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習生 沈櫻芝 澎湃新聞記者 柳婧文 何锴

魏來結婚那天是2020年10月18日，她28歲。

天氣很好，婚禮現場熱鬧嘈雜，如果不深入交流，人們很難發現新娘是個心智障礙者。由于小時候錯誤服藥，魏來在三歲時被診斷為智力低下、發育遲緩。

心智障礙者，指因不同原因造成智力受損的人群，包括智力發育遲緩、自閉症譜系障礙、唐氏綜合征、腦癱造成的發展障礙等等。這一群體在中國的人數沒有确切的統計，根據心智障礙權利倡導機構曉更助殘基金會的估算，目前中國的心智障礙者至少有2000萬人。

如今，《民法典》規定，無民事行為能力人（不滿八周歲的未成年人、不能辨認自己行為的成年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實施民事法律行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八周歲以上的未成年人、不能完全辨認自己行為的成年人）實施的純獲利益的民事法律行為或者與其年齡、智力、精神健康狀況相适應的民事法律行為有效，實施的其他民事法律行為經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追認後有效。

法律對心智障礙者的婚姻有了規定，但在更複雜的現實裡，他們的婚戀成了理不清的難題。作為女性的心智障礙者，更可能身處雙重的弱勢情境中。

她們的情感需求是否得到了正視？在婚戀決策中，她們的意願能否獲得認可？社會與家庭給予了她們怎樣的支持？走入一段婚姻，她們會面臨哪些憂喜，又将面臨哪些可能的風險？被忽視的婚戀困境，她們依舊囿于其中。

“門當戶對”

魏來與丈夫賈海洋的相識，源于同學母親的介紹。據魏來媽媽所說，那是一個重度自閉症女孩的母親，她主動表示想給魏來介紹個男朋友。魏來媽媽想：“看看試試吧。”

時間是2016年的5月，地點約在咖啡店，桌子兩邊坐着男女雙方和各自的父母。

從社會階層、經濟狀況來看，兩個家庭條件懸殊。這一頭，魏來一家祖籍哈爾濱，八年前來到北京。搬家是因為無處可去，魏來在老家勉強完成了普通小學、中學的義務教育課程，之後再沒有學校願意收她。北京擁有相對完善的心智障礙者支持體系，魏來父母工作的國企也有北京分部，商量後，他們在北京買了一套三居室，最終定居在了這座城市。

那一頭，賈海洋來自河北張家口市懷來縣，如今是北京某遊泳館的一名救生員。在魏來媽媽的初次印象中，賈海洋是個臉特别黑的小夥子。來北京前，他在山裡幫父母放羊，幾十隻羊是這個家庭幾乎唯一的經濟來源。在北京的住宅是從山上搬來時政府安置的，一共六間小小的平房。

賈海洋家人從一開始就表現出了強烈的結婚意願，魏來父母也說：“人品是第一位的，外貌、家庭條件這些，都沒有要求。”

中國農業大學學者潘璐曾在河北某縣對農村心智障礙女性進行了田野調查，發現她們的婚姻具有“門當戶對”的傳統特色，但這種對等性主要體現在配偶雙方各自的缺陷和劣勢上。潘璐觀察到，這些女性的配偶大多具有以下特征：存在某些肢體殘疾、存在某種生理缺陷、年齡偏大、家庭經濟條件處于社區貧富排序的末端。

魏來不算農村女性，但她的婚姻也體現了“門當戶對”的特征。賈海洋來自河北山區，當地女性少于男性，不少女性初高中畢業後外出務工，當地男性要想找到合适的同鄉女性并不容易。“他們那邊娶媳婦，少了也要給六七十萬彩禮”，魏來媽媽說。這對于賈海洋的家庭，是一筆難以承受的負擔。

潘璐指出，當這些男性面臨婚姻獲得危機和傳宗接代的家庭壓力時，便會将目光轉向同樣處于劣勢的女性，心智障礙女性由此被納入了他們的選擇範圍中。這樣的結合是“兩個在社會結構中處于弱勢的個體的結合”。

