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文學成就和建安風骨特點?作者：張振龍（信陽師範學院文學院特聘教授），我來為大家講解一下關于建安文學成就和建安風骨特點?跟着小編一起來看一看吧!

建安文學成就和建安風骨特點

作者：張振龍（信陽師範學院文學院特聘教授）

遊藝作為一種文化藝術活動，從其産生時起就是中國文人文化生活的有機組成部分，并且在不斷地發展變化。建安時期，遊藝在文人生活中的價值和地位，有了明顯提高，其性質、内容、形式都發生了新變。這一新變促成了遊藝文學的生成，豐富了建安文學的類型，也标志着遊藝對文學的影響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首先，文人遊藝的新變是建安遊藝文學生成的前提。“遊藝”一詞出于《論語·述而》。文曰：“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遊于藝。”朱熹解釋雲：“遊者，玩物适情之謂。藝，則禮樂之文，射、禦、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阙者也。朝夕遊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從“遊藝”最早的用法來看，它與儒家的六藝密切相關，是士人通過對禮、樂、射、禦、書、數“六藝”的學習和實踐體悟“至理”，“玩物适情”的形式，目的是提升自我道德修養。遊藝還肩負着政教功能，是執政者治國理政的工具。如投壺這一遊藝形式，在先秦就是一種禮樂活動。《禮記·投壺》載：“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鄭玄注曰：“名曰《投壺》者，以其記主人與客燕飲，講論才藝之禮。”秦漢時期，士人遊藝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逐步突破先秦儒家六藝的内容而日趨多樣，但其地位和價值并未發生根本改變，這由從事遊藝的士人常被“以俳優畜之”不難看出。

至建安時期，文人遊藝在性質、内容、形式等方面均發生了新變。遊藝不僅經曆了從治國理政的工具到娛樂藝術、從單一到綜合、從以因襲為主到以創新為主的轉變，而且從事遊藝的文人也得到了社會的認可和尊重，遊藝開始邁入真正藝術化的新階段。如張華《博物志》載：“馮翊山子道、王九真、郭凱等善圍棋，太祖皆與埒能。”《吳錄》也說：“嚴武字子卿，衛尉畯再從子也，圍棋莫與為輩。”曹丕則在《典論·自叙》中表達了不得與馬合鄉侯、東方安世、張公子等人對弈的遺憾。所以，在建安文人看來，遊藝既是消遣娛樂的“遊”的活動，還是具有專業性、競技性、觀賞性和審美性的“藝”的活動，蘊含着“藝”的藝術特質和“清靈體道，稽谟玄神”（王粲《圍棋賦》序）的文化意蘊。其地位和價值有了根本性的提高，這是建安遊藝文學生成的重要前提。

其次，遊藝活動豐富了建安遊藝文學的題材和内容。建安時期，在曹氏父子的提倡和組織下，文人經常舉行宴集、遊覽等遊藝活動，在遊藝中創作，在創作中遊藝。此時不少作品就是在文人宴集、遊覽等遊藝活動的影響下産生的。這主要包括如下三種類型：

一是遊藝過程與文學生成。這又分為受命而作和即興而作。前者一般是受遊藝組織者之命而作的。如陳琳《武獵賦》、王粲《羽獵賦》等，就是在從武帝出獵時受曹丕之命所作。摯虞《文章流别論》載：“建安中，魏文帝從武帝出獵，賦，命陳琳、王粲、應玚、劉桢并作。琳為《武獵》，粲為《羽獵》，玚為《西狩》，桢為《大閱》。”曹丕為太子時，與建安諸子在北園及東閣宴集，也曾命其賦詩。《魏文帝集》雲：“為太子時，北園及東閣講堂并賦詩，命王粲、劉桢、阮瑀、應玚等同作。”後者是作者因遊藝的激發産生靈感或沖動而作。如曹丕的《戒盈賦》序雲：“避暑東閣，延賓高會，酒酣樂作，怅然懷盈滿之戒，乃作斯賦。”曹植的《娛賓賦》中也說：“文人騁其妙說兮，飛輕翰而成章”，都表現了文人宴集時彼此即興唱和創作的景象。曹植、王粲、應玚、劉桢等人的《公宴詩》，曹丕的《于谯作》等，也是他們在雅集、遊覽等遊藝中的即興唱和之作。據統計，這些作品現存可考的有30餘篇。它們既是遊藝促發的結果，也是遊藝的組成部分，是遊藝和創作的有機統一。

