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上的康熙朝晚年，康熙皇帝的衆位皇子為了争奪皇位，上演一場驚心動魄的“九子奪嫡”大戲。最終，康熙皇帝的皇四子胤禛成為了這場皇位争奪戰的勝利者，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在康熙皇帝去世後，其順利登上了皇位，這便是曆史上的雍正皇帝。

然而，長達二十多年的明争暗鬥，使得衆位康熙皇子之間的關系，早已是劍拔弩張，勢同水火。于是，登基之後的雍正，随即開始對此前參與了“九子奪嫡”的兄弟們，展開了瘋狂的清算與報複，而這也直接導緻了這些康熙皇子大都沒能夠以善終收場。

在這其中，胤禩作為雍正曾經最具競争力的對手以及實力最為強大的政敵，其結局之悲慘也是可想而知的。雍正四年（1726年），雍正正式下旨将胤禩削宗奪爵、革除黃帶子，進而将其治罪圈禁、折磨緻死，就連胤禩的名字也被改為了“阿其那”。

而在“九子奪嫡”的整個過程中，自始至終都沒有表現出對于皇位有觊觎之心的九阿哥胤禟，也同樣遭受到了雍正極為殘酷的對待，就在胤禩被雍正圈禁至死的同一年，胤禟幾乎以同樣的方式被折磨緻死，其名字也被改為了極富羞辱與咒罵性質的“塞思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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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胤禟最終的結局來看，雍正對其的不滿與憤恨相較于八阿哥胤禩可謂是有過之而無不及，這其中，除了兩人早在“九子奪嫡”過程中積怨已深外，胤禟在雍正登基之後的表現，在一定程度上也給了雍正懲治他的理由與“把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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衆所周知，八阿哥胤禩的出身是非常的卑賤。

他的生母良妃衛氏，辛者庫出身，生育胤禩的時候僅僅是一名地位非常低的宮女，并且是直到胤禩快二十歲了才被康熙冊封為嫔。可就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胤禩卻依舊能夠成為“九子奪嫡”中的熱門人選，總結下來，可以說是有三個方面的原因。

其一，就是胤禩本人的努力。

卑賤的出身恰恰培養了胤禩謙卑、仗義的性格，并且其是異常的努力與上進，這就與驕縱跋扈、貪婪荒誕的太子胤礽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于是衆多皇子以及朝中許多的大臣，都對其是頗有好感。

其二，胤禩迎娶了安親王嶽樂的外孫女郭絡羅氏。

郭絡羅氏父母早亡，自幼是被安親王嶽樂撫養長大，倍受寵愛。而在迎娶了郭絡羅氏後，整個安親王嶽樂家族，，括嶽樂本人，繼任安郡王的馬爾渾，以及嶽樂之子景熙、吳爾占等人，皆站在了胤禩一邊，為其提供了巨大的政治支持以及政治資本。

其三，胤禩獲取了非常豐厚的财富支持。

這些财富，并不是胤禩本人所有，也不是康熙為其所賞賜，而是來自于兩方面人的提供。

一是以明珠之子納蘭揆叙為首的葉赫那拉家族，以及以遏必隆之子阿靈阿為首的鈕祜祿氏家族，這兩大在康熙朝堂上極富聲望與地位的外戚家族。

雍正登基後，就曾對納蘭揆叙以及阿靈阿對于八阿哥胤禩的支持，有過非常尖銳的批判。

“揆叙挾其數百萬家赀，與阿靈阿等合謀買囑優童下賤，每與官民宴會之所，将二阿哥肆行污蔑。京城言語謂千金買一亂者，人所共知者也。既明理者聽之亦不能辨其事之真假，無父無君，莫此為甚。”

由此也可見，這兩大外戚家族在财富層面給予了八阿哥胤禩非常重要的支持，并且在政治層面也給予了極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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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除了納蘭揆叙以及阿靈阿等的支持，八阿哥胤禩另一個重要的财富來源，便是來自于九阿哥胤禟。

事實上，在所有康熙皇子中，胤禟無疑是最為富有的一位。

一方面，九阿哥胤禟與明珠家族有着非常密切的聯系。

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在康熙的指婚安排下，九阿哥胤禟的三女兒，下嫁給了納蘭揆叙之子、明珠之孫納蘭永福。

在此之前，胤禟本就與明珠、揆叙等葉赫那拉氏家族的成員關系交好，有着非常頻繁的“生意”上的往來，之後又攀上了姻親關系，使得胤禟的财富再一次得到了迅速增長。

曾任九阿哥老師的秦道然就曾供述說：

“允禟從前家私不滿二十萬，自與明珠結親之後，現銀約四十餘萬兩，田産、房屋、生意等項約還有三十餘萬。”

雍正也在批判胤禟的種種罪行中對其怒斥：

“從前詐取明珠家銀百萬餘兩。”

