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化的發展脈絡

（一）百家争鳴

在史學界公認的人類社會各大原生文明中，隻有華夏文明的文化（通稱中華文化）能成體系完整地傳承至今；并且從公元前三千年華夏文明形成到今天，五千多年來中華文化所哺育的族裔人口也一直是最多的。單從這兩個現象看，我們應該深刻感知到中華文化與生具有的優良基因和蘊含的偉大力量。

中華文化在古代曆經無數次戰火劫難和朝代更替，沒有消亡；在近代以來也遭到過次生文明強大的侵略欺淩和文化影響，但它依然沒有被肢解、異化或抛棄，它仍牢牢根植于民衆骨血裡，并且兼收并蓄了許多科學知識，不斷豐富着中華文化的内涵；也是憑借中華文化博大精深的智慧，中華民族戰勝了近代以來的困難，重新邁入世界舞台的中央，現在，更是以空前強大的實力經營着前所未有的民族複興偉業。

華夏文化主要包含哪些内容？它的價值在哪裡？它的問題在哪裡？哪些華夏智慧能幫助我們普通百姓在與次生文明文化的共生共存中獲益？有幸處于民族複興利好大時代的我們，不能不想想這些問題。

要思考這些問題，就應基于中華文化五千年來沒有發生斷層的完整傳承這一事實，重點去了解中華文化的源頭内容、主要基因，乃至它的傳承發展軌迹。我們可以不必像做學術一樣去探微深究，但不能不有所了解。

文明形成的标志是文字，有文字才能有效記錄思想、道理、技術、制度等知識并将這些知識有效傳承推廣，才會形成系統文化。我們已見不到古人和他們的錄音錄像，他們留下的文字和書籍以及遺物就成了我們了解當時文化的依據

古代書籍書寫和保存的技術不像現在這樣發達，現在看到的華夏文化經典大多是不同時代的後人編撰或注釋的，可能已添加了後人的不少内容，這些後加的内容有些可能是曲解源頭原義的。那麼，隻有越接近源頭階段的人編撰的典籍才越接近源頭文化的原義。所以要了解華夏文化的源頭内容，就要去看它源頭階段及更接近源頭階段的原著書籍，那些字、詞、句和篇章。

那麼華夏文化的源頭階段在哪呢？

大約公元前3000年，華夏有了甲骨文，約前2070年建立了第一個統一政權國家夏朝，之後一千五百多年間還有商和西周朝代。後來的史書記載這段時期華夏民族是有文字書籍的，如“三易”，但均未見原本了，“三易”中僅存的《周易》被認為是秦漢時期整理編撰的。

最早記錄華夏文明并真正留下當時作者文字原著的，是春秋戰國時期的諸子百家著作。之後兩千多年間，無論儒家還是道家文化，無一不是以春秋戰國時期的原著為母本加以注釋傳承的。就連現代漢語中一直仍在使用的有教育意義的固定成語和智慧格言，也大部分出自此時期的著作。

所以子陽認為，華夏文化的源頭階段，就是春秋戰國時期，期間的諸子百家著作及緊接其後秦漢諸子對這段曆史文化的著述，就是華夏文化的源頭内容。

以西周衰落周平王公元前770年東遷洛邑為起點，至秦滅六國止，華夏曆史進入春秋（前770—前476）戰國（前475—前221）時期。前有齊晉宋秦楚“春秋五霸"，後有齊楚燕韓趙魏秦“戰國七雄"，包括一些小諸侯國，這是一段諸侯争霸混戰的時期。

此時的東周王朝已王權衰微，禮樂崩壞，諸侯國之間發生了激烈的兼并戰争。鐵器和農耕的普及大大提升了社會勞動生産力，使民間已有餘資從事其他活動，當時"學在官府”制度已被打破，私學漸興，促進了士人階層（讀書人）勢力的崛起。各統治集團為在激烈的争鬥中赢得勝利，競相大量招賢養士，待遇優厚，并且思想獨立，可不附傭任一統治權貴，來去自由，人才流動寬松。