而對心智障礙女性的家庭來說，父母老去後，誰來照顧孩子是一個讓家長揪心的難題。在這一群體間流傳着這樣一句話：“心智障礙者父母最大的心願，就是比孩子多活一秒鐘。”

魏來初中畢業後，在哈爾濱無學可上，又找不到工作，魏來媽媽一度感到無助。查詢到北京有好的特教機構，經曆了心理鬥争後，她決定離開生活了幾十年的家鄉。原本，她是當地自備水場的水質檢測員，放棄做了近30年的工作，魏來媽媽坦言，“主要是為了魏來。”

這些年撫養魏來的艱辛，她匆匆帶過了，“之前帶魏來，學習上是最困難的，别的孩子教一遍就會的，她教千遍萬遍也學不會。”她告訴澎湃新聞：“我一直努力想讓她像普通人一樣生活，很難，當初這個想法甚至有點是幻想，因為不知道将來是什麼樣的。”

想到魏來今後的生活，雖然有托養機構，她從沒考慮過将魏來送進去。如今，魏來在一家咖啡館做服務員，結婚組建了家庭，這讓魏來媽媽相信，女兒正在逐漸縮小與普通人的差距。

另一位心智障礙女孩的父親也向澎湃新聞形容，魏來與賈海洋這樣的結合是“理想中最好的歸宿”。他進一步解釋：“過普通人的生活，被照顧，有一個依靠，就是最好的歸宿。”

但結婚并不意味着故事的結束，對魏來媽媽來說，托付像一場賭局，她無不憂慮地說：“擔心等到我們管不了她的時候，她的老公能不能始終如一地待她。”

魏來在咖啡店做服務員。澎湃新聞記者 柳婧文 何锴 圖

被鎖起來的妻子

“一方面，男性擠壓的農村婚姻市場給心智障礙女性創造了建立婚姻的機會，另一方面，心智障礙女性的權益保障和生存狀态面臨着更大威脅”，潘璐在2010年發表的論文中指出。

一次在河北的村莊裡走訪時，一個男性村民熱情地邀請她：“我家裡有個傻子,你要不要進去看看,她不穿衣服呢。”男人是個孤兒，幾年前撿了個流落到當地的心智障礙女人做妻子。一年後，妻子在屋裡站着生下了女兒。為了防止妻子不穿衣服四處亂跑，他白天出門幹活前會先将她鎖起來。

在潘璐看來，這名心智障礙女性雖然得到了基本的生活保障，但是從法律上來講，她沒有行為能力，不知道結婚和生育的意義與後果。當被其他村民嘲笑撿了個傻子老婆時，男人會反駁：“那也好過我打光棍, 她還能給我生孩子呢。”潘璐認為，她之所以被現在的丈夫收留，隻是因為自己的性功能和生育功能,無法得到作為妻子的尊重和待遇。

潘璐在論文中指出，這種結合“是以婚姻形式對女性生育功能進行的交換”，它可能将女性置于被性侵害的風險之中。

蔡聰對此也深有體會。他是一加一殘障公益集團合夥人，也是一名視障人士。近年來，在全國各地為殘障人士做培訓時，有殘障男性向他抱怨自己打光棍，并表示殘障女性其實過得更好，她們更容易結婚。但蔡聰認為，殘障女性之所以可能結婚比殘障男性多，恰恰是因為她們更沒有地位、她們的人生不被自己做主。

他曾接觸過一位視力障礙加心智障礙的女性，她還有一個哥哥，由于家境貧寒，哥哥難以娶妻，她被“換婚”到了别人家裡——她嫁到同樣貧困的男方家中，男方的某個姐妹則被嫁給她的哥哥。然而在婆家，除了第一個兒子被留下撫養以外，之後她每生下一個，就被賣掉或送掉。多次生育，又沒有接受良好的醫療服務，她年紀尚輕便過世了。

