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起自公元196年，止于公元220年，共25年。但文學史上的“建安時代”并不限于此，大緻等同于漢末魏初時期。“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建安詩人早年大多飽受戰亂之苦，在親眼目睹了人生的悲苦、世道的亂離後，他們視野更加開闊，思想愈加活躍，遂繼承《詩經》、漢樂府“感于哀樂，緣事而發”的現實主義傳統，以其如椽之筆發憂生之嗟，哀黎庶之艱，廣泛反映當時的社會現實和人民生活面貌，在中國文學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篇章，建安詩歌所體現的時代特征與精神風貌更是被後人譽為“建安風力”“建安風骨”。

文學的自覺與詩歌強烈的抒情性

東漢末年，詩歌開始嘗試追尋自身的審美特征，詩歌創作變成了作者的個人行為，用以抒發他們的生活體驗和情感。詩人們不必再“華實所附，斟酌經辭”，而是如曹丕《典論·論文》所說的那樣，“寄身于翰墨，見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托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于後”。這種嶄新的文學觀念有助于詩歌的蓬勃發展，建安時期的很多優秀作品，都充滿了詩人由現實生活所引發的情感，有着強烈的感染力。曹操現存詩歌都是樂府古題，但内容卻是通過描寫社會現實抒發自己的情感。如《薤露》本為挽歌，曹操卻借此題寫出了“瞻彼洛城郭，微子為哀傷”的麥秀之感、黍離之悲。又如《步出夏門行》本名《隴西行》，曹操卻用之寫“樹木叢生，百草豐茂。秋風蕭瑟，洪波湧起”的海景，其“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裡”二句更是“氣雄力堅，足以籠罩一切，建安諸子未有其匹也”。清代詩人沈德潛說，曹丕“詩有文士氣，一變乃父悲壯之習矣。要其便娟婉約，能移人情”。曹丕善以文人深婉細膩的筆觸寫人的内心世界，其代表作《燕歌行》始言“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為霜，群燕辭歸鹄南翔”，承宋玉《九辨》、劉徹《秋風辭》而後出轉精，頗能以景移人之情；中間“賤妾茕茕守空房，憂來思君不敢忘，不覺淚下沾衣裳”數句将思婦的情感表達得纏綿悱恻，凄婉動人；結語“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漢西流夜未央。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辜限河梁”，真如“西子捧心，俯首不言，而回眸動盻無非可憐之緒”。曹植詩歌“情兼雅怨”，在感情表現上更加深入，試觀其《名都篇》雲“白日西南馳，光景不可攀。雲散還城邑，清晨複來還”，《公宴》曰“飄飖放志意，千秋長若斯”，這種浪漫、自信、樂觀、充滿熱情的少年意氣，是早期曹植留給後世詩人的寶貴精神财富。晚年的曹植閱世既多，詩賦益工，其不變者則在深情。如《七哀詩》雲“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非以詠月也”，但因曹植将身世之感并入詩中，融情于景，“後人詠月之句，雖極其工巧，終莫能及”。又如《贈白馬王彪》雲“丈夫志四海，萬裡猶比鄰” “憂思成疾疢，無乃兒女仁”，非深情之人不能道，王勃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鄰”正由此化裁而出、千古傳誦。三曹之外，“建安七子”的詩亦無不極具抒情性。如徐幹《室思》雲“自君之出矣，明鏡暗不治。思君如流水，何有窮已時”，語言極為當行本色，堪稱替千古閨中女子代言。又如，劉桢卧病漳浦，其《贈五官中郎将》曰“自夏涉玄冬，彌曠十餘旬。常恐遊岱宗，不複見故人”，細膩地描繪出自己的病中心理，被方回譽為“娛憂纾怨，尤足以見士君子之操”。同樣是劉桢，其《贈從弟》則雲：“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風聲一何盛，松枝一何勁。冰霜正慘凄，終歲常端正。豈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詩中淩霜傲雪的松柏不惟是“貞骨淩霜，高風跨俗”的劉桢之夫子自道，更是中華民族不畏艱苦、踔厲奮發精神的象征。

