衆所周知，吳承恩是古典文學名著《西遊記》的作者，但我們梳理明清以來各種古代版本的《西遊記》，要麼署名丘處機，要麼注明華陽洞天主人校，要麼沒有作者姓名，沒有一部署有吳承恩的名字。這究竟是怎麼回事？難道吳承恩不是《西遊記》的作者？

吳承恩

《西遊記》作者之謎

《西遊記》的作者究竟是誰？幾百年來一直是文學史上的一個懸案。現存最早的《西遊記》刊本世德堂本卷首載有一篇序言，談及《西遊記》作者時這樣說：“《西遊》一書，不知其何人所為。”這篇序言是研究《西遊記》的重要資料，告訴我們這樣一個信息：世德堂本刊刻時，就不知道《西遊記》是何人所寫。

據史料記載，中國第一部記錄唐僧取經的書籍是《大唐西域記》，是由唐代高僧玄奘口述，其門徒記錄編纂而成的，記述了玄奘西行途中的所見所聞，是一部描繪西域諸國風土人情的地理類典籍，與今天的《西遊記》風馬牛不相及。後來玄奘的徒弟又撰寫了《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描寫玄奘取經途中的艱難，渲染了部分宗教和神話傳說，但這還不是小說，隻是僧侶傳記而已。此後曆經五代、宋、元、明幾個朝代，唐僧取經故事經過說書藝人和民間百姓的長期創作、加工，最後經文人潤色、定型，最終成為中國古典文學的一顆明珠，這就是今天百回本的長篇小說《西遊記》。

《西遊記》的作者問題在學界始終存在着争議，除吳承恩外，目前還有以下幾種說法。

一、丘處機說。

讀過金庸小說的人一定對丘處機這個名字非常熟悉，他是生活在宋末元初的一名道人，号長春真人。在《射雕英雄傳》和《神雕俠侶》中，丘處機被描繪成一位武藝高強、抗金護民的民族英雄，這也讓他在中國成為一名家喻戶曉的武林人物。

《西遊記》在明代風行于世後，各種版本都不署名，入清後盛傳《西遊記》為邱處機所作，這在當時影響很大。之所以出現這個說法，是因為邱處機曾遠赴西域，其弟子以此為題材寫了本《長春真人西遊記》，簡稱《西遊記》。後世誤将丘處機的《西遊記》與小說《西遊記》混為一談，認為邱處機是小說《西遊記》的作者，有清一代流行的刊本都沿襲了這一說法，所以此說流傳甚廣。

二、李春芳說。

《西遊記》研究者沈承慶認為《西遊記》作者應為明嘉靖年間宰臣李春芳，沈的考證很繁瑣，簡單說來其依據無非兩點：一是世德堂本《新刻出像大字官闆西遊記》卷首注明本書為“華陽洞天主人校”，而李春芳原籍江蘇興化，嘉靖年間狀元及第，後累官升至宰輔，年輕時曾在江蘇華陽洞讀書，其号即是“華陽洞天主人”；二是《西遊記》第九十五回有一首詩：“缤紛瑞霭滿天香，一座荒山倏被祥；虹流千載清河海，電繞長春賽禹湯。草木沾恩添秀色，野花得潤有餘芳。古來長者留遺迹，今喜明君降寶堂。”沈認為這首詩的第四、六、七句中暗含“春芳長者留迹”之語，和卷首“華陽洞天主人校”相呼應，證明《西遊記》為李春芳所撰。

至于明《淮安府志》所述邑人吳承恩作《西遊記》一事，沈承慶認為吳承恩寫的其實是《西湖記》，被誤記為《西遊記》。

三、其他說法。

除了丘處機和李春芳，《西遊記》作者還有其他一些說法，比如開封周王府後裔說、明嘉靖年間大臣唐順之說等等。毋庸諱言，這些說法目前都還缺乏令人信服的證據和資料支撐，在《西遊記》研究領域影響也不是很大，在此就不再一一贅述了。

胡适和魯迅的考證

1920年代初，胡适和魯迅幾乎同時考證出明代文人吳承恩是長篇小說《西遊記》的作者，他們的意見得到當時文學界和學術界的認可，此後出版的《西遊記》，也根據他們的考證正式署上了吳承恩的名字。

《西遊記》連環畫

其實早在胡适、魯迅之前，清代文人吳玉搢和阮葵生就已确認吳承恩是《西遊記》作者，他們根據淮安地方史志的記載和小說中使用的淮安方言，提出作者就是淮安人吳承恩，但他們的考證未得到主流社會的認可。

1921年，胡适曾為《西遊記》寫過一篇序言，後來他又得到一些新資料，于是重寫了一篇《<西遊記>考證》。《西遊記》再版時，胡适将以前的序言和後來的考證合二為一，形成了一篇完整的《<西遊記>考證》。