生活在城市的魏來似乎看起來更幸運一些。婚後，她仍然與父母居住在北京的三居室中，賈海洋搬進來與他們同住，“她這個孩子吧，畢竟和别人不一樣，不可能獨立生活，隻能男方到我們家來”，魏來媽媽說。

魏來媽媽對賈海洋挺滿意：“這麼長時間吧，他始終不變，而且他性格特别好……沒有壞脾氣，什麼都能容忍。跟她們結婚必須得有耐心，我帶她，有的時候我都有點煩、累了。”

在魏來的描述中，丈夫賈海洋是一個可靠的男人。結婚後，他主動承擔起了照顧魏來的部分職責，比如調節熱水器的溫度、開車載她上下班、為她捏腳。魏來也喜歡身邊多一個人陪伴，不再感受一個人的孤獨，遇上丈夫晚班時，她總會看着牆上的鐘，念叨海洋什麼時候回家。

但魏來也說，海洋回家後，喜歡看抖音、快手，她就在旁邊看着，彼此不怎麼交流。更早以前，倆人剛認識不久，賈海洋帶魏來去西單看電影，她走在路的這一頭，他走路的那一頭，中間隔着一小段距離。

賈海洋沒有解釋過，這段距離意味着什麼。

愛的需求

魏來結婚了，但她的情感需要，似乎仍少有人關注，這在心智障礙群體中并不少見。

雪真是一名唐氏綜合征患者，今年22歲，上高中前後，父母就逐漸開始考慮她的婚戀問題，但雪真爸爸尚曉峰對此猶豫，“孩子想的也不會像正常人那麼多……不會像正常人有太深的情感方面的波動”，尚曉峰說。

在尚曉峰印象裡，女兒對感情的理解主要是“别的男生對她好，她就覺得挺高興”。幾年前，他帶雪真參加同事的婚禮，白色婚紗、鮮花，雪真被迷住了，一度将結婚視為自己的夢想。“但她也就是覺得好看”，尚曉峰解釋。

另一位和雪真年齡相近的心智障礙男孩的家長也向澎湃新聞感慨：“他的心智就不懂，他的感情需求就沒那麼強烈，如果他們的情感和普通人一樣，那我們就不愁啦。”

觀念之外，心智障礙者自身卻展現出了不一樣的狀态。2017年，雪真參加了融愛融樂心智障礙者家庭支持中心組織的蠟像館參觀活動，認識了同樣是心智障礙者的小龍。多次接觸中，雪真對小龍産生了好感：“他說他特别喜歡看見我笑，當時我都已經被他的帥的樣子迷住了。”

雪真回憶起她和小龍相處的點滴：他們一起去歡樂谷玩，手牽手坐旋轉木馬。小龍還給雪真錄制視頻，視頻中，他抱着一顆大蘋果表白：“我送你個大蘋果，喜歡嗎？喜歡你就嫁給我吧。”雪真說起這件事，臉上有掩飾不住的喜悅。

尚雪真。澎湃新聞記者 柳婧文 何锴 圖

華東師範大學教授汪海萍長期從事特殊教育研究，她在《智障人士的婚姻生育問題》一文中談及心智障礙者被忽視的情感需求：“通過和智障人士面對面地訪談，可以發現他們對戀愛、結婚以及生育都有很大的向往。智障并非情感淡漠，他們有着同樣的情感需求，他們渴望獲得愛情，渴望得到關心與愛護。”

融愛融樂小齡項目部主任王雪洪告訴澎湃新聞，心智障礙者的情感需求和普通人是一樣的，隻不過他們表達的方式不一樣，擁抱、拖拉、齧咬、大叫、打頭等等，都可能是他們表達“喜歡”的獨特方式。