二是遊藝追憶與文學生成。這些作品通常是在遊藝結束之後的某一時間，由文人之間的交流或文人獨處時的聯想而完成的追憶之作。多回憶昔日遊藝情景，懷念遊藝中的美好體驗，寄托和表達自己的情思。如曹丕《與朝歌令吳質書》曰：“每念昔日南皮之遊，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彈棋間設，終以六博，高談娛心，哀筝順耳。”其《與吳質書》也雲：“每至觞酌流行，絲竹并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都非常典型。又如曹植、劉桢、應玚、王粲的同題《鬥雞詩》，應玚的《馳射賦》《校獵賦》，王粲的《彈棋賦》《圍棋賦》，丁廙的《彈棋賦》，楊修的《節遊賦》等，也是這類文學的代表。此類作品現存可考的共計40餘篇。

三是遊藝研究與文學生成。此時文人文學創作中出現了邯鄲淳的《藝經》《投壺賦》、應玚的《奕勢》、王朗的《塞勢》、王粲的《投壺賦》和曹丕的《彈棋賦》等專門書寫遊藝知識的作品。這些作品不是文人因受某一次或幾次具體遊藝活動的觸發而創作的，而是受該期遊藝風尚綜合影響的結果。因為遊藝之風的盛行，文人喜愛遊藝的同時，也産生了對遊藝的理性思考。所以對遊藝的類别及其曆史、形制、技法、技巧和娛樂審美功能等進行理論總結，為遊藝的進一步發展提供指導，也就成為文人的任務之一。這樣文人創作的專門書寫遊藝知識的作品也就應運而生了。如邯鄲淳的《藝經·棋品》就對圍棋這種遊藝所達到的境界進行了劃分與總結，把圍棋分為九個品第：“夫圍棋之品有九，一曰入神，二曰坐照，三曰具體，四曰通幽，五曰用智，六曰小巧，七曰鬥力，八曰若愚，九曰守拙。”其《投壺賦》則對投壺的曆史、形制、技法、技巧和娛樂審美功能等進行了系統介紹。這反映出建安文人的遊藝觀念已經超出了簡單的技術和技能，開始從學理的高度揭示遊藝的本質及遊藝之道，同時也說明文人對遊藝的競技性和專業性需求，已不止滿足于技術和技能的層面，而要追求“藝”之道的更高境界。這類作品達40餘篇，構成了建安文學的另一景觀。

再次，文人遊藝及其文學生成的價值。建安時期的文人遊藝培養了文人的藝術趣味，催生了真正意義的遊藝文學，使遊藝文學走向了獨立，成為古代文學中衆多文學題材類型之一。據筆者統計，建安時期現存創作遊藝文學作品的文人不少于22位，作品110餘篇。其代表作家三曹、七子，皆有書寫遊藝的作品傳世。遊藝文學不僅内容豐富，題材廣泛，涉及圍棋、田獵、六博、百戲、鬥雞、彈棋、投壺、樗蒲、蹴鞠、投壺、秋千、塞樂舞等各種遊藝活動，而且所運用的文體多種多樣，有詩、賦、銘、書信等。這些書寫實踐充實和豐富了文學的意蘊，從此我國文學史上文人的遊藝文學書寫也步入了獨立發展時期，遊藝文學也成為古代文學百花園中一朵奇葩。建安文人對遊藝的文學書寫，也對文人的遊藝産生了推動作用，在使文人遊藝借助于文學得到及時傳播的同時，也進一步強化了文學與遊藝的聯系，開啟了古代文學發展史上二者互動關系的新局面，對後世文人遊藝和遊藝文學的發展産生了積極的影響。如西晉的金谷宴集、東晉的蘭亭之會、唐代大曆浙東詩人群體與浙西詩人群體之間集會唱和等等，在一定意義上皆是對建安文人這一傳統的繼承和發展。其價值和地位值得重視。

《光明日報》（ 2022年09月19日13版）

來源： 光明網-《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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