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注重德性标格的中華文化中，孔子和老子雖有大相異趣的人生觀、處世觀，但卻共同持有“讷言”的主張。“讷言”成了兩位大師思想理念的一個交彙點，灌注着他們對社會人生的深入思考，孔子“讷言而敏行”的理念更是流傳千年，引導了中華民族的心性塑造。

01“讷言”以寡失

言與行是人主體活動的兩種方式，孔子着眼于人格塑造，提出“有言者不必有德”，并認為考察一個人要“聽其言而觀其行”，即是說，言語不能代表一個人的德性，人格的實現在行不在言。他據此提出：“仁者，其言也讱。”“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讱、讷，均為言語遲鈍之意。“讷言”，就是主張言語要遲鈍、簡約，說話越少越好。據說孔子在家鄉行走，就常常是這般恭順溫和、不善言辭的“讷言”形貌。

為什麼要“讷言”呢？因為孔子發現：“禦人以口給，屢憎于人。”同時，“以約失之者鮮矣”。一味逞口舌之利常招人讨厭，而約束自己、言語簡約的人普遍行為合規、過失較少。既然放言易、力行難，人格塑造的重點又不在言，孔子自然要提倡“讷言”。

《詩·大雅·抑》中有言：“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白圭的斑點可以磨掉，而說出口的錯誤無法挽回，這是強調慎言以避免失言。孔子門徒南容對這幾行詩句極感興趣，反複誦讀，孔子以此認為南容大可造就，就把侄女嫁給了他，可見孔子對“讷言”的看重以及他倡導“讷言”的原因。

老子曾說：“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認為說話多常會陷入困境，不如守靜勿言，做到“大辯若讷”，這與孔子的認識極為相近。

02“讷言”以成信

孔子提出“讷言”，同時也有成就信用的道德考量。他說：“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一個人言語過多，就會有不能兌現之言，反而喪失了信用，是“巧言亂德”或自取恥辱；要想成就做人的誠信，還是少說話、不空言為好。

孔子曾對學生說：“予欲無言”，表示他準備不再說話了。老師不說話怎麼教育學生呢？孔子解釋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天什麼話都不說，但春夏秋冬依次更替，沒有紊亂和差失，這才是一種高度的誠信品格。孔子一再強調：“巧言令色，鮮矣仁。”甘美悅人之言，喜狎悅人之色，很少出于仁德之人。相反，“敏于事而慎于言”，才是接近德性的正道。

“輕諾必寡信”，這是老子的主張。他說：“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言不辯，辯言不善。”他認為巧辯和飾美傷害言語的真實和誠信，這與孔子的理念異曲同工。

03“讷言”以多思

孔子的“讷言”也體現着主體的謙遜、勤學和深思，他把“讷言”視作智識積累和提升的重要環節。

孔子平時處事“溫良恭儉讓”，這種謙遜恭讓就包含多聞以求學思之意。他曾說：“多聞阙疑，慎言其餘”，又提出“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主張遇事多聽多看，保留疑問，弄清問題，再将有把握的部分說出來，“讷言”在此是多思多問的環節。孔子曾自豪于自己“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的精神，其中的“默識”，即是遇事“不言而存諸心”或“不言而心解”之意，體現為勤學多思的過程。面對生活中的問題，他認為“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學習和思考最為緊迫，而言語表達則在其後。孔子堅持認為“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主張把學習與思考結合起來，以此解決疑問，提升智識，這樣才能具備更多說話的資格。

孔子的弟子端木賜（子貢）機靈敏銳，長于言談，顔回木讷如愚，好學善思，所謂“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孔子當着子貢的面評價說，你子貢的确是趕不上顔回。在孔子看來，讷言多思自然優于善言少思。

老子也從人智識高低的角度論“讷言”，他把“讷言”直接視為智慧的體現，曾說：“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認為深沉的智慧與高談闊論的口才不會同時具備，因而主張“俗人昭昭，我獨昏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老子實是主張以不言和愚鈍而免于流俗，堅守自己内在的智識，所謂大智若愚是也。