胡适在文章中指出，“現在《西遊記》的作者是一位‘放浪鑄酒，複善諧谑’的大文豪”，胡适認為這個大文豪就是吳承恩。1924年7月，魯迅在陝西講學時說：“《西遊記》世人多以為是元朝的道士邱長春著的，其實不然。邱長春自己另有《西遊記》三卷，是紀行，今尚存《道藏》中，唯因書名一樣，人們遂誤以為是一種。……實則作這《西遊記》者，乃是江蘇山陽縣的吳承恩。”

胡适1921年為《西遊記》作序時還不知道《西遊記》作者是誰，但對流行的丘處機說一直持懷疑态度。後來胡适四處搜集資料，深入考證，并與魯迅反複斟酌、商讨，最後在《道藏》中發現了丘處機的《長春真人西遊記》，兩人向外界宣布了他們的這個發現：邱處機的《西遊記》并非百回本的長篇小說《西遊記》。胡适和魯迅這個發現是《西遊記》研究領域的一個重大突破。

長篇小說《西遊記》

否認了丘處機後，胡适和魯迅考證出《西遊記》真正作者是淮安儒生吳承恩，其主要依據是明代天啟《淮安府志》、清康熙《淮安府志》、同治《山陽縣志》和《石亭記事續編》《茶餘客話》《山陽志遺》等文人筆記。但後人對此卻有個疑問，中國古代地方史和正史從不記載通俗小說，《淮安府志》等史書為什麼會例外呢？況且《淮安府志》也沒有明确說明吳承恩的《西遊記》就是章回小說《西遊記》，這也是人們對胡适和魯迅《西遊記》研究最主要的诟病之處。

胡适與魯迅的《西遊記》研究雖然都是獨立進行，但他們的觀點和内容卻非常接近，兩人也經常交換、借重資料。據《魯迅全集》記載，魯迅曾緻信胡适：“适之先生：關于《西遊記》作者事迹的材料，現在錄奉五紙，可以不必寄還。”胡适也曾說過：“現承周豫才（魯迅）先生把他搜得的許多資料鈔給我，轉錄于下。”可見，胡适和魯迅雖然政治觀點不太一緻，對于學術研究，兩人還是相互援手且無任何私意的。

吳承恩其人

與曹雪芹、蒲松齡等明清小說家的命運相似，吳承恩也是個不得志的窮儒生。為什麼文人才子多貧寒之士？這個問題值得有心者研究。

吳承恩以文學和書法名世，據說淮安一帶“金石之文多出其手”。1975年1月，吳承恩父親吳銳的墓碑在淮安出土，其墓志銘就是由吳承恩“撰次并書篆”的，墓志銘中這樣寫道：“先世漣水人，然不如何時徙山陽。遭家窮孤，失譜牒，故三世以上莫能詳也。曾祖諱鼎；祖諱銘，餘姚訓導；皇考諱貞，仁和教谕。”

墓志銘中所說的曾祖、祖、皇考，都是以吳承恩父親吳銳的身份來說的，從這段文字裡，我們知道吳家先祖原居漣水，後來才搬到淮安。吳承恩祖上何以為生不得而知，隻知道他的曾祖和祖父在浙江餘姚和仁和（杭州）當過“訓導”和“教谕”之類的小官，吳氏家族并未出過顯赫的大人物。

《淮安府志》中有一些關于吳承恩的記錄，說他“性敏而多慧，博覽群書，為詩文下筆立成”，這可能是一些溢美之言，實際上吳氏科舉不順，中年才補上歲貢生，後流寓南京，貧困潦倒。吳承恩晚年出任浙江長興縣丞（相當于今天的副縣長），後又擔任過荊王府紀善（明代藩王屬官，掌講授之職），當時荊王封地在今湖北蕲春一帶，距江浙路途很遠，不知吳承恩為何謀得此職，不過吳氏後來葉落歸根，去世後葬于家鄉淮安。

1970年代中期，吳承恩及其父吳銳之墓同時被盜，當時人們隻發現了吳承恩為父親撰寫的《先府賓墓志銘》，并沒有見到吳承恩的棺材，所以不知吳承恩墓也已被掘。後來文物部門發現刻有吳氏官銜“荊府紀善”的棺材前擋闆，這才找到吳承恩墓地，并以墓地為中心，修建了吳承恩墓園，供人們瞻仰、懷念。

最近看到一則消息，為紀念和弘揚吳承恩的文學成就，《人民文學》雜志社與吳氏故裡江蘇省淮安市淮安區日前共同設立了“吳承恩長篇小說獎”，向社會公開征集正式出版的長篇小說。

也許，這才是紀念這位文學先輩最好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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