在王雪洪的觀察中，許多人認為心智障礙者對婚戀的理解必須到60分才及格，最好能到100分。她接着問：“那是不是30分就不行呢？10分行不行？……我也不知道，我也沒有答案。”

蔡聰看來，觀念和視角的轉變尤為關鍵，“作為心智健全者、作為家長，我們覺得他們的表達很幼稚，或者壓根不是我們想象的方式，其實這是我們的利益計算和刻闆印象。當我們把這些東西抛開來看，他們表達情感的一些行為反而是最純真、最本能、最真實的。”

今年35歲的陳麗君與34歲的沈巍在2014年結為夫妻，倆人都屬于中度智能損傷。他們曾在北京一家工廠做擰螺絲的活，工廠倒閉後，陳麗君成了保潔員，丈夫沈巍去了洗車行。

在工廠工作時，陳麗君管沈巍叫師傅，她總笑他：“師傅你吃飯咋那麼多呢。”一來二往，沈巍對陳麗君有了好感，某天中午下班後，他主動表白：“陳麗君我喜歡你，咱倆交往吧。”陳麗君起初猶豫：“我得看看他這個人對我好不好，每天他能不能給我帶來快樂，能不能是個好丈夫。”他們相約出去玩，北海公園、香山公園、歡樂谷、石景山遊樂園……

在一起後，沈巍經常給陳麗君做飯，陳麗君誇“特别好吃”。她原本不會做飯，沈巍教她，慢慢地，她也學會了做飯，燒給沈巍吃。“我們每天都在一起吃飯”，陳麗君的話語中透露着愛意，“他對我好，我對他好，他體貼我，我體貼他，他關心我，我就關心他。”

沈巍和陳麗君。澎湃新聞記者 柳婧文 何锴 圖

蔡聰進一步對澎湃新聞說，很多時候，父母對心智障礙孩子進入婚姻的不信任，時常不是出于對孩子成長的尊重，更多源于家長自身的擔憂。“如果出于對成長的尊重，那麼她明明就有愛的需求，我們不應該以此為目标去尋找解放的方法嗎？”

每個人都擁有“犯錯誤的尊嚴”

然而，在家長面前，這更像是一道無解的難題，尚曉峰曾反複糾結，最後想：“對于這類孩子而言，能不結婚可能就不結婚了。”他解釋：“（雪真）生活自理能力還是嚴重欠缺，如果兩個類似的孩子，哪怕那個孩子水平稍微比她強一些，在一塊的時候也會有很多的問題。”

與尚曉峰有相似憂慮的家長并不少見。2008年，華東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院碩士研究生陳蓮俊對上海29位智障人士的家長進行了訪談，隻有6位認為應該支持智障人士結婚，26位家長表示，智障人士結婚反而會加重家庭負擔。盡管絕大多數家長認同“每個人都有愛與被愛的權利”，但他們也都擔憂智障人士的自我保護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他們對孩子結婚最大的憂慮分别是：未婚先孕或無法做出正确交往的判斷、被騙或遭受性侵害、沒有能力掌握必要的性保護知識。

在這一過程中，很少聽見心智障礙者的聲音。即使是已經結婚的魏來，在決定走入婚姻的過程中也是缺席的。2018年，賈海洋家人從河北來北京提親。當天在場的共六個人，賈海洋的爸爸媽媽、姐姐姐夫、魏來的爸爸媽媽，男女主角并不在場。2020年，雙方家人商量結婚事宜。當天在場的還是六個人，男女主角依舊不在場。

從相識到領證結婚，魏來回憶四年多的曆程，是“兩個家庭商量出來的”，有時村主任也參與商讨。“爸爸媽媽的決定，我都支持”，魏來說，“我爸媽考察了他四年多”，賓語是賈海洋，但主語不是她。

回憶起魏來與賈海洋初次見面的情形，魏來媽媽覺得：“她好像也不懂得什麼，就光是概念上、名字的稱呼，‘哦，這是介紹的男朋友。’至于說人啊外貌啊，這些她都沒有什麼感覺似的。”在戀愛、結婚的事上，“和魏來商量，商量不出來什麼”，魏來媽媽解釋。

