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往往是你死我活，而蘇東坡與王安石這對政敵最後竟能走到禮讓和諒解，甚至是相互崇敬的地步，實在令人驚訝。

從宰相之位退下的王安石和蘇東坡有過一次金陵相會，書上這樣記載：“東坡自黃徙汝，過金陵。荊公野服乘驢，谒于舟次，東坡不冠而迎。”（宋·邵伯溫《邵氏聞見錄》 ）

出乎意料的是，這次相逢一個在驢上一個在舟中，兩人分别下驢棄舟，雙腳落地作揖問安，談笑風生。

這種人生場景實在稀少，仿佛一瞬間個人恩怨全部消失，剩下的隻有人之常情，隻有兩個回歸自然的生命。蘇東坡當時還是戴罪之身，在同樣郁郁不得志的騎驢宰相面前，如釋重負。

他們交換詩文，一同吟唱，話舊談新，何等暢快。

他們以不同的方式，步出了那個陰濁小世界。

本文節選摘自張炜新書《斑斓志》，供讀者從不同視角，更多地了解千古奇才蘇東坡。

文 | 張炜

選自《斑斓志》

幹練與豐腴

王安石與蘇東坡有很大不同，兩人在許多方面都是這樣界限分明：一個嚴厲、幹練、果決、冷峻；一個豐腴、溫和、飽滿。但他們兩人都是北宋王朝的能吏與文豪，而且都是清廉為政之人。這兩個人在各自的方向上都有些極端化，好像上蒼有意送給這個時代兩個典型人物一樣，讓他們雙雙對峙，并且在很長時間裡成為不同的概念和符号。不過新黨中的王安石畢竟不同于另一些人，他比周邊的那些同黨要純粹得多，也要深刻得多。他的作為之大以及出發點之純正，都是有目共睹的。北宋的這個時期，以及後來，都深深地烙上了王安石的印記。後來舊黨把宋代的羸弱和凋敝，甚至最後的覆滅，都從那場轟轟烈烈的改革之中尋出端倪，認為是一個久病在身的國體被施用了有毒的猛藥，從此才走向虛敗和潰散。這樣的論斷或許不夠公允。

在新黨一派，有一個人與王安石稍稍接近，其實又是大為不同的人物，這就是後來同樣做了宰相的章。這同樣是一個下手銳利、堅毅不屈、為大宋王朝做出重要貢獻的人。但他遠遠算不得一個純謹和潔淨的人，他身上的那種刻薄和陰鸷，王安石是沒有的。章還不配與蘇東坡作為一個對立的人物加以研究，而這樣的一個人，似乎隻有王安石才可以充當。我們将從他們兩人身上找到太多的同與不同，這也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工作，一項很有意義的工作。

蘇東坡的父親蘇洵對王安石有些苛刻，在這方面蘇東坡是不能苟同的。随着時間的延續，随着那場劇烈的黨争漸告平息、王安石告老還野，蘇東坡也變得理性多了，對待這位曾經高居相位的人寬容多了。王安石也同樣如此。他們之所以在後來能夠有一些交往、有一些非常動人的時刻，也完全是因為一個最重要的人性基礎：二者皆擁有純粹的生命品質，也都是極有趣的人。他們都能夠多多少少地脫離和超越“私敵”的範疇，彼此之間都有一些欽佩在。這對于曾經作為極其尖銳的一對政敵來說，當是一種十分罕見的現象。政治往往是你死我活，而王與蘇最後竟能走到禮讓和諒解，甚至是相互崇敬的地步，實在也令人驚訝。