可見，通過與葉赫那拉氏家族的聯合與聯姻，對于九阿哥胤禟的财富積累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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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就是胤禟卓越的“經商頭腦”，也使其賺取了大量的财富。

不得不說，胤禟的賺錢手段可以說是非常豐富的，除了通過田産、房屋、當鋪這些常規産業賺錢之外，還有一些“非常規”的手段。

胤禟利用明珠家的關系，廣布人脈，通過這些人手中的職權專做政府的生意，獲取了巨額的利潤。不僅如此，他還利用自己的皇子身份，從東北往關内走私人參，以從中獲利。還有就其安插親信進入鹽業等國家壟斷經營領域，在挖朝廷與康熙“牆角”的同時，也廣收“孝敬”銀子，使得财富日益增長。

也正是因為如此，九阿哥胤禟通過明裡暗裡的串聯與交易，積攢了大量的财富，成為所有康熙皇子中當之無愧的“财神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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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胤禟自己并沒有奪位的打算，他将全部的财富都用以支持八阿哥胤禩的争奪皇位，而在胤禩因為“斃鷹事件”徹底失去奪嫡資格後，他又選擇繼續支持十四阿哥胤禵參與皇位的競争，包括提供活動經費、收買朝廷官員、營建形象工程等，胤禟都出力不少，并且是獻計獻策，表現異常的活躍。

由此可見，盡管九阿哥胤禟并沒有直接參與到皇位的争奪之中，甚至他本人對于皇位也沒有任何的觊觎之心，但是他對于胤禩以及後來對于胤禵的支持與扶保，都給雍正的奪嫡進程帶來了巨大的麻煩與困擾，這也使得雍正對其是同樣的恨之入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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胤禟對于雍正過于明顯的“口服心不服”表現，進一步加劇了雍正對其的不滿。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康熙皇帝去世，雍正皇帝登基。

然而，就在康熙的喪儀期間，雍正就主動向九阿哥胤禟的生母宜妃郭絡羅氏發難，對其進行了極為嚴苛的羞辱與斥責。

“但衆母妃自應照前遵行國禮。即如宜妃母妃用人挾腋可以行走，則應與衆母妃一同行禮，或步履艱難，随處可以舉哀。乃坐四人軟榻在皇太後前與衆母妃先後攙雜行走，甚屬僭越，于國禮不合。”“皇考未登梓宮前，倉促之際，宜妃母妃見朕時，氣度竟與皇太後相似，全然不知國體。”

雍正這正是在用一種“恨屋及烏”的态度，表明了對于九阿哥胤禟的不滿，并且，這也是一次對于胤禟等人的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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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跟着在雍正元年（1723年）初，雍正皇帝便以“遵循舊制”為由，派遣胤禟前往西北。

實際上，雍正此舉就是要起到“一箭雙雕”的效果，既是為了分化、、削弱、瓦解“大爺黨”人在京城的勢力，同時也要對胤禟進行管控與監視。

隻不過，胤禟似乎并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竟然“屢請緩行”，這不僅是不給雍正面子，更是在一定程度上進行“抗旨”。最終在雍正的嚴令催促下，胤禟還是來到了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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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已然到了西北的胤禟，并沒有就此安穩下來，反而繼續着與雍正的對抗。

《清史稿》中，對于胤禟在這一階段的行為，有着非常明确而詳細的記載。

“二年四月，宗人府劾允禟擅遣人至河州買草、勘牧地，違法肆行，請奪爵，上命寬之。三年，上聞允禟縱容家下人在西甯生事，遣都統楚宗往約束，楚宗至，允禟不出迎，傳旨诘責，曰：“上責我皆是，我複何言？我行将出家離世！”楚宗以聞，上以允禟傲慢無人臣禮，手诏深責之，并牽連及允禩、允禵、允䄉私結黨援諸事。七月，山西巡撫伊都立奏劾允禟護衛烏雅圖等經平定毆諸生，請按律治罪，陝西人稱允禟九王，為上所聞，手诏斥為無恥，遂奪允禟爵，撤所屬佐領，即西甯幽禁，并錄允禟左右用事者毛太、佟保等，撤還京師，授以官。 ”

細數下來，胤禟在這一階段的“罪過”，主要有以下幾項。

一來，擅自圈占、買賣牧地，造成惡劣影響。

二來，縱容家人尋釁滋事，并且不服地方官員管束，桀骜不馴。

三來，當地人稱其為“九王”，可見其行事、做派的張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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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還有兩件事情，更加引得了雍正的極度不滿。

首先是在西北軍中，傳出了對于雍正極為不利的言論。

雍正三年（1725年），在西北軍中效力的宗室成員賴士，參奏駐防都統圖臘、副都統鄂三與下屬人員，稱其罪過為：

“诽謗聖躬，捏造拘拿諸大臣，淩逼衆阿哥，縱恣隆科多，年羹堯擅權等話。”