王雪洪告訴澎湃新聞，現在心智障礙者的婚姻決策過程中，影響她們做決策的途徑往往隻有父母，沒有其他的來源，例如社會新聞、教育、同伴等。

心智障礙者通常被認為沒有判斷能力，不具備表達結婚意願或自主決策是否結婚的能力，而在蔡聰的觀察裡，這樣的觀念不隻出現在談論他們的婚戀問題時。

他回憶起在一次培訓時遇到的插曲：一位從英國留學回來的家長和一個自閉症人士就心智障礙者能不能自主決策這一問題展開讨論，産生了争執。家長突然說：“你閉嘴，我從英國留學回來的，我學了平等的，我比你懂。”

蔡聰覺得，這是當一個心智障礙者為自己發聲時，卻受到了來自家長、來自受過更高等教育者的權威的打壓。

“在心智障礙這個領域裡，（家長）最愛說的一句話就是：哪有父母不愛孩子？一切都是為了孩子好。家長（對孩子）的幹預和決定，是一個很普遍的現象，隻是到了心智障礙者身上，變得更加明顯了”，蔡聰說。

在蔡聰看來，這背後的原因源于整個社會對心智障礙人士的歧視，健全者用異樣的眼光看待心智障礙者，将他們“關”在家裡，隻滿足吃喝拉撒的需求。久而久之，心智障礙者無能無用的觀念，便真的将他們推向了無能無用的境地；同時，一旦殘障人士犯錯、出了問題，就被認為是殘障的問題，從一開始就就否定了他們，使得他們缺乏鍛煉成長、總結經驗的機會。而人與人的邊界、符合社會期待的情感表達、人際相處等，都是在從小到大的社會規訓和教育中去習得的。

“每個人都是在犯錯中成長的，每個人也都擁有犯錯誤的尊嚴”，蔡聰強調，如今在殘障公益領域，呼籲從替代性決策轉向支持性自主決策，心智障礙者需要的不是過度保護或代替決策，而是适當的引導和支持，他們也是有發展能力的主體。

另一方面，蔡聰還留下了很多疑問：“婚姻是不是自己真實的意願？每一個人都可以問一下自己。結婚意味着人生就定型了嗎？過得不好，離婚也是可以的，可是為什麼到了心智障礙者，就變成結婚就一定是TA想清楚了，并且将來百分百不會有問題？有的人為了相愛才結婚，有的人為了過日子，有的人貪圖對方的美貌、财産，到底心智障礙者可以因為什麼而結婚，不可以因為什麼而結婚呢？”

一名心智障礙者在杭州一家咖啡館内制作糕點，經過兩年多的鍛煉，他對工作已十分熟稔，從外表已看不出他是一位心智障礙者。人民視覺 資料圖

在支持下自主生活

對于雪真今後能不能走入婚姻，雪真媽媽翟曉麗挺樂觀，“隻要有人想娶她，她也喜歡，我就同意。哪怕隻在一起一天，我也願意讓她體驗一下”，翟曉麗說，“那我就最後兜底。”

翟曉麗相信，就算婚姻生活隻延續了一年、一月，對雪真也是寶貴的體驗，雪真還可以試錯，“她有她的權利，享受作為一個（人的）人生完整的所有環節。”

早在雪真成長過程中時，翟曉麗就試圖讓她多做嘗試，引導女兒。

雪真在高中時學習烹饪，中餐、西餐都會做。從雪真上高一開始，翟曉麗有意識地培養雪真的理财能力，教她養成記賬的習慣，收入、支出各一本，條目清晰。

2019年9月，雪真找到了一份工作，同事都是心智健全者。周一至周五，她上午在公司打掃衛生消毒，下午做文職類工作，記考勤、處理文件、表格。每周三，下班後她獨自坐公車前往舞蹈學校學習舞蹈。如今，偶爾父母都不在家時，雪真會一個人生活。