王福元 蘇東坡

蘇東坡當年對于王安石變法之峻急絕不通融，而且奮力抵抗。王安石就像一塊堅硬的石頭，在舊黨密集的火力之下不僅沒有破碎，而且頑硬如初，成為整個新黨堅實的核心。他具有法治人物最可貴的品質，同時也有這類人物最大的缺憾和特質，即整齊劃一與嚴厲苛責。這一點，甚至在其追随者身上也可以看出端倪。比較一下，我們會發現蘇東坡的所有弟子都呈現出各自生長的狀态，而王安石的弟子卻處處遵循師長，成為一種模闆性格之下的複制品和犧牲品。蘇門弟子中不乏名垂千古的大文人，而王安石的門生中留有文名的似乎隻有一個王令。沒有比藝術創作更需要自主開放和多元包容了，而這種爛漫生長，與法家的那種生硬和強固是格格不入、難以兼容的。弟子皆要服從老師的單一标準和模式，審美志趣也就變得單調，生活方式及政治立場也會如此。

記載中的王安石有許多怪癖，或者說異趣，一如他的為政風格。他是如此樸素如此清廉，但對日常生活之美沒有什麼追慕，竟然可以長時間不洗澡，因髒氣而多被诟病。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卻能寫出那麼好的詩句，成為一個風格特異、意蘊深邃的文人。無論是為文還是為政，他都算得上一個大有成就的曆史奇人。幹練與恪守成為他的短闆，也成為他的特質，使他走向自己的成功和卓爾不群。

王安石和蘇東坡一樣深結佛緣，都對佛經佛理深感興趣。他們都屬于思路清晰、求真求實之人，都關心國政，勵精圖治，恪守儒家治世思想和至高的道德原則，而且都一樣正氣充盈。後來的朱熹評價王安石，認為他文章和節行都高人一等，尤其是在道德經濟這些方面最有作為，隻是對他的用人不敢恭維，說：“引用兇邪，排擯忠直，躁迫強戾，使天下之人，嚣然喪其樂生之心。”（《楚辭後語》卷六）在這個方面，朱熹之論算是公允的。舊黨的代表人物司馬光是王安石從政的死敵，他評價王安石也比較公允，說：“人言安石奸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明·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卷八）在這裡，“不曉事”三個字顯得有趣，不曉事理、不通融，像個執拗的孩子。蘇東坡的摯友和最重要的弟子黃庭堅評價王安石說：我曾經反複觀察過這個人，他真是視富貴如浮雲，從來不貪婪錢财酒色，是一世的偉人。能有這番評價，實在是中肯而感人。

蘇東坡本人對王安石的最高評價表現在《王安石贈太傅敕》一文中：“名高一時，學貫千載。智足以達其道，辯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飾萬物；卓絕之行，足以風動四方。用能于期歲之間，靡然變天下之俗。”這番話铿锵有力，絕無敷衍虛妄之辭。這讓我們想起中國現代的兩個大文人，通常人們把他們作為兩極人物，甚至是不可調和的兩大陣營中的代表人物來對待，就是魯迅和胡适。這種看法其實是一種不求甚解，是出于某種目的而強行劃分出來的兩大“陣營”，實在荒謬之至。他們二人盡管常常表現出不盡相同的文化與思想傾向，那也屬于知識人的“和而不同”。當有人惡毒褊狹、不留餘地中傷魯迅的時候，胡适即大為反感。他後來還說“魯迅是我們的人”，對魯迅給予了至高的評價。古往今來，凡純潔之人總是執守中庸，實事求是，許多時候能夠施以仁慈和公允。這實在是衡量人格的一個重要标準。

