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欄語】

廣東作為嶺南文化的中心地、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發祥地、近現代革命的策源地、當代改革開放的前沿地，自漢、晉、唐、宋、元、明、清至近現代，陸續湧現出一批品性高潔、克己奉公、不謀私利的人物典型，他們剛直廉明、秉公執政、兩袖清風的事迹脍炙人口，代代傳承。

為推動全社會形成崇廉尚潔、風清氣正的良好氛圍，在廣東省紀委監委宣傳部指導下，南方日報“海風”版面從今日起開設廉潔文化宣傳專欄“廉潤南粵”，在梳理廣東深厚的廉潔文化底蘊、追慕先賢清廉之風的同時，深入挖掘廉潔文化的時代内涵，喚起社會大衆進一步思考、探讨和共鳴，敬請垂注。

自古以來，《左傳》裡提到的“立德”“立功”“立言”，即品行、功業、學問，一直被中國人視為人生的三大目标。而其中立功的主要途徑是出仕，這是中國古代無數學子夢寐以求的“正途”。

秦漢時期，嶺南地處偏遠，入朝為官者堪稱鳳毛麟角。那麼，早期粵籍官員是通過何種途徑獲得朝廷青睐的？他們當時所處的官場風氣與環境如何？其中的佼佼者又是如何成為集高風亮節、積極有為與傾世才學于一身的人格典範的呢？

今天，深藏于廣州市海珠區下渡村東約一巷的一口古井，或許能為我們帶來一些啟示。

位于廣州市新港路下渡村東約一巷内的楊孚井。 南方日報見習記者 徐昊 攝

這口紅砂岩古井形制古拙，鋪有青磚麻石，居于民宅高樓林立環擁之中，雖貌似尋常，其實大有來頭——這就是“楊孚井”。它的開掘者相傳為最早有明确記載的粵籍京官之一，也是第一位著書立說、見于史志的廣東學者楊孚，他的《異物志》第一次對嶺南風物進行了系統性整理，因其中一部分采用四言詩體寫成，故又被後人譽為“粵詩之祖”“嶺南最古學人”。明清時期“嶺南三大家”之一、著名學者兼詩人屈大均曾稱贊他是“開吾粵風雅之先者”。（《廣東新語》卷十二·詩語）

北上京師 察舉入仕

公元75 年—88 年，是東漢第三位皇帝漢章帝劉炟在位時期。漢章帝效法父親明帝推崇儒術治國，主張“與民休息”，政寬刑疏，大興農桑，崇尚簡樸，史稱“明章之治”。

對于來自南海郡番禺縣漱珠崗下渡頭村的儒生楊孚（字孝元）來說，一個千載難逢的機遇就此降臨。

在漢代，科舉制尚未誕生，朝廷主要通過“察舉”制度選拔人才，被舉者經考試合格後，由政府量才錄用。建初元年（76年），漢章帝诏令各地推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谏的人才。随後（一說77年），楊孚獲得舉薦北上京師洛陽，通過了朝廷舉辦的“賢良對策”考核，官拜議郎，以皇帝身邊參政議政的近臣身份，就此踏上東漢王朝權力中心的舞台。

然而，在他身後大約1500 年的漫長時光裡，楊孚始終是一個隐而不現、存有疑窦的名字——正史無傳，生卒年不詳，《異物志》原著早佚。直到明代《廣東通志》《百越先賢志》等方志中才出現其生平事略，他的高識博雅與清廉志行才逐漸浮出水面。

楊孚所擔任的議郎，是秦時設立的職位，漢代因襲，主要的職責是“顧問應對”，對皇帝的言行進行規谏諷谕，輔佐治理，相當于高參和智囊。秦漢時期在政治制度頂層設計上最重要的成果之一，便是初步形成了“監官”與“谏官”兩大系統：前者自上而下，例如禦史中丞代表皇帝糾察百官，刺史則受命周巡各地；後者自下而上，對君主的“人治”予以一定程度的幹預、制衡。兩者的職權範圍既相互補充，又有重合之處，例如都可以檢舉揭發官員不法行徑。東漢時期尚無專門的谏官機構，議郎隸屬于光祿勳，官秩為六百石。雖議郎不掌實權，但因司職言論，故而實為權重要職。

楊孚故裡的介紹。 南方日報見習記者 徐昊 攝

直言極谏 整肅官紀

從《百越先賢志》等記載中可以看到，楊孚谏議領域很廣，涉及軍事、外交、人事、禮制等。譬如，在如何對待匈奴的問題上，楊孚提出“創造用武，守業尚文”，重申先帝“虜來則應，未嘗先伐”的遺囑，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既不怕事，也不惹事”。

楊孚更重要的兩項上疏内容，一是呼籲恢複舊制、孝治天下的國策。他倡導選拔孝廉，要求郡國之士誦讀《孝經》，為漢和帝所采納，下诏命令“中外臣民均行三年通喪”，對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産生了尤其深遠的影響。

楊孚的另一項主張便是整肅官場紀律，清除腐敗痼疾。針對當時“郡邑侵漁，不知紀極，貨賄通于上下，治道衰矣”的現狀，他态度鮮明地指出“吏治必務廉平”，反對地方官搜刮、賄賂等不正之風，以廉潔作為考核和選拔官員的标準。這一建言也獲得了漢和帝的認同，随即下令，禁止官員仗着官威假公濟私，或曲解律令，中飽私囊，凡有違背者一律重罪。

事實上，“吏治必務廉平”可說是曆朝曆代的共識。據《周禮》所載，早在西周時期，就以所謂“六計”——“善”“能”“敬”“正”“法”“辯”來考察官吏是否賢能兼備，其中每一項都冠以“廉”字，以“廉善”為首。春秋時期著名的政治家管仲在《管子》開篇中，将“禮、義、廉、恥”列為“國之四維”，把“廉”作為一項治國綱紀。現存最早的“官箴”文獻——秦簡《為吏之道》亦曾提到，“精潔正直，慎謹堅固，審悉毋私”是官員必備的素養要求。