翟曉麗最大的期望，是有朝一日雪真能夠搬出家，她希望雪真能在盡可能少的支持下獨立地生活。

2017年5月，雪真參加了一場婚禮，她在日記裡寫，希望自己以後也能穿上“美麗的婚紗”，“有了好身體、好習慣、個人衛生很好、有禮貌、有很多知識和本領、速度快、幹活的質量又好，才能當媽媽，才能工作，才能結婚，我相信我自己一定能做到，加油吧！”

許多心智障礙者缺乏雪真媽媽這樣的支持，難以與社會融合，不隻在婚戀時，而且在更早的教育、就業階段。王雪洪告訴澎湃新聞，在整個心智障礙者群體中，有工作者隻占5%左右，更多的心智障礙者因為生活自理仍成問題，使得結婚生育幾乎與他們無緣。

事實上，雪真找工作也經曆了一番波折，兩次被拒，最終找到工作，也是依靠父母的托舉和助力，在雪真爸爸朋友的公司謀得了一個職位，并非源于社會、企業環境的協助和支持。

雪真即将從特教學校畢業時，在日記裡為自己找工作加油打氣。受訪者供圖

蔡聰介紹，一個較為完善的支持體系包括自然支持、專業支持與社會支持。自然支持即家庭的支持，需要家長有充足的理念，同時，家長也需要支持，可以參加培訓、互助社群；專業支持是由社會工作者、社區機構人員尋找資源，協調與引導、促進心智障礙者自主生活；社會支持則強調讓更多人接受相關理念的教育，實現融合教育等，當心智障礙者能與心智健全者一同生活，就能減少刻闆印象和迷思。

令蔡聰振奮的是，在親密關系領域，廣州已經有一個項目緻力于讓心智障礙者與非殘障人士做“約會練習”，他們會一起看電影、喝咖啡。在這個過程中，心智障礙者得以體驗和不同人的親密關系，學習如何與人相處。

除了人際關系，談到心智障礙者的婚戀，性與生育也是無法繞過的問題。

婚禮當晚，魏來“第一次整那個情景”。在她的描述中，“那個情景”就是“夫妻接吻，弄得全都是血”。那晚之前，媽媽教過幾句和性相關的知識，諸如“你先去試一試”，“就正常去親嘴，留一點血是正常現象”。

在雪真對生育的理解中：“（生寶寶）必須兩個人才能完成，爸爸的種子碰上了媽媽的種子，在媽媽肚子裡十個月，寶寶就生成了。”

這些觀點是雪真從看過的電視、參加過的婚禮，以及楊紅纓的“淘氣包馬小跳”系列書籍《我們的身體》裡學到的。小學到初中九年，雪真就讀于海澱區培智中心學校。雖然學校有兩性關系課程，但内容主要是生理衛生和自我保護，或基礎的交際禮儀，“親人一肘距離、好友一臂距離”之類。

在此之前，父母也沒有教過雪真性知識。“她的面部表情、身體步态都是小孩，我一直還把她當作小孩看待”，翟曉麗坦承。但最近，她也開始考慮給雪真買繪本和人體模型，她不知道雪真會不會理解，但她相信，重複得多了，就算不理解，雪真也會記住。

生，還是不生？

對雪真生育後代，爸爸尚雪峰的反對很強烈：“搞不好就會遺傳，對家庭對社會，都是一個負擔……這個社會可能不缺一個正常孩子，但不需要再多一個不正常的孩子。”

在有關心智障礙者生育問題的讨論中，類似的觀點屢見不鮮。蔡聰對此表達了反對意見，在他看來，優生學論調充斥着這類讨論，因為有遺傳的可能性，就剝奪心智障礙者的生育權，是對殘障者生命價值和尊嚴的否定。