比起喜好熱鬧、頑皮多趣而又極願享受物質的蘇東坡來說，王安石的日常生活是那樣樸素。這個人不修邊幅，一件官服可以穿十幾年，對吃的東西從不挑剔。有人曾發現：他坐在飯桌旁，哪個菜離他近，他就隻吃這一個菜。他當年貴為宰相，接待親戚卻未曾大擺筵席，記載中飯桌上隻有一小碟肉和幾塊胡餅，還有一壺酒。被招待者不高興，喝了幾杯酒，把餅掰開，吃掉中間的瓤，剩餘的就扔在桌上。王安石二話沒說，把扔下的部分拿過來吃掉了。這個細節包含的東西太多了，雖然是一個局部場景，但通觀一事，即可以作為他的行為風範去看待了。他去世後留下的遺産極少，其夫人不得不靠親戚的幫助才得以維系生活。王安石一生不近女色，這與蘇東坡也大為不同。蘇東坡對異性的美是敏感的、熱情的，甚至也不乏貪婪，這是他生活中的重要色彩之一。對于世間的斑斓顔色，蘇東坡全都是着迷的、沉浸的，從自然到人生，常處于一種飽覽和探究的狀态，并作為一種性格特征被固定和确認下來。王安石和妻子吳氏相守一生，妻子出于當時的習俗曾給他買來一妾，當這女子前去伺候王安石的時候，王安石卻不無驚訝地問對方是誰？當他知道女子是因欠官債而被迫賣身時，不僅沒有收她為妾，還送了一筆錢幫她還清官債，讓她離去。他的獨生兒子患了精神病，犯病的時候就要打妻子，王安石非常着急，竟說服兒媳和兒子離婚改嫁他人，足可見出理性與仁心。比起蘇東坡，王安石在許多方面實在更接近于一個現代人。

王蘇之分合知恨

王安石和蘇東坡都是世上的大才大用之人，可惜由于酷烈的黨争，使他們愈行愈遠，直到很久以後才有一次會合交集。也就是那時，他們有機會做出相互欽佩之表達。那是王安石告老金陵的時候，他遇到蘇東坡，竟然勸說對方做自己的鄰居，從中可以看出對蘇的喜歡和欽敬。此刻，對一個小自己許多的後輩，王安石表現出那麼多的慈愛、同情和憐惜。而蘇東坡當不會忘記在最危難的“烏台詩案”中，那麼多險惡的政敵想置自己于死地，也正是這個辭去宰相之位回到民間的王安石挺身保護，對皇上大聲疾呼：“豈有聖世而殺才士者乎？”蘇東坡當然會深深地記取，後來對老宰相的一片盛贊大概也與此有關。

在當年，盡管他們作為政敵互相對峙，但靜下心來，王安石尚能這樣評價蘇東坡：“不知更幾百年方有如此人物。”不過他也曾對皇上宋神宗說：蘇轼這個人才能是很高的，但所掌握的學問不正，遵循的道路也有問題，所以應該罷黜。說過之後可能又有不安，對皇帝補充說：蘇東坡這個人不使之曆經困窘，是不能讓他改悔的，不斷了他的一些狂妄念想，以後陛下是沒法使用的。對王安石來講，他這樣做既出于施政的必要，即排除一切阻力，同時又似乎說出了一些實情。他們兩個人都是一世之大儒，可是王安石銳意改革，已經脫儒為法，成為北宋時期以至于後來被不斷肯定的法家人物。所有的法家都是一些堅銳進取、大刀闊斧的開拓式人物，無論初衷如何，最終還是要背離儒家“仁”之要義。比如王安石，竟然昏聩到異常欽佩商鞅之厲行變法，就顯出了極端化的傾向，也透露出一個實用主義者強詞奪理、未能辯證看待曆史人物功過是非的至大弊端。

王安石

新黨人物為了推行新法，不可能充分顧及民衆及國家的承受能力。在王安石和他的同黨來說，對朝廷連年積弊十分痛心，這正迎合了一心要當中興之主的宋神宗。王安石自己也做出了表率，他在日常生活中異常簡樸，絕少物質享受，這在普遍奢靡的北宋上層官僚那兒是一個特例。這就愈加顯示了他的心志堅強和忠貞不渝。蘇東坡對王安石的一切都看在眼裡，一定會感到一些迷惑和費解。如果這兩位能臣和文豪能夠相互借重并互補，北宋也許是另一番風貌了。這将是朝廷之大幸、民衆之大幸。可惜這隻是一個假設。蘇東坡的政敵中，大概王安石算是真正一心為政的人，其身邊的那一夥卻不盡然。也就是這樣的緣故，蘇東坡和王安石最後總還能夠相處融洽，基礎和前提隻能是人的純粹，是道德和人格接近之故。他們同為偉大的詩人和政治家，不過是選擇的道路大為不同。