到了漢朝，《漢書》記載，西漢文帝帶頭“躬修儉節”，重用廉吏，“官吏以飲食免”，反對大吃大喝。景帝明令禁止官員利用職權投機倒把從中漁利，否則“坐臧（贓）為盜”，按照盜竊罪予以量刑。漢武帝施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儒家“舍利而取義”的價值觀，使得統治者對清廉這一“官德”愈發看重。漢武帝還親自為刺史“劃重點”，開列了六種重點監督的違法行為，名為“六條問事”。

東漢時，為了遏制貪腐，中央對人事任免的管理日趨周密嚴厲，如貪墨者子孫三代不得為官。東漢桓帝時期還頒布了第一個明文規定官員任職回避的法規《三互法》。

廣州二沙島宏城公園南粵先賢雕塑群之楊孚雕像。南方日報見習記者 徐昊 攝

著書明志 廉傳後世

根據《百越先賢志》的說法，楊孚撰寫《異物志》的初衷，也與其倡廉思想相關。當時南海郡屬于交趾部刺史監察轄區。刺史每年夏天巡視嶺南各郡的吏治民情，冬天回京表奏述職，舉刺不法。不少地方官員以玳瑁等中原地區少見的特産“競事珍獻”，以此籠絡、賄賂京官。楊孚在記錄嶺南草木、鳥獸、玉石等諸物種類、習性及用途之餘，又故意以“異物”名之，實則是表達“諷切”之情。未料這本書卻成了我國第一部地方性的物産專著。

著名學者黃仁宇在《西漢與東漢——赫遜河畔談中國曆史》中談到，統治者重申儒家宗旨，是為了“加強施政時道德力量的支持”。正如《論語·學而》所言：“其為人也孝弟（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崇“孝”的實質是教化臣民，不犯上作亂。同樣，漢代官場的尚“廉”之風，也是出于鞏固封建統治秩序這一目的。楊孚的一番诤谏，期望的是上行下效，最終起到安撫人心的作用。盡管無法擺脫時代和階級屬性的烙印，但其人其事對于今天反腐倡廉仍不乏借鑒意義。

楊孚晚年榮歸故裡，深得百姓擁戴，廣州民間流傳的一則轶聞可堪為證。傳說楊孚從京城洛陽帶回了兩棵松柏植于宅前，有年冬天氣候溫暖的廣州竟然下起了雪，雪滿枝頭的景象引得衆人稱奇。有人說，這是因為松柏思念北國家鄉所緻，青松覆雪正是楊公一生的寫照，挺直如松，潔白似雪，從此尊稱他為“南雪先生”。唐代詩人許渾所寫的《冬日登越王台懷歸》一詩中，就有“河畔雪飛揚子宅”的詩句。屈大均認為，廣州市區南部之所以被稱為“河南”，正是源于楊孚“河南飛雪”的典故。

另據清代同治年間刊行的《番禺縣志》記載，楊孚故居遺址是因當地人在掘地時意外得一磚刻，雲：“楊孝元宅”，從而得以被确認，但遺址磚刻出土具體時間不詳。道光年間，還有一座為紀念楊孚而修建的“楊子祠”。在今天，“楊子宅”與“楊子祠”都已不存，唯有相傳為其故居遺址後花園處的“楊孚井”，被列為廣州市文物保護單位，經過精心修繕、清理，井底至今泉湧如故，水質甘洌。在有自來水之前，井水便是村民日常汲用之源。

距此不遠處，便是廣州著名的食街下渡路，人潮往來，市聲喧嚷。蜿蜒的小巷盡頭，一泓千年不腐的泉水，靜靜流淌于人間煙火最深處，以日以年，潤澤一方。冰心化清流，故土為玉壺。或許對于一位辭世已近2000 年的廣東先賢來說，這不失為一種最好的歸宿。

【評說楊孚】

如果說，楊孚是南粵本土的第一位先賢，怕不為過。所謂本土，自然是相對于外來。廣東早些年對南粵先賢有過評選，還建立了相應的場館。然如韓愈、蘇轼、包拯等誠然鼎鼎大名，對南粵也确有“開化”之功，但他們來這裡為官的前提，往往是被貶谪、被放逐，很有些委屈或憋屈。寇凖有“到海隻十裡，過山應萬重”句，悲涼盡在其中。

楊孚不然，在京師洛陽為官之後，他是榮歸故裡，甚至帶回洛陽松樹移植宅前。許渾有“煙深揚子宅，雲斷越王台”，以及“河畔雪飛揚子宅，海邊花盛越王台”句，表明至少在唐朝，“揚子宅”即關于楊孚的遺迹已成廣州名勝，可與南越王趙佗的遺迹相提并論。楊孚能夠赢得這一美譽，端在于他的作為。雖然楊孚的事迹和著作隻是散見于曆代典籍之中，然而将這些零星的史料爬梳出來，集結在一起，仍然可以還原出活生生的楊孚形象，尤其是他“吏治必務廉平”的主張，以及在為官方面身體力行所留下的政聲，足令後人景仰。

一個人為國家、為社會究竟做了些什麼，無論如何是不會被埋沒也是埋沒不了的。為塑造南粵文化作出傑出貢獻的外來先賢無疑是值得我們紀念的，與此同時，我們還要光大那些受南粵文化熏陶又反哺南粵文化、為之增光添彩的本土先賢。楊孚正為其一。

——潮白

（原刊載于南方日報2020年1月17日副刊海風版面和南方 客戶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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