但他也理解家長養育一個心智障礙孩子的疲憊，“不應該去指責個體”，更何況，普通人生孩子、養孩子，都需要充足的信息和支持，這是心智障礙者和她的家庭不具備的，宏觀的政策沒有改變之前，隻是把問題又轉嫁給了家庭。

被問及是否想要一個孩子時，陳麗君态度搖擺。她一面表示不要孩子，一面說：“誰不願做個好媽媽呀。沒有孩子，心裡總覺得缺點什麼。”

她和沈巍各自的工資每月隻有兩千多，頂多攢下五六百。沈巍在公交車上聽大爺大媽們聊起自家孫輩，養育孩子一年需要十四、十五萬，沈巍開始反觀自己的經濟水平，也擔憂“生完這孩子萬一比我們還傻”，他們無法想象，自身智力受損，要如何養育一個孩子。

阿斯伯格綜合征患者小林也一度擔心自己的病遺傳給孩子，阿斯伯格綜合征是一種廣泛性發育障礙，包含社交障礙和刻闆行為等特征。婚後，小林曾與丈夫商量是否要孩子。他們查閱資料，琢磨遺傳率，“難道就不生了嗎？”小林很猶豫。

小林回憶，當初，她鼓起勇氣告訴丈夫自己的病時，丈夫遲疑了一會兒，握着她的手說：“我不管你什麼病，隻要你還愛我，我就肯定還會愛你。”

2019年，小林的兒子出生了，她仍然不敢放松。書裡寫，隻要孩子醒着，就要用特别輕柔的聲音不停地講話，可以提高孩子的社交能力。最長的一次，她抱着孩子說了兩個多小時的話，描述路邊的樹木花草，講童話故事，并且不停地告訴他：“媽媽愛你。”

阿斯伯格綜合征帶來的情緒問題仍然不時顯露，家裡的書籍必須按她的方式擺放，一有變動她就會大哭。好動的兒子弄亂了她的書，她忍不住大吼：“我讨厭你。”兒子顯然被驚到了，卻轉身摘了一朵她種的花遞給她，她的心立即軟了下來。

看着兒子和其他陌生孩子一起玩耍，小林感受到“從未體驗過的美好”，這是她在少年時期被孤立和校園暴力時，未曾體會過的開放的善意。

在魏來家，魏來孕育下一代沒有遭到什麼異議。魏來父母的心中，如果足夠幸運，這個孩子不僅會長大，也會心智成熟，等到他們老了，這個健康的孩子将承接起照顧魏來的使命。

如今，為了盡快晉升為父母，魏來和賈海洋每天都要吃維生素，魏來想着什麼時候去趟王府井書店，買點“學懷孕的書”。她期待成為好媽媽，給孩子倒水、喂奶、洗襪子，抱着孩子，睡覺的時候也要安慰孩子。

對于做出要孩子的這個決定，魏來的表達很明确：“我還是想要一個寶寶。”當被問起為什麼想要寶寶時，她的答案是：“為這個家傳宗接代。”她接着解釋，有一個寶寶，意味着家庭完整。魏來平靜的表情中，看不出這是否是她的真實意願。

而魏來父母嚴陣以待，對他們來說，魏來生了孩子以後，就相當于他們再“多帶一個孩子”。

陳麗君和沈巍最終放棄了生養下一代的想法。前段時間，他們買了兩隻小倉鼠回家，取名金絲熊和布丁，他們把小倉鼠視為自己的孩子，每天給它們喂喂食。

在家時，倆人的生活過得有聲有色，他們琢磨怎麼把飯做好，偶爾也出去打打羽毛球、乒乓球。沈巍還買了英語書、唐詩集、新華字典，互相督促着背單詞、背詩歌、背成語。

去年，他們開始接觸佛教，以後，他們打算先四處旅遊，最後去一家寺廟養老。陳麗軍和沈巍将那裡視為他們老了以後的歸宿。

責任編輯：黃霁潔

校對：張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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