蘇東坡談到王安石的文和人，曾經說了一段極有洞悉的話：“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實出于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顔淵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葦，此則王氏之同也。”（《答張文潛書》 ）他在這裡将孔子頌揚了一番，如此聖人尚不能讓人人皆遵循同一标準，比如同樣是得意弟子，顔回和子路是那樣地不同，而聖人卻能夠容忍這一切，并且讓其按照自己的特性去發展。在這裡，蘇東坡将王安石過人的優點和長處，還有深刻的弊端，都說得非常清楚，且算公允。

他認為王安石所實行的改革，不過是“悍石猛藥”，最後一定會贻害無窮，但同時又并不認為王安石的改革一無是處。特别是後來，當他在幾個任所經過了諸多實踐，深入民衆親手處理無數瑣事之後，就更加認同了變法的某些長處。在關于王安石和蘇東坡的争執方面，特别是蘇東坡對新法的态度，曆來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有人認為蘇東坡後來有很多悔悟，另有人認為他毫無悔悟，所有類似的表達不過是為了遮人耳目，為了皇上高興才做出的表達，說白了，不過是一種明哲保身的技巧和方法。但此一說經不得推敲之處，在于蘇東坡于舊黨得勢、司馬光身為宰相時的表現。這個時期他似乎可以全力附和與協作，而恰好相反，在複辟舊法之時，他卻做出了另一種選擇：以親身經曆對舊黨執政者尖銳地指出新法“不可盡廢”。這就有力地表明，蘇東坡之前對新法的一些正面評價，完全是出于真心實意。這其實正是他人生當中最有光彩的一筆，是一個不同于那些庸常機會主義者的關鍵之點。

再後來，蘇東坡成為一個身居高位的執政者，這時王安石已經病逝了。蘇東坡在日常宮廷生活中，還有過一些針對昔日政敵王安石的言論，其中有的也非常嚴厲。隻有這個時刻，我們才能夠看到他對于當年可怕的遭際仍有恐懼和恨意，情感多少代替了理性。

像蘇東坡這樣一位傑出人物，偶爾也要被所謂的“人之常情”所蒙蔽和幹擾，是非常可惜的。

書生為真勇

記載中，告退金陵的王安石每次遇到從蘇東坡貶谪之地的來人，一定要問一句：“子瞻近日有何妙語？”可見這位對蘇東坡一生造成重創和傷害的宰相，對作為政敵的蘇東坡畏懼和忌憚，但對一個擁有無限創造力、才情煥發且敏悟多思的詩人，又好奇和喜愛。有一次某位朋友帶來蘇東坡的新作《勝相院經藏記》，文章裡使用了陶淵明《歸去來兮辭》中“覺今是而昨非”之句，顯然是從禅修的角度回視過去，檢讨反思招緻災禍的内在原因。文中，蘇東坡把自己的執着與強辯歸結為四個字“強恨自用”，說：“我今惟有無始以來，結習口業，妄言绮語，論說古今是非成敗，以是業故。所出言語，猶如鐘磬。”說自己在這個過程當中，“如人善博，日勝日負，自雲是巧，不知是業”。

王安石看過此文大為贊歎，對蘇東坡非常欽佩，但指出該文應改一字：“日勝日負”要改為“日勝日貧”。此語傳至蘇東坡，詩人即欣然提筆改“負”為“貧”。一字之易讓人思索良多：比起“負”字，“貧”之含納就更加複雜。“貧”是貧瘠、貧困、貧窮，當然這裡不是指财富，也不是指處境，而是指生命的中氣。它消耗的是生命中具有創造力和堅持力的根本的東西，唯有它支撐着一個生命的遠行，沖破千難萬險，向着一個目标。