生命的感悟、省思與超越

華夏先民很早就意識到人生的短促與宇宙的永恒，《詩經·曹風·蜉蝣》雲“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于我歸處”，《離騷》說“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均系類似的感悟，歎息人生的短暫實際上是國人珍視與熱愛生命的表現。建安年間，疾疫橫行、戰亂頻仍，詩人們本就敏感的心靈更加切實地感受到生命的無常與脆弱，人生感悟主題的詩文自然大量湧現。建安詩人們悲憫“天地無期竟，民生甚局促”，唏噓“人生一世間，忽若暮春草”，感傷“人生居天壤間，忽如飛鳥栖枯枝”，嗟歎“曰仁者壽，胡不是保”，就連氣韻沉雄、“如幽燕老将”的大詩人曹操都曾感慨“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倘若建安詩人僅止步于此，則不過是“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的舊調重彈。可貴的是，他們努力突破天命的限制，以有涯之生追求更高的人生價值。建安詩人悲歎“痛哉世人，見欺神仙”，他們不迷戀以虛妄手段增加生命長度的“神話”，而是執着于“此在”，更關心生命質量的提升與自我價值的實現。因此，曹操雖嗟歎“神龜雖壽，猶有竟時；騰蛇乘霧，終為土灰”，但旋即說“盈縮之期，不但在天；養怡之福，可得永年”，并喊出了“老骥伏枥，志在千裡；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的時代高音。曹植雖感歎“驚風飄白日，忽然歸西山”，但随即想到的是“圓景光未滿，衆星粲以繁。志士營世業，小人亦不閑”。曹丕是“三曹”之中最具文士氣質的詩人，面對“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的人生悲劇，他在痛定之後得出的結論卻是“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誓以詩文之長存消解人生短暫之長恨。建安詩人這種正視生命、惜時如金、積極有為的人生态度是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财富，對曆代有志之士有極大的激勵作用。

　用世熱情的高漲與人生理想的高昂

劉師培在《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中還指出，“獻帝之初，諸方棋峙，乘時之士，頗慕縱橫”，東漢末年複雜的政治形勢激發了建安詩人們的功業思想和英雄意識。“白骨露于野，千裡無雞鳴”，作為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曹操看到了漢末戰亂給社會、百姓造成的深重苦難，其詩歌主要表達渴望國家一統、“再使風俗淳”的雄心抱負。《度關山》開端便是“天地間，人為貴”，凸顯以人為本的價值觀；次曰“車轍馬迹，經緯四極。黜陟幽明，黎庶繁息。于铄賢聖，總統邦域”，表達對政治清明、國家繁榮、人民富庶之向往；繼而曰“有燔丹書，無普赦贖。臯陶甫侯，何有失職”，通過對臯陶、甫侯的歌頌，表達其樸素的“法治公正”思想；最後以堯舜對比作結，抨擊“侈惡”，高倡“儉為共德”，希望建立“兼愛尚同”的國家。《對酒》則曰：“鹹禮讓，民無所争訟。三年耕有九年儲，倉谷滿盈。斑白不負載……路無拾遺之私。囹圄空虛，冬節不斷。人耄耋，皆得以壽終。” 曹操以古樸直白的語言描繪了其政治理想——天下承平，河清海晏。還有今人耳熟能詳的《短歌行》，其結語曰“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一反詩歌伊始“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之悲涼，堪稱與“老骥伏枥，志在千裡。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比肩的時代強音，充分表達了詩人闊大的胸襟與一統寰宇的壯志。

曹植早年随父征戰四方，對自身才華高度自信，“懷此王佐才，慷慨獨不群”“騁我徑寸翰，流藻垂華芬”。《白馬篇》中“控弦破左的，右發摧月支。仰手接飛揉猱，俯身散馬蹄。狡捷過猴猿，勇剽若豹螭”的幽并遊俠兒就是曹植對自身形象的理想映射，尾聯“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流露出詩人渴望建功立業的英雄氣概和報效國家的決心。曹植晚年備受猜忌、懷才不遇，仍不改初心，他反複自陳“閑居非吾志，甘心赴國憂”“志欲自效于明時，立功于聖世”，建安詩人用世熱情之高漲由此可見一斑。

曹氏父子而外，“建安七子”同樣不甘以文士自居。“七子之冠冕”王粲撰《從軍詩》五首描寫他随曹操出征的所見所感，“被羽在先登，甘心除國疾”“雖無鉛刀用，庶幾奮薄身”雲雲都表達了其報效國家的夙願。劉桢“何時當來儀，将須聖明君”、陳琳“建功不及時，鐘鼎何所銘”亦均為自述壯志之言。

建安詩人入世之情的普遍高漲，使詩歌呈現出慷慨激昂、剛健明朗的風格特點。與黑格爾“密涅瓦的貓頭鷹要等到黃昏到來，才會起飛”的西方文化傳統不同，中國的有志之士向來認為“天下有道，丘不與易”，是以“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建安詩人面對世道的亂離，将個人與國家的前途、民族的命運緊緊聯系在一起，主動承擔起曆史賦予的責任和使命，這種敢于正視社會與人生苦難、濟世興邦的積極進取姿态，正是對窮且益堅、砥砺不懈的中國文化精神的最好诠釋。（作者：李浩 王旭 單位：河北師範大學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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