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交子拓印

　　美國學者斯塔夫裡阿諾斯認為宋朝“發生了一場名副其實的商業革命”。法國漢學家謝和耐對宋代“獨特的貨币經濟、紙币、流通證券”稱贊有加。确實，宋代紙币——交子的出現，是一件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事。

商業空前繁榮

　　說起中國古代紙币，就不得不提到曾流通百餘年的宋代交子。而提及交子，就不免引出這樣一個問題：為何交子沒有出現在繁榮昌盛的唐代或資本主義萌芽的明代中後期，而是出現在兩者之間的北宋時期？答案要從當時的人口規模、商業發展等社會現實中去尋找。

明 仇英《清明上河圖》局部 遼甯省博物館藏 圖中描繪了北宋汴京城的繁華街景

　　首先，北宋時，戶口殷實，人數增加。據北宋地理名著《元豐九域志》記載，北宋10萬戶以上的州、府，宋神宗元豐年間（1078—1085年）有40多個，宋徽宗崇甯年間（1102—1106年）達50多個。北宋人口長期保持在七八千萬，宋徽宗時期有165萬多戶，人口約為1億。

　　其次，宋代的商業空前興盛，打破了時空限制。宋初即規定三鼓前不得禁止行人，宋神宗時規定舊城各門的開閉時間分别為五更一點和三更一點，宋徽宗時州橋、馬行街等夜市的營業時間可持續至三更。在地域上，除了城市以外，城市周邊的農村地區也形成了許多“草市”和“鎮市”，并出現了更多的“行”，如北宋東京人口在百萬以上，約有160多行、6400多家商肆。北宋張擇端所繪《清明上河圖》中，可見當時街道縱橫交錯，民居鱗次栉比，百肆雜陳，商旅雲集。

　　與上述現象相對應，北宋商稅增加，貨币化程度提高。宋太宗時，年商稅總額達400萬貫，宋仁宗時增加到2200萬貫，成為國家财政收入的重要來源。

宋代銅錢串

　　再者，北宋時，戰事頻繁，軍事開支動辄以千萬貫計。北宋鑄造銅錢總量約為2.6億貫，比此前所有朝代鑄币總量還多。僅1073—1084年，銅錢鑄造量就翻了兩番，超過了每年500萬貫。

　　以貫為單位的錢是多少？《宋史·食貨志》記載：“宋初，凡輸官者亦用八十或八十五為百，然諸州私用則各随其俗，至有以四十八錢為百者。至是，诏所在用七十七錢為百。”南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記載：“都市錢陌，官用七十七，街市通用七十五，魚肉菜七十二陌，金銀七十四，珠珍、雇婢妮、買蟲蟻六十八，文字五十六陌，行市各有長短使用。”結合宋人洪邁《容齋随筆》、宋人沈括《夢溪筆談》等可知，宋代一百錢為“陌”或“百”，一千錢為“貫”。

　　因此，在商品經濟大繁榮的同時，貨币的計量、流通及支付等問題也日益凸顯。更輕便的貨币成為現實的需求，于是，北宋時經濟較為發達的四川地區首先出現了中國最早的紙币——交子。

交子取代鐵錢

　　宋代時，四川地區農業發達，人力資源豐富，是絲織、造紙、釀酒和雕版刻印的中心地區。成都是當時全國最重要的商業都會之一，也是糧食、蜀錦、絹布、茶葉、藥材、紙張和書籍的最大集散地。當時的成都還設有茶馬司，即專門掌管茶馬互市的機構。

　　成都商業到底繁榮至何種程度？據宋人趙抃《成都古今集記》記載，成都每月都有專業性的貿易集會，“正月燈市……四月錦市……八月桂市……十二月桃符市”。宋人李良臣在《東園記》中描述：“西南大都會，素号繁麗，萬井雲錯，百貨川委……奇物異産，瑰琦錯落，列肆而班布，黃塵漲天，東西冥冥，窮朝極夕，颠迷醉昏，此成都所有也。”

　　商業的繁榮直接帶來商稅的增加。據統計，熙甯年間，四川的商稅收入占全國商稅總額的26％；紹興年間，四川的酒稅收入占全國酒稅總額的40％。

北宋大觀通寶和南宋建炎通寶

　　北宋開國之初存在銅錢、鐵錢及銅鐵錢兼用的現象，分為幾大貨币區，四川為鐵錢區。宋代唐士恥《靈岩集》記載：“益州之壤，鎮撫全蜀，直國坤維，雖車書混一，初無彼此之間，然去都國幾萬裡，了不與中原接壤。地西接蠻戎，慮其溢洩，賦币以鐵。”

　　然而，鐵錢笨重，在“蜀道難”的地理環境下，尤其不适宜大宗及長途貿易。宋仁宗朝的益州轉運使張若谷曾上奏：“折大錢一貫重十二斤……動辄肩挑車載，民苦轉貿重。”美國學者威廉·戈茲曼在《千年金融史》中介紹，北宋初年四川買1斤鹽需要支付1.5斤鐵币。淳化二年（991年），宗正少卿趙安易在蜀地親見“每市羅一匹，為錢二萬”。宋代文瑩、曾鞏等人也認為，鐵錢太重不利于商業貿易的發展。王小波、李順等人領導農民在四川起義時還造成過“鐵錢荒”。