此事緣起于西北，在加上當時京城之中已經有了對于雍正“淩逼衆阿哥”的輿論，使得雍正自然而然的認為此事為正在西北的九阿哥胤禟所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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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便是胤禟與家人的“密信”往來。

​四年正月，九門捕役得毛太、佟保等寄允禟私書，以聞，上見書迹類西洋字，遣持問允禟子弘旸，弘旸言允禟所造字也。谕曰：“從來造作隐語，防人察覺，惟敵國為然。允禟在西甯，未嘗禁其書劄往來，何至别造字體，暗藏密遞，不可令人以共見耶？允禟與弘旸書用朱筆，弘旸複書稱其父言為‘旨’，皆僣妄非禮。允禟寄允䄉書言‘事機已失’，其言尤駭人。”

胤禟為了與家人的交流内容不為外人所知，于是用滿文轉化為了拉丁文字，這在當時的文化發展曆程中，無疑是一種“創舉”，但是對于雍正來說，這卻是實實在在的悖逆之舉，更認為其信中内容确系不可告人之事。

不僅如此，胤禟更是與家人的書信中，用皇帝才能用的“朱筆”，并且是自稱為“旨”，這些都是極為大逆不道的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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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樣，胤禟的一系列“口服心不服”，一再挑戰雍正“底線”的行為，最終徹底惹惱了雍正，而雍正也就此下定決心要借着扳倒胤禩的機會，對自己的這位反對者，進行嚴厲的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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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胤禟之死”，也成為了曆史的“謎案”。

雍正四年（1726年）正月，胤禟被革黃帶子，削除宗籍，并被改名為“塞思黑”，之後被押解到了保定，圈禁于高牆之中，交由當時的直隸總督李绂看管。

至于胤禟被圈禁的情況，徐鑫先生在《雍正帝陵曆史之謎》介紹為：

“被押入四面加砌高牆，重兵把守的囚室。雍正皇帝下令，除下賤飲食以轉擁送人外，一切筆、墨、床、帳、書、字、便冰一塊，湯一盞，亦不得給予。時值酷暑，牆高房小，胤禟鐵鎖在身，手足拘禁，時常昏迷，其家人用冷水噴漬，逾時方醒。很快，随胤禟前來的4名家人，也被隔離圈禁，胤禟的生活更加不堪。”

終于，曆經三個半月的折磨，胤禟死于禁所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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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胤禟去世之後，李绂将此消息上奏給了雍正皇帝，然而，李绂并不是上的公折，而是上了一份密折，随即引得了雍正皇帝的震怒。

實際上，李绂這樣做，也是有着其“私心”，畢竟九阿哥胤禟是在他看管之下去世的，他并不像為此承擔過多的責任，于是用密折上奏的方式，實際上是想“甩鍋”給雍正。

然而，雍正看出了李绂的心思，同時也更加知道，李绂此舉無異于是将矛盾與輿論焦點轉移給了他，讓世人認為這一切都是雍正的安排，使得自己就此背負“屠弟”的罵名，因而對于此事才會異常的憤怒。

所以，在後來的那場著名的“田（田文鏡）李（李绂）争鬥”中，雍正借機對于李绂進行了嚴懲，并将此事作為懲治李绂的一個重要理由。

而至于到底是雍正下旨讓李绂折磨死了胤禟，還是李绂立功心切，積極表現以讨好雍正，進而成為了雍正的“幫兇”，也就此變得不得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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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觀雍正登基之後胤禟的表現，可以說是将“口服心不服”表現的太過于明顯了，不僅是在私下裡有着“悖逆”的行為，甚至在公開場合也毫不掩飾自己對于現狀的不滿以及對于雍正的“鄙夷”之情。

按照雍正在《大義覺迷錄》中的說法：

“從前朕遣塞思黑往西大同者，原欲離散其黨 ，不令聚于一處，或可望其改過自新。豈知伊怙惡不悛，悖亂如故。塞思黑之狡詐奸頑，亦與相等。允俄狂悖糊塗，允禵卑污庸惡，皆受其籠絡，遂至膠固而不解，于是結交匪類，蠱惑人心，而行險僥幸之輩，皆樂為之用，私相推戴，竟忘君臣之大義。”

可見，雍正是将胤禟擺在了同胤禩一樣的位置，成為了“主犯”，足可見胤禟的影響力與破壞力，以及雍正對其的憤恨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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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這一時期胤禟的想法，與此前熱播的電視劇《大明風華》中，朱棣之子朱高煦與朱高燧頗為相似。他們都是在用自己的身家性命作為“賭注”和“籌碼”，以激起帝王的盛怒，以此讓其背負輿論上的譴責與後世口中的罵名。

而最終，胤禟也為他的這種“負氣”之舉付出了慘痛的代價，進而被雍正削宗奪爵、圈禁至死。直到五十多年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胤禟才在乾隆皇帝的主持下，得以被“平反”，恢複了宗室的身份。“九子奪嫡”之中的所有恩怨情仇，在這個時候也才最終得以被徹底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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