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都是因“症”——症狀，就醫看“病”的。症狀指患者自己感覺到的身體或精神上的不舒服或“難受”。

臨床上有許多不同的“症狀”，如胸悶、胸痛、腹痛、心悸、發熱、頭痛、黑曚、暈厥……。患者不可能挂了門診或急診号，見到醫生會先說“病”，“X醫生，我得了心肌梗死，你救救我”，而隻能因感到“胸痛”等“症”去尋求醫療服務的。

同一種“症”，如胸痛，其發生場景（如與體力活動的因果關系）、持續時間、緩解方式都會有多種表現方式，而且因為“胸痛”、“胸悶”、“後背痛”引起它們的原因“病”也會有多種，從有生命危險的急性心肌梗死，到焦慮抑郁引起的軀體不适，或帶狀疱疹，骨骼肌肉損傷，胸膜或心包疾病、肺部疾病等……。

而由于我國目前的就診模式是千軍萬馬擠大醫院，搶專家号，導緻挂号起五更，排隊幾條龍，候診幾小時，看病三分鐘。醫生沒有充足時間問診，去認認真真問“症”。患者也習以為常，知道不可能有時間說“症”，見了醫生就拿出一堆檢查結果，一袋子甚至幾袋子CT、核磁片子或加上個冠狀動脈造影光盤。醫生匆匆忙忙選些自己認為重要的檢查，當然先看CT和造影，很快決策——有胸痛=心絞痛=住院=造影，必要時支架。

問“症”，問診，不僅是對患者病情做調查研究，也是醫患間的感情溝通。當醫生的一個最基本素養是“傾聽”患者的“傾訴”，要讓患者把疾病的“苦水”倒完，把對疾病的疑問糾結說完。醫生要與患者共情，時時處處換位思考，從患者的角度和患者的利益想問題，動腦筋。醫生不能自以為懂醫學，不體會體貼醫患間醫療信息很不對稱，而認為患者提的問題無知可笑，不屑一顧。

中醫就是“辨證施治”的，要辨好“證”，必需望聞問切，不隻是“把脈”，問診（即問症狀）不可或缺。西醫也非常強調問診，把“症狀”問充分、問清楚，胸痛不都是心絞痛，更不都是不穩定性心絞痛。

通過問診和望（診）、觸（診）、叩（診）、聽診，用聽診器和基本的檢查，如心電圖、胸片，必要時做進一步檢查，如超聲心動圖、運動心電圖、動态心電圖……；如确有必要，酌情做成本高、有傷害或有創傷的CT、核磁、血管造影、活檢……。即“五指學說”。

有了患者的“主訴”——症，又有了必要的客觀檢查證據，根據經驗，科學思維（包括哲學思考）與人群的臨床試驗，指南的建議，去僞存真，去粗取精，力争找到引起“症”的原因——“病”。

但現代醫學上的檢查，包括影像技術越來越多，技術越先進，發現身體各處的“蛛絲馬迹”越多。但常常查出的許多“病變”或“病”并非“症”的原因，而是旁觀者，“看熱鬧的”，并且很多這種“病變”或“病”并不需大動幹戈積極過度幹預，如無黑朦或暈厥的24小時動态心電圖（Holter）記錄到的長間歇，無器質性心髒病的室性早搏或短陣心動過速等。

而現在醫學有點兒“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因為醫學本身有許多不确定性，忽略了什麼，可能需擔責任；對不斷發展的生物醫學技術崇拜，科學主義，技術至上，把醫生做成了“技工”，把有病的人當成“機器”修。（去年長城會上，我把這句話講給了歐洲心髒病學學會主席，他在今年的ESC學術年會開幕式上講了這句原話。走下講台，他第一時間與我握手緻謝，說這是我對他講的），再加上醫療趨利的劣根，導緻了見啥治啥，甚至出現對所有心房顫動患者開展射頻消融與左心耳封堵（沒有充分證據，可能有害無益）打包的“一站式”服務，還騙進了醫保。

如何判斷界定“病”與“症”的關系？“病”或“病變”，如CT或造影發現的冠狀動脈狹窄是不是患者主訴的“症”（後背痛）的原因？并不少見的情況可能是“病”與“症”的分離，病是病，症是症。狹窄的冠狀動脈造影發現并不是患者“症”——胸悶胸痛的原因，胸痛、後背痛是其他原因，包括“雙心”——焦慮、驚恐、抑郁引起的軀體症狀。

2—3分鐘根本不可能看好病，問好“症”，看好“病”，辨别引起症的病到底是什麼，要花時間，要過細。粗枝大葉不行，粗枝大葉往往搞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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