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特約撰稿 金滿樓

宋代醫家個人編撰方書的風氣盛行，學者文人也每每涉及于此，形成了所謂的“儒醫”。司馬光、文彥博、沈括、蘇轼等皆有醫方著作，沈括的《良方》和蘇轼所收集的驗方被後人合編為一部書，這就是《蘇沈良方》。

《良方》：沈括搜方有術

《蘇沈良方》由兩部醫書合編而來，一是沈括的《良方》，另一是蘇轼的《蘇學士方》。沈括是北宋官員，也是熟為人知的《夢溪筆談》的作者。據記載，錢塘沈氏一向有收集藥方的傳統，當時有“沈氏五積散”“白龍丸”等家傳藥方和藥典《博濟方》傳世。沈括早年體弱，在家學傳統的影響下，他也十分注意搜集醫方，“凡所至之處，莫不詢究，或醫師、或裡巷、或小人，以至士大夫之家、山林隐者，無不訪求，一藥一術，皆至誠懇而得之。”

沈括出身官宦家庭，早年随父親沈周遊學于泉州、開封、江甯等地，有相當的社會曆練。後來他出仕後，對各地醫方草藥同樣留心，尤其他個人經曆的治病過程，更是記之甚詳。某次，沈括背部及右肋疼痛難當，醫生們認為是風病，但治了幾個月都沒治好。後來，某醫生向他傳授“神保丸”，這才得以痊愈。再有一次，沈括在察訪河北時眼疾複發，試用了各種醫藥都不見效。所幸後來遇到一個郎官丘革開了一服“四生散”，眼睛的腫痛才告消失。對于這些經曆和藥方，沈括都詳細記入《良方》，并盡可能注明每一藥、每一方的來源及出處，以便後人學習參考。

《蘇沈良方》書影。資料圖

至于沈括本人，也經常為人治病。他曾用“通關散”治愈盧州萬參軍的久瀉不止，用“伊祁丸”治愈胡楚望博士的關節腫痛，用“加減理中湯”治愈領軍韓錄佰的“胸滿欲死”，用“烏頭湯”治愈癔病失明等。元祐二年（1087），江浙爆發瘧疾，常州某客有一妙方，沈括留心觀察并将之收入《良方》，是為“七棗散”。由于經常在外行醫，沈括在當時的官場中有“博學淹貫，無所不通，于醫尤精”的稱譽。

沈括在《良方》序言中提出：治病有五難，即“辨疾難，治疾難，飲藥難，處方難，辨藥難”。因此，但凡治病用藥，都要十分審慎地考慮疾病發生的一切因素，“目不舍色，耳不舍聲，手不釋脈”；在因人施藥的同時，也要考慮患者的飲食、心理和生活環境等各方面因素，綜合治理。

大約在慶曆、熙甯年間，沈括将平時收集到的藥方、醫術等編成《靈苑方》。晚年被貶谪期間，又編成《良方》一書，這也是他一生治方的總結。可惜的是，前書已佚，唯有後書留存。

《蘇學士方》：蘇轼養生有道

據記載，沈括的《良方》原為10卷，後人将蘇轼的《蘇學士方》加入後變成15卷，即所謂《蘇沈良方》。和沈括一樣，蘇轼也出身于仕宦家庭，而且同樣興趣廣泛，對醫學醫藥頗為留心。在其一生中，蘇轼曾在山東、江蘇、湖北等多地為官，他每到一地，都會留心地方上的驗方效劑，并将之記入自己的筆記雜著之中。此外，蘇轼還利用在朝為官的有利條件，收集了不少宮廷秘方。

《東坡志林》中說，“（蘇轼）所至常蓄善藥，有求之，則與之。”在杭州做知州時，蘇轼不僅治理了西湖、興建了蘇堤，而且還建了一所名為“安樂”的醫院，三年中收治病人近千名。某年，杭州發生疫病，一時人心惶惶，所幸蘇轼之前曾收錄了一個名為“聖散子”的藥方，該藥方所用都是中下品藥，“略計每千錢即得千服”，杭州人“得此藥全活，不可勝數”。

蘇轼為人開朗，性格豁達，他平時十分注重健身防病，并形成了一套獨特的養生方法和理論。譬如在營養方面，蘇轼倡導多吃蔬菜、少吃肉食；在生活飲食方面，他主張起居有常，未餓即食，未飽即止，飯後飲茶散步等；在健身方面，蘇轼提倡适當運動，并重視精神情志的調節，這些主張與現代保健觀念十分吻合。

畫家劉運良筆下的蘇東坡。資料圖

通常來說，曆代養生家都認為靜養貴在養心，因為心是人的主宰，所謂“心靜則神清，心定則神凝，心虛則神守，心滅則神存”。心是精氣神的主宰，無論煉精、煉氣還是煉神，都應先從煉心開始。對此理論，蘇轼以“安”“和”二字加以闡釋，“安則物之感我者輕，和則我之應物者順。外輕内順，而生理備矣”。在他看來，“物之來也，吾無所增；物之去也，吾無所虧”，這種不為外物所擾的安靜平和，才是消災免病、延年益壽的關鍵。

累積多年後，蘇轼将記下的藥方和養生理論分别寫成《蘇學士方》和《東坡養生集》等著作，這也為《蘇沈良方》的合編提供了基礎。

“烏台詩案”與《蘇沈良方》

清代陸錫熊、紀昀等在編寫《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時，其中對蘇轼、沈括及《蘇沈良方》的評價是：“宋世士大夫類通醫理，而轼與括尤博洽多聞。其所征引，于病證治驗，皆詳著其狀，确鑿可據。其中如蘇合香丸、至寶丹、礞石丸、椒樸丸等類，已為世所常用，至今神效。”“蓋方藥之事，術家能習其技，而不能知其所以然。儒者能明其理，而又往往未經實驗。此書以經效之方，而集于博通物理者之手，故宜非他方所能及矣。”

從《蘇沈良方》的諸多序言看，這本書是何年所編，又系何人所為，目前尚不清楚；而且，這本書流傳初期有多個版本，文字也存在較大差異。而說來有趣的是，沈括和蘇轼雖然同為《蘇沈良方》的作者，但兩人有過一段曆史公案，合編成書非他們所知，也未必符合他們的心願。

說起這段公案，還得從兩人關系及曆史上的“烏台詩案”說起。沈括比蘇轼大5歲，中進士卻晚了6年，兩人曾同在崇文院任職。王安石變法時期，沈括是變法的積極參與者，而蘇轼與司馬光站在一起，屬于保守派陣營。

據南宋王铚在《元祐補錄》中記載：熙甯五年（1072）時，沈括受命巡察兩浙農田水利，他曾與時任杭州通判的蘇轼談論舊情，并将其新作抄錄了一份。回京後，沈括卻以附箋方式将蘇轼的“诽謗詩句”加以揭發，不過當時并未引起重視。直到元豐二年（1079），禦史台官員李定等人接連上章彈劾蘇轼，這才釀成所謂“烏台詩案”，蘇東坡由此被貶多年，親友們也受到了牽連。

當然，《元祐補錄》的記載目前還不能确證。即使二人生前交惡，一部《蘇沈良方》的誕生，也會讓兩人相逢一書泯恩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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