在這樣的環境背景下，有文化的士人為自己的思想主張或政治派别利益四處遊說、講學，文化思想空前活躍。他們著書立說，自成一派，并互相诘難，出現了諸子百家互相争鳴盛況空前的學術局面。這五百多年從未間斷的百家争鳴也是中國曆史上最恢宏盛大的文化思想大融合時期。

縱觀華夏文明史，春秋戰國時期是思想文化最為輝煌燦爛、群星閃耀的時代。中華偉大的思想家大多出現于這個時代，這個時代的思想和文化構成了中華文化的基礎源頭。

老子、孔子、孟子、莊子、管子、荀子、墨子、韓非子、鬼谷子…《周易》、《道德經》、《論語》、《孟子》、《莊子》、《荀子》、《大學》、《中庸》、《韓非子》、《孫子》、《左傳》、《國語》、《呂氏春秋》…等等，智者和經典不勝枚舉，即便今天的華夏子孫不一定都能對這些人物和經典耳熟能詳，但思想和習俗仍深受影響，這就是文化基因作用的緣故。

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争鳴其實不止百家，數得上名的有189家，多達4324篇著作。但成學派并對後代有傳承影響的大緻有十二家：儒、道、法、墨、陰陽、名、縱橫、雜、農、小說、兵、醫家。後人把前九家稱“九流”，加小說家謂為"十家九流"。

醫家講醫術，代表人物扁鵲；兵家講兵法，代表人物孫武孫膑；農家勸農桑，代表人物許行。此三家皆論實用技術，故對後世有影響。小說家采集民間傳說議論，考據民情風俗，然因“多為街談巷語，道聽途說”，故不為世人所重，終緻佚傳。

雜家是“兼墨儒、合名法”的治國方略綜合學派，代表人物呂不韋；縱橫家談連橫合縱的外交謀略和論辯術，對戰國時期整個局勢影響很大，鼻祖鬼谷子，代表人物蘇秦張儀；名家專事論辯名實（名稱概念與事實存在）之間的關系，已應用了邏輯學原理論證問題，時稱“辯者"，代表人物公孫龍。

陰陽家倡五行陰陽學說，并以之解釋社會人事。代表人鄒衍。他創立“五德終始說”，以之為曆代王朝興替規律，為封建大一統王朝的建立提供理論依據。陰陽家應用了《周易》的宇宙觀，又推演了《尚書》五德論，在政治倫理上贊成儒家仁義學說，又強調陰陽轉化的辯證法。漢武帝罷黜百家後，部分内容融入儒學體系，部分為原始道學吸收，作為獨立學派的陰陽家便不存在了。

墨家倫理上主張“兼相愛交相利”，政治上主張“尚賢尚同非攻”，行為上主張節儉、“非命”（通過後天努力可改變命運），宇宙認知上又主張“尊天事鬼”，代表人物墨子。墨家成員多為社會底層，有嚴密組織，并以刑死相約束。後分為兩支，一支專注認識論、邏輯學、數學等學科研究，另一支則變為秦漢社會遊俠。相對于儒家過分講求“禮”，墨家主張更貼近百姓實際。但其“兼愛非攻”思想比“仁愛"更難遵從，故未得統治者支持，所以發展不大。盡管如此，墨家仍能與儒家及道家黃老派并稱“顯學”，墨家的一些實用理念對後人治國理事亦有重要影響。

法家主張以法治國，不分親疏貴賤，“一斷于法”。代表人物管仲、商鞅、韓非，而韓非綜合法家前輩的法、勢、術，提出了一整套治國理論和方法，是法家學說集大成者。法家學說對大一統國家的治理和政權鞏固發揮了明确的作用，以法治國的理念對秦以後曆代政權都産生了深遠而深刻影響。法家反對儒家的“禮”，反對複古倒退，主張銳意改革前進。盡管後來文化主流上隻提儒道影響，但所有政權治理莫不施用法家思想，所謂“外儒内法”就是這個意思。

後來百家争鳴又怎麼消失了呢？當時儒道學派并不是主流，最出名的也不是孔孟老莊，而是蘇秦張儀等人，為什麼後來反而隻有儒道成文化主流、法家隻在執政高層應用，其他諸子百家卻在曆史中消聲了呢？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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