在王安石眼裡，在後來蘇東坡的覺悟裡，這個“貧”字活畫出一個人步步趨近的那種尴尬、無助、難以為繼的窘迫境地。蘇東坡把縱情激辯、不停的言辭相搏視為“口業”，這在佛教經義裡是多麼重的一個詞。在這種非常嚴重的認識中，蘇東坡感到了無比的沉重，所以他才能認王安石為“一字師”。

“貧”是耗的結果，耗掉了生命中最寶貴的生長的汁水。哪怕稍有虛榮心和求勝心，這種“耗”都會不斷地加劇。失于競勝，耗掉真氣，究竟用多少時間、多少失敗堆積起來，才會讓一個人大徹大悟地沉默下來。這種沉默會讓對方喘息，留給對方一個反省和自覺的空間，也給自我來一個寬松和尋索求證的機緣。這種沉默會使雙方視為一種休戰的狀态，各自免除沖動，理性也将慢慢回歸。除了朝堂政争之外，這種“日勝日貧”還貫穿在生活中的一切方面。求勝之心總會把人引向虛妄，無論對方才華多麼盛大，勢力多麼強悍，都難免被這種競勝之心耗貧、耗光。“貧”字活畫了人生，它應該成為始終的生命警示。

王安石一生曆經兩次罷相，飽嘗仕途冷暖，由此看出他不愧是一個目光銳利的洞徹之人、一個大徹大悟之人。所以蘇東坡曾稱他為“野狐精”，這并非世俗意義上的貶語，而是指一代名相的心靈和城府、一切皆收眼底的細密心思。王安石說蘇東坡“日勝日貧”之時，又何嘗不是在提醒自己。作為一介書生，即便是真勇，也要有一個好的去處。

千年以來，人們是如此地喜愛蘇東坡，其機智诙諧、樂觀通達、多才多藝和品咂生活的高超本領，令無數人心曠神怡。北宋大文人的詩酒風流在今天這個物質主義時代釋放出了更大的魅力，這與其他中國古典詩人相比差異明顯：不僅沒有因為高古而造成疏遠和隔膜，反而引起了越來越多的關注。

本書将蘇東坡豐富曲折的一生分成了七個相對獨立的單元。循詩人的生命軌迹尋覓，阡陌縱橫迂回逶迤，好像跟定了一個全新的導遊。從“不自覺的強勢”“真僞自由書”“一生刑賞”到“從嬌客到棄石”“煎耗養頹”“直擊淪落客”“異人三視”，最後再到“不可套語解東坡”“走不出的迷宮”，近一百三十個标題，每題都緊扣獨思，撥動心弦。

——濂旭

盡管蘇東坡命運多舛，坎坷無盡，從高巅滑下深谷，但他絕對不是一個失敗者。他是作為一個頑強抗争、百折不撓的形象，屹立在曆史塵煙之中。他以區區六十餘年的生命，創立萬卷詩章、三州功業，更有功業之外的累累碩果。

——張 炜

張炜，當代作家，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山東省栖霞市人。1975年開始發表作品。

2020年出版《張炜文集》50卷。作品譯為英、日、法、韓、德、塞、西、瑞典、俄、阿、土、羅、意、越、波等數十種文字。

著有長篇小說《古船》《九月寓言》《刺猬歌》《外省書》《你在高原》等21部；詩學專著《也說李白與杜甫》《陶淵明的遺産》《楚辭筆記》《讀詩經》等多部。作品獲優秀長篇小說獎、“百年百種優秀中國文學圖書”、“世界華語小說百年百強”、茅盾文學獎、中國出版政府獎、中華優秀出版物獎、中國作家出版集團特别獎、南方傳媒傑出作家獎等。

近作《尋找魚王》《獨藥師》《艾約堡秘史》《我的原野盛宴》等書獲多種獎項。

《蔣勳日曆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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