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和司馬光在争什麼?#頭條創作挑戰賽#王安石與司馬光在私生活方面存在諸多共同點宋人說：“荊公、溫公不好聲色，不愛官職，不殖貨利皆同”但他們在政見方面卻幾乎存在着全面的分歧：司馬光維護祖制，王安石強調變法；司馬光贊同“藏富于民”，王安石重視“富國強兵”；司馬光主張“節流”，王安石主張“開源”；司馬光認為“開源”即意味着政府要增設苛捐雜稅，“天地所生貨财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間，則在公家”，王安石則認為完全可以做到“民不加賦而國用饒”，我來為大家科普一下關于王安石和司馬光在争什麼?以下内容希望對你有幫助!

王安石和司馬光在争什麼

#頭條創作挑戰賽#王安石與司馬光在私生活方面存在諸多共同點。宋人說：“荊公、溫公不好聲色，不愛官職，不殖貨利皆同。”但他們在政見方面卻幾乎存在着全面的分歧：司馬光維護祖制，王安石強調變法；司馬光贊同“藏富于民”，王安石重視“富國強兵”；司馬光主張“節流”，王安石主張“開源”；司馬光認為“開源”即意味着政府要增設苛捐雜稅，“天地所生貨财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間，則在公家”，王安石則認為完全可以做到“民不加賦而國用饒”。

抛開情感與價值偏好的因素，是王安石的“民不加賦而國用饒”有道理，還是司馬光的“天地所生貨财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間，則在公家”有道理？

如果司馬光說的更有道理，那麼顯然，人類社會的物質文明将不會有任何進步，因為“天地所生，貨财百物，止有此數”。但肉眼可見的事實是，現代社會與古代社會相比，貨财百物何止增長了千萬倍？因此，哪怕是替司馬光辯護的學人，也不得不承認司馬光的判斷不合現代社會。但是，贊成司馬光、反對王安石變法的人往往又補充說：司馬光的判斷雖然不合現代社會，卻适用于古代社會，比如有學者認為：改革開放“四十餘年财富增長的動力來自哪裡？制度革新、科學發展、技術進步”。“而這些，在司馬光與王安石讨論‘天地所生貨财百物’的時候，都沒有發生。沒有上述這些革命性的因素，又怎麼可能出現社會财富的革命性增長？而如果财富總量不增長，那麼，理财的問題歸根結底還是一個分配問題，不在公家就在民間，是‘富國’與‘富民’孰先孰後、如何協調的問題。司馬光所言，誠為不謬。”

類似的觀點可以追溯到寫《蘇東坡傳》的林語堂：“不必身為經濟學家，盡可放心相信一國的财富方面的兩個重要因素隻是生産與分配，諒不緻誤。要增加國家的财富，必須增加生産，或是使分配更為得當。在王安石時代，增加生産絕無可能，因為那時還沒有工業化的辦法，所以一個财政天才之所能為，隻有在分配方面。因為王安石關心的，是充裕國庫，而增加國家财富的意思，也就是提高政府的稅收。”然而，就算在王安石時代，理财隻能是一個分配問題，貨财百物也未必是“不在民間，則在公家”。南宋陸遊對此有過一番闡述：“司馬丞相曰：‘天地所生财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其說辯矣，理則不如是也。自古财貨不在民又不在官者，何可勝數？或在權臣，或在貴戚近習，或在強藩大将，或在兼并，或在老釋。方是時也，上則府庫殚乏，下則民力窮悴，自非治世，何代無之？”

趙宋開國，不立田制，不抑兼并。因此貧富懸殊，賦稅不均，田連阡陌者多隐瞞田産，以逃避田賦。王安石推行的“方田均稅法”，用意即是“使分配更為得當”，讓兼并之家承擔更多的賦稅，平民相對減輕稅負，這不正是“民不加賦而國用饒”的辦法之一？

更何況，在王安石那個時代，通過發展生産來增進社會财富真的“絕無可能”嗎？一個明擺着的事實就是：宋朝去唐朝未遠，宋朝的國土面積小于唐朝，但宋政府通過墾荒、灌淤、精耕細作、引進并推廣良種占城稻、保護私有産權等方法，使得耕地面積大大增加，糧食畝産量也高于唐朝，所以宋朝才有大量剩餘糧食用于釀酒，酒業空前發達；宋人才有底氣稱“唐人作富貴詩，多紀其奉養器服之盛，乃貧眼所驚耳”。

可以肯定地說，宋朝的社會财富總量與人均收入水平都超過了唐朝，而且同時還保持着人口的快速增長。這難道不是社會财富總量的增長？

王安石曾提出：“富其家者資之國，富其國者資之天下，欲富天下，則資之天地。”明代李贽有一段批評司馬光的話，可作為王安石這一主張的注腳：“（司馬）光既知财貨百物皆天地之所生矣，生則烏可已也，而可以數計邪？今夫山海之藏、麗水之金、昆山之璧、銅鉛銀錫、五金百寶之産于地者，日入商賈之肆，時充貪墨之囊，不知其幾也。所貴長國家者，因天地之利，而生之有道耳。”

王安石的變法，既是再分配的過程——所謂“抑兼并”是也；同時也是擴大生産的過程——所謂“資之天地”是也，比如有學者提出，在“農田水利法”施行期間，“中央政府修建了超過11000個灌溉和防洪工程”。除了農業水利工程建設，神宗時代的宋政府還動員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于運河、碼頭、橋梁、水磨的修建，投入于銅礦、鐵礦、煤礦的開發，投入于對工商業的扶持與刺激。

所以，如果要我總結一句，我會引述黃仁宇的這個論斷：“王安石能在今日引起中外學者的興趣，端在他的經濟思想和我們的眼光接近。他的所謂‘新法’，（要）不外将财政稅收大規模的商業化。他與司馬光争論時，提出‘不加賦而國用足’的理論，其方針乃是先用官僚資本刺激商品的生産與流通。如果經濟的額量擴大，則稅率不變，國庫的總收入仍可以增加。這也是刻下現代國家理财者所共信的原則，隻是執行于十一世紀的北宋，則不合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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