十刻，内應合，開東門，殺官吏紳民幾盡，執元化及兵備道宋光蘭、知府吳維城、同知賈傑、知縣秦世英及鄉紳梁之垣，拘于遊擊耿仲明宅。”

由于孫元化之前對孔有德等人有恩，加之後者企圖利用他向明廷提談判條件，因此過了幾天之後，叛軍将這些官員釋放，讓他們經海路進入明廷控制地界。

在叛軍這邊，孫元化、秦世英等人雖然死裡逃生。但在明廷那面，卻難脫失土之責。最終，孫元化被問斬，而秦世英等被判處流徙充軍。《山西通志》載：

“秦世英，陝西三原人，進士，蓬萊知縣。後戍陽和，講學賦詩，與諸士為忘年交，後赦回。至今後學思之。”

按照這段記載，秦世英的仕途在登萊之亂後就已經終結。他被充軍到了山西的“陽和衛”，與當地文人講學賦詩，後來被恩敕回鄉，平淡終此一生.

看到此處，有的朋友可能會有這樣的疑問：登萊之亂中受到牽連的官員很多，為何單單說秦世英“官運不濟”？說起來，這就與他之前一段經曆有關。

調任蓬萊之前，秦世英曾在北直的遵化擔任知縣。遵化位于山海關與京師之間，地當要沖。崇祯二年的己巳之變當中，後金軍曾攻破此城。對于明朝的官員來說，遵化知縣絕非一個好差事。在這種背景下，秦世英大概也自認為此地不可久留，于是謀求調到其他地方。

當時的蓬萊，雖然也算是海上前線。但由于後金軍不擅水戰，這裡的風險顯然要低一些。因此，秦世英從遵化調任蓬萊，本以為可以做個安穩官。但沒想到卻從一個“火坑”跳到了另一個“陷阱”，前腳剛離開己巳之變的傷心地，後腳就趕上了登萊之亂的爆發。如此來看，他的官運也實屬不濟。

秦世英官運不濟的案例，在明末的官場上可能廣為人知。東林文士楊士聰就曾在《玉堂荟記》中專門提及此事，稱：“遵化知縣秦世英，己未進士，忽調蓬萊，蓋以遵化經己巳之警，不為善地，登州僻處一隅，可自固也。未幾，孔有德發難吳橋，旋破登州，世英死焉。……以此見禍福之來，非人所得而趨避矣。”

在這段記載當中，“世英死焉”應屬訛傳，但并不影響最後那句總結中蘊含的道理。在官場沉浮，運氣是好還是壞，誰又能提前知道呢？（本文作者：耳左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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