　　綜上可見，鐵錢使用十分不便。于是，在當時造紙術和印刷術的基礎上，交子應運而生。《宋史·食貨志》記載：“真宗時，張詠鎮蜀，患蜀人鐵錢重，不便貿易，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缗，以三年為一界而換之，六十五年為二十二界，謂之交子，富民十六戶主之。”宋代李攸《宋朝事實》記述尤詳：“諸豪以時聚首，同用一色紙印造，印文用屋木人物，鋪戶押字，各自隐秘題号，朱墨間錯，以為私記。書填貫，不限多少。收入人戶見錢便給交子。”元代費著在《楮币譜》中記載：“蜀民以錢重，難于轉輸，始制楮為券，表裡印記，隐密題号，朱墨間錯，私自參驗，書缗錢之數，以便貿易，謂之交子。”

北宋年号錢

　　交子以楮紙為材料印制，因此又稱“楮币”。交子由16戶實力雄厚、信譽良好的富豪共同籌集36萬缗作為保障金擔保發行，商戶可用鐵錢兌換交子，每貫收取30文手續費。交子廣泛流通後，發行量日增。時人感歎：“貿百金之貨，走千裡之途，卷而懷之，皆曰鐵不如楮便也。”宋人詩雲“懷中交子是鐵錢”“轉行交子頌輕便”。

　　景德年間（1004—1007年），益州知州張詠采取措施，開始整頓交子鋪戶，并甄選出以王昌懿為首的16戶特許經營。至此，政府認可了“私交子”的發行，張詠也被後世尊為“紙币之父”。

益州官設交子務

　　誠然，比起鐵錢，交子輕便、安全，但其發行流通後也産生了諸多流弊。受利益驅使，僞造的假交子時有出現。“富民赀稍衰，不能償所負”，或有交子鋪戶挪用存錢，“廣置邸店屋宇、田園寶貨”。當商民持交子交易時，或不按時兌換現錢，“關閉門戶不出”。這些不守信用的行為引發了民憤，争訟不息。于是，當時的轉運使薛田、張若谷便上請設置益州交子務，“以榷其出入，私造者禁之”（《宋史·食貨志》）。民間私交子不可避免地進入官方視野。

　　天聖元年（1023年），朝廷在益州設置“交子務”，委派監官主持交子事宜，嚴格監督交子的印制過程。次年，政府正式發行官交子。此後不斷完善交子制造、發行及流通各個環節的管理。熙甯元年（1068年），監官戴蒙上請設置抄紙院，以變革交子僞造之流弊。元豐元年（1078年），增設“掌典十人，貼書六十九人，印匠八十一人，雕匠六人，鑄匠二人，雜役十二人”。崇甯三年（1104年），規定“私造交子紙者，罪以徒配”。

北宋交子銅版印版

　　官交子加蓋了“益州交子務”和“益州觀察使”等官方印記，在發行和流通管理上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官府也開始承擔金融系統中的各種責任。這些制度主要包括：一是明确了交子票面額度，從一貫至十貫不等；二是限額發放，每一批交子125萬貫，并配有集中兌付所需的準備金；三是規定發行年限，期滿以舊換新；四是鼓勵民間對僞造交子的行為進行檢舉和揭發。這一系列舉措，使得交子以國家強制力為後盾，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國家貨币。由于信用度高，官交子偶或出現溢價現象，常以高于面值的價格成交。

　　現藏于遼甯省博物館的宋代交子銅版拓片是宋代發行紙币的物證。該銅版拓片版面長16厘米，寬9.1厘米，上部是十枚貨币圖形，中部有“除四川外許于諸路州縣公私從便主管并同見錢七百七十陌流轉行使”29字，下部為倉廪前數人搬運貨物圖案。這一銅版拓片不僅反映了宋代的印刷技術，還見證了宋代商品經濟的發達。

　　官府管理有效保障了交子的健康流通，但這一局面在官府不遵循經濟規律而私自發行交子時被打破。北宋時，由于冗兵、冗官、冗費及長期對遼、西夏輸送歲币，财政狀況漸趨窘迫。為解決這一問題，官府将交子變為斂财的工具。

宋代成都複原街景，從中可見當時成都商業之繁華

　　慶曆年間（1041—1048年），益州“交子務”為支付糧草費而在陝西發行沒有準備金的交子60萬貫。紹聖年間（1094—1097年），官府大量超額發行交子，不再遵守每界固定的發行數額。這些舉動導緻的結果是：通貨膨脹、物價上漲和交子信用的喪失。正如宋人劉克莊《又絕句二首·其一》詩雲：“物貴皆由楮币輕，近聞五嶺亦通行。”交子由可兌換紙币變為國家強制流通的不可兌換紙币。在一系列亂象之後，至大觀三年（1109年），朝廷宣布已經發行的交子全部作廢。至此，流通了百餘年的交子正式退出了曆史舞台。

　　宋代交子之後，曆朝曆代也曾有紙币流通，但明代中期以後，白銀成為主要貨币，紙币隻是輔助貨币，再也沒有如宋代交子那樣的榮光。

結 語

　　交子的出現折射出北宋經濟發達、商品流通活躍以及科學技術的進步，其消亡則表明：若政府不尊重經濟規律私自發行貨币，必會對經濟造成災難性後果。交子雖然“興勃亡忽”，卻被史學界公認為紙币或彙票的濫觞，比西方國家發行的紙币早六七百年。據媒體報道，英國倫敦英格蘭銀行博物館的中央天井栽種着一棵中國桑樹，就是為了紀念中國北宋交子。

作者簡介

張小華，甘肅省靖遠縣靖遠一中曆史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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