04“讷言”求時中

孔子的“讷言”并非要求人不說話，他說：“君子于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話還是要說的，但不能随便地說出來。他提出：“讷言”必須講求“時”和“中”。

孔子欣賞公叔文子“時然後言”的說話風格，即看準時機，在該說的時候才說，在該說的時候就說。他提到如下情況：“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在該說的時候不說，會失去别人的信任；在不該說的時候卻說，就是失言，關鍵是要靠智識認準說話的時機與對象。孔子還提到：“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隐，未見顔色而言謂之瞽。”與人交往，對方沒說到就搶先說，是急躁；對方說到了還不說，是隐瞞；不看對方臉色就貿然說，是“眼瞎”，這三種過失都是因為沒把握好說話的時機。所以，講求“時”是“讷言”的重要原則。

同時，說話也不能誇誇其談，徒逞口舌之能，而必須切中要害。學生闵子骞對魯國的一項工程提出意見，孔子對其大加贊賞：“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老子推崇“善言無瑕谪”，這種無過失的“善言”服從于所謂“不言而善應”的天道，也合于“以其言下之”的謙卑方式，他甚至認為（軍事活動中）“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他的“善言”更多考慮的是處世方式。

05“讷言”而“敏行”

言與行是個體生命活動的兩個維度，也是其建功立業、實現人生價值的必要方式。如何掌控這兩種方式，把握兩個維度間的張力，關乎人格品性的塑定。

老子主張“言有宗，事有君”，他堅守“無為”的行為方式，追求“含德之厚，比于赤子”的境界，這使他的“讷言”更徹底、更深沉。與此不同，孔子則以“敏行”輔助“讷言”，使生命活動的兩種方式相協調相補充。

孔子特别看重人的行為，他主張“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認為把要說的事先做出來才好，據此提出了“敏于事而慎于言”“讷于言而敏于行”的思想。這裡的敏，指迅疾，敏捷。因為言易行難，做事情主要靠行，所以他主張言從遲而行求疾。

根據“敏則有功”的理念，孔子認為敏行是成就功業和完成人格的根據。他同時也認為，人的許多思想和理念應當用行動來表達，行動可以是最好的語言。比如做官的學生仲弓請教怎樣才能舉薦賢才，孔子回答：“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把身邊的賢才推舉起來，用自己的行為表明一種思想态度，遠處的賢才，别人也就不會埋沒。孔子說：“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隻要有能力，行動就能證明自己，用不着擔心别人不了解。由此可見，他堅信行為是最好的語言。

《易傳》提出“天行健”，認定天通過四時運行和生成百物的“行”來成就功德，其無言而行、以行為言，正是“讷言而敏行”的理想典範。這一思想把孔子的“讷言”主張定格化，使讷言敏行、自強不息成為中華民族廣泛認同的文化人格。中國傳統文化推崇一諾千金，贊賞快馬加鞭、老牛奮蹄，就是看重言語的稀貴和行為的捷健，“嘴尖皮厚腹中空”的多言無實人格當然成為人們世代嘲笑的對象。改革開放初期的“不争論”、快步疾走，就是讷言敏行風格在新時期的踐行。新一屆中央領導強調“空談誤國，實幹興邦”，認為“一分部署，九分落實”，提倡“蹄疾而步穩”“做不到的不要寫”“幹一寸勝過說一尺”，這些主張無不映照着讷言而敏行的思想智慧。

古希臘思想家推崇辯證法，提倡在論辯和互相诘難中發現真理，由此引導出西方善于表達的外向型人格。中國先哲則主張“讷言”，引導着内斂型的民族心性。中國傳統文化主張低沉，鄙視張揚，它從來“不患人之不己知”，因為它是這樣的實在、敦厚、深沉。

◎本文原載于《光明日報》（作者馮立鳌，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研究員），圖源網絡，圖文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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